輕推的力量：瑪雅·尚卡談如何改變人們的思想

當瑪雅·尚卡（Maya Shankar）還是個小女孩的時候，她做夢也沒想到自己會成為穀歌公司的行為經濟學高級總監，或是在奧巴馬總統領導下擔任白宮行為科學團隊的負責人，或是主持自己的播客節目《計畫的細微變化》（ A Slight Change of Plans）。

她的少女時期成長在成為世界級小提琴家的路上。她被著名的茱莉亞音樂學院錄取，並在傳奇人物伊紮克·帕爾曼（Itzhak Perlman）的指導下學習音樂。但在她15歲的時候，一次嚴重的手傷使她前途光明的事業一落千丈。

她在與沃頓商學院運營、資訊與決策科學教授凱蒂·米爾克曼（Katy Milkman）訪談時說：“我必須很快找到一條新的道路，同時也要努力重新發現我是誰。因為在那之前小提琴對我的定義太多了。”米爾克曼是一位行為科學家，最近出版了一本新書《從你的現在到你想要的狀態的科學改變方法》（How to Change: The Science of Getting from Where You Are to Where You Want to Be）

尚卡分享了她轉向行為科學這一職業道路的故事。行為科學是一門覆蓋面廣泛的學科，研究人類決策的錯綜複雜性（您可傾聽英文版頂部的完整訪談）。

“對於一個孩子來說，那是一個有趣而又艱難的挑戰，”米爾克曼對尚卡說，“如果你沒有經歷手傷這樣的挫折，你可能不會對我們需要改變時的反應方式如此感興趣。”

上图为瑪雅·尚卡

學術殿堂之外

作為一名成績優異的認知科學學生，尚卡從耶魯大學本科畢業後，繼續攻讀學術，並獲得牛津大學的羅德學者博士學位。她在斯坦福大學的博士後站做研究時，她至今清晰記得有這樣一個時刻：她在一個沒有窗戶的實驗室地下室裏呆了幾個小時，對一個受試者進行腦部掃描，但是她卻突然意識到自己對坐在她面前的這個人一無所知。

“我現在雖然在仔細觀察這個人的大腦，但我不知道他有多少孩子。我對這個人的愛好一無所知，我只是覺得以我的個性來說，我需要扮演一個更社交一些的角色。我不知道接下來我應該做什麼？如果一個認知神經科學的博士後不成為教授，他們該做些什麼？”

隨後她與一位導師的對話開啟了公共政策職業的大門。在聯邦政府，人們正在進行有趣的工作，研究如何通過神經科學促使人們做出積極的行為。尚卡想辦法爭取到與奧巴馬的科學顧問面談，並成功地提出了組建白宮行為科學團隊的想法。

她說：“為了組建這支隊伍，我必須充滿鬥志。”就像在父母的地下室裏創業一樣。我必須激發我在政府機構合作夥伴的足夠興趣，以便讓他們願意與我合作。沒有人告訴他們必須用這些神經科學的方法。我必須要說服他們，他們應該這樣做，這對他們的專案是最好的選擇。”

奧巴馬簽署了一項行政命令，將該部門正式化，即使他卸任後這個部門仍將繼續存在。尚卡和同事們解決了一系列問題，包括與退伍軍人事務部合作，研究如何鼓勵退伍軍人參與一項計畫幫助他們退伍後向平民生活過渡。

“我們只能在固定的專案預算內做出一些改變。例如，只是在一封行銷郵件中更改了一句措辭。尚卡說，我們沒有告訴退伍軍人他們‘有資格’參加這個專案，而是簡單地提醒，他們是通過多年的服務贏得這一資格。這一微小的變化導致參與率提高了9%。”尚卡將其歸功於“捐贈效應”：當人們覺得自己通過努力贏得了某樣東西時，他們會更加珍惜。這種感覺也產生了對損失的強烈厭惡。

 “讓一個人改變主意是多麼的困難，這讓我既感到謙卑，也讓我對過去十年在這個領域所做研究的深受鼓舞。”—瑪雅·尚卡爾

新的階段 

在拜登總統的領導下，白宮的社會和行為科學團隊繼續存在，現在叫“評估科學辦公室”（Office of Evaluation Sciences）。但尚卡已進入她職業生涯的一個新階段。她於2017年加入穀歌公司，並在今年開始製作一檔她自己的播客節目。

她的播客節目由普希金工業公司制作，靈感來源於她自己的經歷。播客的名字被稱為“計畫的輕微改變”（A Slight Change of Plans）。尚卡和她的客人進行親密交談，討論他們是如何應對生活中的挑戰和變化。

到目前為止，她的客人包括女演員蒂芙妮·哈迪什（Tiffany Haddish），她直言不諱地講述了自己的童年經歷，包括在寄養制度中受到虐待和不穩定的生活；達裏爾·戴維斯（Daryl Davis），一位黑人爵士音樂家，在上世紀80年代初曾與三K黨的一名成員有過交往，他的生活之後發生了變化。但戴維斯最終努力說服數十人脫離三K黨。

“當我第一次想到播客的想法時，我腦子裏就有達裏爾的故事，”尚卡說，這是一個了不起的改變的故事，因為他不僅改變了自己的生活……他還努力改變了別人的想法。這是一個內涵豐富的關於變化的故事。”

米爾克曼問尚卡，在從事人類行為研究不同領域的工作期間，她獲得了哪些最深刻的見解。尚卡爾毫不猶豫地說，改變人心是極其困難的。核心信仰、價值觀和意識形態是人們如何看待自己和周圍世界的根本。這正是戴維斯與種族主義作鬥爭的故事讓她如此感興趣的部分原因。

她說：“讓一個人改變主意是多麼的困難，這讓我既感到謙卑，也讓我對過去十年在這個領域所做的研究深受鼓舞。我認為，鑒於我們目前的政治氣候以及人們的分裂感，這一點變得越來越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