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應湘是土生土長的香港人，1958年畢業于美國普林斯頓大學工程學院。當時美國正經歷著一場巨大的變革。艾森豪政府為儘快幫助美國經濟走出二戰後的低谷，在全美推行大規模的公路建設項目。這些基建投資導致六十年代美國的房地產市場急速繁榮，郊區居民數量急劇增加。1969年，胡應湘創建了香港合和實業有限公司（Hopewell Holdings）。這是一家從事土木建築的公司，以他學生時代居住過的一個新澤西小鎮命名。當中國為促進經濟增長在七十年代末期推行改革開放政策的時候，胡沒有忘記美國的經驗教訓。他指出，中國需要建設高速公路。假如沒有高速公路，中國就無法實現現代化。而在當時的時代背景下他的觀點卻遭到眾人的嘲笑與懷疑。
今日的中國已是今非昔比。在快速發展基礎設施的推動下，中國的經濟增長速度已經躍居全球之冠。作為香港合和實業有限公司的董事長，過去三十年來胡應湘一直是中國大陸以及香港的公路、電廠和橋樑建設的領導者。此外，他還管理著合和公路基建有限公司（Hopewell Highway Infrastructure）等合和集團旗下的幾家子公司。合和集團的業務包括房地產開發、租賃和酒店等。1997年，英國伊莉莎白女王授予胡應湘爵士稱號，以表彰他為亞洲基礎設施建設做出的巨大貢獻（以及他創建了亞洲規模最大的土木建築公司）。菲律賓前總統菲德爾·拉莫斯（Fidel Ramos）曾經將他稱為“點燈的人”（the man who turned on the lights）。
5月26日，胡爵士在香港舉行的沃頓全球校友論壇上發言，暢談他個人對中國經濟發展的看法。本次論壇的主題是“資本主義道路中的坎坷浮沉。”以下是編輯過的發言內容，以及胡爵士對觀眾問題的解答。
中國的過去
回顧1949年至1979年的三十年間，大家一定還記得1958年的大躍進，之後的文化大革命以及其他一些經濟政策。所以如果大家對法國大革命（巴黎人結成公社談論自由、博愛與平等）有深入的瞭解，就一定知道公社沒有能夠成功。
毛澤東的理想是實現人人平等，同時這也是約瑟夫·史達林的理想。他們最後都成功了，因為國民都窮的比較平等。當時有資料提到中國當年的外匯儲備可能只有區區200萬美元。而今天，中國的外匯儲備已經達到1.2萬億美元。
在那三十年的光陰中，香港和臺灣人民別無選擇，只能埋頭努力發展經濟。香港和臺灣的經濟就是在這三十年的時間裏迅速崛起的。
幸運的是在1978年的嚴冬時節鄧小平走上領導人的位置，開始大力在中國推行改革開放政策。我清楚地記得當時我認真閱讀了他的講話，並且在心裏不斷揣摩其中的含義。過去有錢的人被稱為資本家，而鄧小平突然說，“歡迎來中國投資”。看起來這不太對啊。
於是我開始仔細閱讀他的講話，當我讀到第四遍的時候，我突然意識到這其實就是1868年日本明治維新的翻版。當時的明治還只是個不諳世事的孩子，但周圍輔佐他的都是賢士智者。他們意識到日本不改革就沒有出路。於是他們開始派遣學生和工人到海外學習。總而言之，當時的日本進行了全面的改革，開始重新建立教育制度，實行君主立憲制並大力發展工業。31年後日本以嶄新的面貌在亞洲崛起。所以我認為鄧小平的改革開放政策其實就是明治維新的翻版。當時我在想，倘若鄧小平是誠心誠意推行改革，中國就能真正取得成功。當時我的觀點是只有一種方法可以找出真相：那就是到中國去，親眼看看他們是否真的開始改革。
那時候人們笑話我，認為我太過冒險。但我仍然主意堅定，因為我知道香港的未來與中國大陸的未來都是緊密相連的。1997年香港將要回歸中國。在英國離開之後可以保持香港穩定的方法之一就是幫助中國發展經濟，只有這樣香港才會有美好的未來。當時我的想法就是這樣。
中國的今天
28年過去了，讓我們來看看2007年的中國。現在中國的外匯儲備是1.2萬億美元。1978年，20%的中國人生活在公社裏，實現了人人平等，但是人人都一樣的貧窮。現在中國的富人很多。並且有43%的人口生活在城市中，我敢打賭說未來20年後，中國將出現世界上前所未有的城市化浪潮。城市化人口將高達80%。這對於我而言是前所未聞的。我給大家講個例子：當我1979年第一次去深圳工作的時候，那個城市只有八萬人，而現在深圳有1000萬人口。僅僅20年的時間湧入城市的人口就有如此之多。
中國的經濟發展是從製造業開始的。當然，中國還有穩定的政府；中國共產黨一党統治，雖然有時有些波折，但總體而言政治很穩定。穩定的政治環境和自由的經濟政策相結合，當然是在政府允許的自由範圍內，使得中國能夠取得今天的成就。
我想中國之所以獲得如此巨大的成功要歸於那三十年間中國經歷的苦難。回想當年的情景，我們不會再重蹈覆轍，我們會遵循經濟原則。那麼要遵循怎樣的經濟原則呢？有個美國人曾經直言不諱地闡釋過這個原則，這個原則也確實發揮了作用，而且將來還將繼續發揮作用。這個美國人就是J.P.摩根（J.P.Morgan），他指出如果想賺錢，要麼就提供資本，要麼就提供服務。現在中國所做的就是作為全球的製造業中心提供服務。在一開始，工廠老闆在香港，他們幫助大陸走上了發展製造業之路。當然中國人非常聰明，過去二十年來他們迅速掌握了新技術，而這就是為什麼中國今天的製造業能夠遍地開花。
我認為中國在1997年處理亞洲金融危機的手段很好。泰國聽了IMF（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建議，印尼聽了IMF的建議，讓本國的貨幣大幅貶值，最後陷入一片混亂之中。我記得當時一般是3000印尼盧比或以上兌1美元，但僅僅一夜之間就跌到10000盧比兌1美元。馬來西亞覺得對沖基金經理和外匯交易員簡直就是現代的強盜，他們正在瘋狂地掠奪國家的財富。於是馬來西亞採取措施控制貨幣。結果是，馬來西亞如今仍然保持著相對穩定的狀態。我一直在關注中國的副總理吳儀與美國財政部長亨利·保爾森的會晤。我認為中國不會聽從美國的建議讓人民幣升值。我認為中國會繼續執行自己的政策。
中國的未來
我認為中國的未來取決於幾個因素：城市化的步伐很快，而且將來這股趨勢還將繼續下去。我們來看看房地產的價格：房地產的價格總是取決於以下幾點：首先是供給與需求，其次是國民的人均收入水準，最後是抵押貸款的可行性。假如所有這些因素都是有利的，房地產的價格就會上漲。所以假如你在中國的城市投資房地產，你將能夠賺錢。
中國仍然需要許多基礎設施和硬體建設，包括電信、發電站、高速公路、酒店等等。這些硬體建設很容易，但在1979年當我第一次來中國和中國領導人商談投資基建的時候，卻是頗費周章。我告訴他們其實基建是最簡單的，譬如當我力勸他們在中國修建高速公路的時候，我的理由是假如沒有交通設施，現代化就不能完成，經濟發展也就不可能走上正軌。
中國今天的高速公路總長度已達4萬公里，僅次於美國7.5萬公里長的州際公路。目前對於電力、鋼鐵和銅的需求相當高。中國的需求帶動著整個全體市場的發展。城市化的發展當中蘊含著巨大的商機。
然而，中國要維持目前的發展速度，僅有硬體，比如公路，橋樑和發電站還遠遠不夠。中國必須大力進行軟體建設，包括改革教育與立法制度，最重要的是建立獨立的司法體系。後者對於一個發展中國家保持社會秩序相當重要。但遺憾的是，軟體建設可能還要再花上三四十年的時間才能完成。
中國將會需要許多的服務。整個國家需要大力改善衛生醫療、人壽保險和退休福利。而這其中就蘊藏著無限的商機。中國確實非常善於拷貝，並且長於利用香港的優勢。他們的企業來香港證交所上市，這個舉動非常明智。我希望吳儀等官員不要讓人民幣自由流動，而是按照正常步驟讓它逐步升值。
至於香港的未來，只要香港人瞭解中國目前的現狀，並不斷尋找機會提供中國需要的產品和服務，我們6800萬香港人就會賺得盆滿缽滿。我們也不會有人失業；我們的前景一定非常美好。
過去中國人的腦子裏根本沒有公司治理、知識產權的概念。而現在這些概念就和保護環境一樣已經成為廣受矚目。有時候美國對中國有些不耐心，但是我們應該告訴美國國會：“羅馬非一日能建成。要給中國一些發展的時間。如果你看到了現代的中國，那麼回想一下1978年12月那個決定命運的深夜，鄧小平宣佈實施改革開放政策。28年之後，我們都親眼目睹了中國的成就。所以為什麼不再給中國28年的時間？”在那時，中國將成為世界秩序的一部分，它將是人類有史以來發展最快的國家。
事實上，中國的13億人民已經發生了變化；他們努力擺脫貧困，迅速走上繁榮發展的道路。我對中國的未來充滿信心，我想告訴在座各位，中國充滿著機遇。你要做的正如摩根所言：要麼投入資金，要麼提供服務。我在實際工作中把J.P.摩根的建議稍做了修改，那就是我既投入資金也提供服務，這就是我可以賺錢的訣竅。
胡爵士的觀點
在發言結束後胡爵士回答了觀眾的部分提問，包括中國的交通系統以及香港的未來。有一位觀眾想知道胡對中國高速鐵路建設的觀點。他的回答是交通設施是中國未來發展中非常重要的因素。“當有大量人口湧入城市，在城市裏以及城市之間快速流動的時候，交通就成為亟待解決的問題，”他說。“我認為建設大眾交通體系將成為中國最大的生意之一。目前國務院正在大力發展城際交通。他們修建了高速鐵路，這很好。開通高速列車事出有因。交通不能完全依賴飛機，因為當兩點距離為600至800公里時，飛機的效率比不上高速列車。至於如果你想知道為什麼城市的大眾交通很重要的話，看看中國的人均轎車擁有量，每百人仍舊只擁有幾輛轎車；而美國每百人就擁有67輛轎車。”
胡解釋說他的公司目前正在廣州郊區建設一個大眾交通項目。“這個項目非常具有創意，可以為土木工程師節省許多成本。”他認為，“如果和房地產開發結合在一起，專案融資應該不會太難。譬如，美國人19世紀修建鐵路的時候，政府就告訴地方貴族只要他們修建鐵路，就會在每側獲得一平方英里的土地。”從而吸引他們投資修建鐵路。胡補充說大眾公交的概念就是為了大眾提供服務，因此任何政府都不應該在大眾公交項目中賺錢，“如果大力建設公眾交通的話，將會有利於改善健康福利、解決交通堵塞問題、改善環境等等利益。”
另一位觀眾問道美國應該如何重構競爭力以更好地向中國銷售商品和服務。胡爵士回答說衝突並非解決之道。“假如我是美國總統，除非美國能以更低廉的價格提供與中國同樣甚至更好的服務，否則我就不會與中國談判。我們可以製造出很多中國沒有的商品，然後出口到中國，讓他們從中受益，譬如軟體，藥品，還有金融服務。”美國所需要做的就是找出中國人的需求，然後出口給中國。他補充說迫使人民幣升值不是答案。“為什麼就不可以讓美元貶值呢？”他問道，“所以這不是解決問題的辦法。真正的辦法是提供有效的實際的服務給中國。但無論如何，花2000億美元攻打伊拉克是件非常愚蠢的事情！
還有一位觀眾問道香港在中國未來幾十年的發展中將發揮怎樣的作用。“香港將發揮極大的作用，”胡回答說。“對於香港而言是現在是前所未有的良好機遇，但前提條件是我們內部不能發生紛爭。今天的香港與文革時期的中國很相似。六七十年代時期，中國人每天都把精力花在階級鬥爭等問題的爭論上，而當時的香港人卻在埋首創造創富。那麼現在我們又為何要浪費如此多的精力來爭論呢？看看我們花費了數以百萬的錢在爭論上。這是香港人應該避免的事情。假如這種狀況持續下去，香港可能會錯失發展機遇。”
&
Join The Discussion
No Comments So Fa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