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通货膨胀：多高才是太高？

一个经济体要能够消化不断上涨的价格却又不能酿成资产价格泡沫，是全球经济学家一直热议的主题。既要助推经济增长，同时又不能让价格失控，所以，政策制订者在管理货币体制时，面临着一个不断发展的迷局。现如今，没有哪个地方面临的挑战比中国更为紧迫。为了抵御两年前开始的全球金融危机，中国发放了数额庞大的刺激性贷款，使得过剩现金大量涌入了这个经济体，以期获得比将资金留在银行账户以及投入沉闷的当地股票市场的收益更高的投资回报。而大幅飙升的国际商品价格，与天气状况密切相关的食品价格，以及人民币升值控制措施的溢出效应，都让北京抵御通货膨胀的战斗更加复杂化了，而且也对低成本时代的终结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对中国人来说，每次通货膨胀率的大幅飙升，都会很自然地想到两个景象，一个是20世纪初居民用小推车拉着近乎一文不值的大量钞票的场景，另一个是1989年，当时通货膨胀率高达两位数。近来的事态同样触目惊心：新发布的数据显示，4月，消费者物价指数（CPI）比去年同期上涨了5.3%，只比32个月的高点、3月份5.4%的上涨率稍有降低。非食品价格上涨了2.7%，而食品价格则飙涨了11.5%，是连续第六个月涨幅超过10%。

中国领导人对居民购买力受到的侵蚀深表关切有许多理由。首先，物价的上涨是对人们物质利益的剥夺；另外，物价的上涨也成了公众感到不满的另一个理由。在卡车司机因不满费用和油价的上涨而举行的抗议活动中，上海政府迅速做出了让步，凸显出了政府避开任何麻烦的敏锐。同时，在全国范围内，私营部门和公共部门的工资也均有所上涨。

更长时间的等待

政府希望将今年的平均通货膨胀率控制在4%以下，但是，很多人认为，消费者物价指数在接下来的几个月中会保持在5%以上的水平。4月的数据刚刚公布，瑞银集团（UBS）中国经济研究部门的负责人王涛就预测说，5月和6月，消费者物价指数仍将高于5.5%。她认为，继今年年初以来第五次提高银行存款准备金之后，央行在夏季之前两次提高利率的举措，旨在放缓借贷，并减少资金在这个经济体中的过剩流动性。

约翰霍普金斯大学（John Hopkins University）中国问题研究专家皮耶特·鲍泰利（Pieter P. Bottelier）教授认为，（中国的通货膨胀问题）不会很快得到解决。“今年的通货膨胀情况可能会所有缓解，但是，通胀率不会降低到政府期望的水平，部分原因在于这个经济体中存在的巨大过剩流动性。”他谈到。

鲍泰利认为，通过紧缩货币政策来解决这个问题，可能至少还需要一年的时间，特别是考虑到存在非正式借贷，也就是所谓的“影子贷款”（shadow lending）的情况。惠誉国际评级公司（Fitch Ratings）估计，2010年，由这个国家很少受到监管的非银行金融机构和其他类型的机构发放的这种“灰色市场”（gray-market）贷款超过了3万亿元（4，610亿美元）。

“主要原因在于，2009年和2010年两年，由正式机构和非正式机构发放的贷款数量均远远高于政府最初的计划。”鲍泰利谈到。“这是导致目前通胀压力最重要的原因，而且这个问题不会很快消除。”

2010年，中国的金融机构发放了7.95万亿元的贷款，超过了7.5万亿元的官方目标。2009年，银行发放了9.63万亿元的贷款，这一得到政府支持的创纪录的贷款数量，是北京刺激经济计划的一部分。“如果政府利用非常严厉的紧缩货币政策抵御通胀，那么，经济活动就会受到过多的伤害。”鲍泰利谈到。“所以，在一段时间之内，他们还要忍受高企的通货膨胀率。”

推和拉

北京试图阻止人民币快速升值的意愿，同样也助长了通货膨胀率的不断上涨。央行的“灭菌”（sterilization）政策，也就是吸干出口企业和外国投资者美元的政策，为实体经济注入了更多的过剩现金，助推了中国外汇储备以令人震惊的速度增长，今年早些时候，中国的外汇储备已迅速增长到了3万多亿美元。

然而，有迹象表明，官方谨慎对待人民币对美元升值的强硬态度有所缓和。4月，温家宝总理在中国内阁国务院召开的一个会议上发表讲话时表示，政府要把增加汇率的弹性作为政府控制物价的几个手段之一来使用。“看起来，北京即将正式承认，人民币升值的好处比害处更多。这与他们此前不愿公开承认货币升值的理由形成了鲜明对比。”法国兴业银行（Société Générale）驻香港经济学家姚伟最近在一篇报告中写道。

大多数经济学家都认为，让人民币升值有好处。“更强势的汇率有助于平抑通货膨胀，而且既能降低进口商品成本，也能降低非进口商品的成本，因为更强势的货币会对受全球价格影响的所有贸易商品的价格构成压力。”世界银行（World Bank）驻北京资深经济学家高路易（Louis Kuijs）谈到。

然而，让人民币大幅升值，比如说，一举升值10%，则会产生事与愿违的后果。“如果让人民币升值过快，或者一次性大幅升值，那么，你就会扼杀经济。”巴黎百富勤（BNP Paribas）驻北京办事处的首席经济学家陈兴东谈到。“这就像一位医生想治愈一位发高烧的病人一样，你是想只是降低他的体温呢，还是用强力药物毒死这个病人呢？”

在采用浮动汇率制的国家，通常情况下，货币管理当局都会把汇率的波动留给市场力量，而且有时候，他们必须忍受由此产生的任何负面后果，他表示。北京还没有显示出放弃只能逐渐走向市场驱动的货币制度这一承诺的迹象。

任何货币的大幅升值——无论是一次性升值，还是从“小幅度调整汇率制”（crawling peg）（也称“爬行钉住汇率制”，是指一国对汇率进行细微的、经常性的调整，以改变国际收支失衡的方式。——译者注）转向“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managed float）（也称为“政府操纵的浮动汇率制”，指一种官方不公开汇率目标的汇率制度。——译者注）——都会给该国的中小企业造成伤害，通常而言，这些企业的利润率都很低，与大型公司比较起来，它们在财务上的机动空间也很小。“不同国家的政府会推出不同的方案。” 高路易谈到。“从金融市场的角度来看，如果你想摆脱那些认为你的货币将会升值从而将其资金大量投入进来的人，那么，‘快速升值’就是说得通的。但是，让货币一次性大幅升值也会伤害你的实体经济和出口企业。就中国的情况而言，资本市场的问题，比如‘热钱’的流入，并不是什么大问题。”

北京不愿意通过严厉的货币紧缩政策——比如，幅度更大、更快的加息——让经济“硬着陆”，同样也阻碍了平抑通货膨胀的行动，上海中欧国际工商学院的王建铆教授谈到。不过，他还谈到，“如果政府实施紧缩政策的步伐过于缓慢，那么，需要几年的时间才能消化过去两年投放的过剩货币。”

自去年10月以来，政府已四次加息，每次提高0.25%。至此，一年期存款利息提高到了3.25%，一年期贷款利率同步提高到了6.31%。现在，为了遵循5月初的最新政策，银行必须保有21%的存款准备金，这一比例已接近上限，因为这种紧缩政策会伤害这个国家的增长引擎——中小企业和规模各异的私营公司，即便在过去较为宽松的管理环境中，这些企业也很难从国有银行获得贷款，王建铆谈到。

王建铆认为，“中国政府每次加息的比例应该高得多，而且加息的步伐也应该更快。”而不是每次只加息0.25%，他认为，将基准利率提高1%会带来更多的好处。不愿走得更快反映出了政府的担心——更高的利率会增加吸引数量令人惊惧的‘热钱’流入经济体的风险，同时，还会增加四大国有银行不良贷款的数量，王建铆补充谈到。

巴黎百富勤的陈兴东对其他经济学家的观点表示赞同，他认为，政府在借贷总体政策中扮演的活跃角色，意味着利率的大幅提高在平抑通货膨胀方面只能带来有限的作用。“在西方国家，政策制订者通过不同的利率手段来控制货币供应量，但中国的机制则不同。”他谈到。在所谓的“行政指导”机制中，中国的央行可以通过向商业银行施压的方式控制贷款的增长。正如他指出的，“中国直接控制货币的供应——换句话说，他们直接控制贷款。”

道德义务

与这些政策同步实施的，是中国的主要经济计划机构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采用的“道德劝说”（moral persuasion）策略，除少数例外以外，发改委并没有采取严厉的价格控制措施。在发改委的压力下，当地和国内的食品和饮料企业推迟了提高产品价格的时间。5月初，英荷跨国企业联合利华（Unilever）只是因为散布将要大幅涨价的信息，就被发改委课以200万元的罚款，该企业散布的信息引发了消费者为应对价格上涨而抢购香皂和洗涤剂等产品的狂潮。几周之前，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也力劝成员企业，不要通过减少产量来共谋涨价。

但是，这些政策只能到此为止了，而且还带来了意外的后果。现在，中国正面临着数年来最严重的能源危机，其主要原因在于，控制政策意味着价格不能上涨。对今年夏季严重能源短缺会大大削弱生产力的担忧，使几个省份开始强化限电措施。“价格干预之所以会导致能源短缺，是因为发电企业无法转嫁高企的煤炭价格造成的更高成本。” 巴黎百富勤的陈兴东谈到。就在全球原油价格的飙升幅度已经超过国内对石油产品控制价格的时候，石油炼制行业也出现了同样的问题。

国内工资水平也在大幅提高。国家统计局5月初发布的数据显示，2010年，中国私营企业员工的年平均工资为20，759元，比2009年增长了14.1%，非私营企业员工的年平均工资增加到了37，147元，按年度计算，增长了13.5%。

一年前，日本设在中国的汽车工厂爆发的工人自发罢工，只是中国年轻一代工人期望不断提高的一个表征，与他们父母不同的是，这一代工人会努力争取更高的生活标准，其中也包括更高的工资。专家们谈到，低成本制造商，比如，服装生产企业，则正在通过将生产转向劳动力更便宜的其他地区或者越南、印尼以及孟加拉国等国家的方式，来缓解不断增长的工资压力，但是，转移的车轮现在已经启动了。

尽管工资在不断增长，不过，更高的生活成本依然让低收入和固定收入的中国人遭受了最严重的打击。设在伦敦的经济学家信息部（Economist Intelligence Unit，简称EIU）最新发布的一个分析报告指出，这个国家各个地区对通货膨胀影响的感受并不相同。“与人们的预期相反的是，消费者物价指数增长最高的现象，并没有发生在中国经济增长最快的省份。” 经济学家信息部的分析报告指出。“在过去6个月中，消费者物价指数大幅上涨的地区是宁夏、青海和西藏等西部省份。”在某些地区，消费者物价指数的上涨幅度超过了6%，而有些地区，消费者物价指数则比去年有所下降。该报告还指出，处于沿海地区的更发达省份，对生活开销的增加能更快做出调整，因为他们能更便捷地获取进口食品，而且离食品生产中心的距离也更近。

截止到目前，从很大程度上来说，政府在抚慰公众对不断上涨的通胀率表露的不满方面已经取得了成功。但是，政府为缓解这种紧张局势做出妥协到底还能维持多久呢？“考虑到政府在缓解这些问题时所表现出来的敏锐程度，没有更多的人表示抗议确实是令人吃惊的事情。”世界银行的高路易谈到，“如果强大的通货膨胀压力不断增加，那么，我能肯定的是，一定会有更多想大声表达担心和抗议的群体。”

但是，北京对从上至下的指令来指导经济运行的策略的迷恋，已经让他们对可持续增长的追求陷入了困境。“价格控制对降低食品价格有一定的作用，但是，从长期来看，这种策略是行不通的。”金融市场信息提供商Action Economics驻新加坡经济学家大卫·科恩（David Cohen）表示。

多数观察人士预期，北京最终会放松权柄，在更有地效配置资源方面，让市场来取代自己承担的角色。“中国大部分的政策制订者都是务实的，而且都经历过中央计划经济的年代。他们很清楚，价格控制并不是真正的解决方案。”高路易谈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