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經濟體要能夠消化不斷上漲的價格卻又不能釀成資產價格泡沫，是全球經濟學家一直熱議的主題。既要助推經濟增長，同時又不能讓價格失控，所以，政策制訂者在管理貨幣體制時，面臨著一個不斷發展的迷局。現如今，沒有哪個地方面臨的挑戰比中國更為緊迫。為了抵禦兩年前開始的全球金融危機，中國發放了數額龐大的刺激性貸款，使得過剩現金大量湧入了這個經濟體，以期獲得比將資金留在銀行帳戶以及投入沉悶的當地股票市場的收益更高的投資回報。而大幅飆升的國際商品價格，與天氣狀況密切相關的食品價格，以及人民幣升值控制措施的溢出效應，都讓北京抵禦通貨膨脹的戰鬥更加複雜化了，而且也對低成本時代的終結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
對中國人來說，每次通貨膨脹率的大幅飆升，都會很自然地想到兩個景象，一個是20世紀初居民用小推車拉著近乎一文不值的大量鈔票的場景，另一個是1989年，當時通貨膨脹率高達兩位數。近來的事態同樣觸目驚心：新發佈的資料顯示，4月，消費者物價指數（CPI）比去年同期上漲了5.3%，只比32個月的高點、3月份5.4%的上漲率稍有降低。非食品價格上漲了2.7%，而食品價格則飆漲了11.5%，是連續第六個月漲幅超過10%。
中國領導人對居民購買力受到的侵蝕深表關切有許多理由。首先，物價的上漲是對人們物質利益的剝奪；另外，物價的上漲也成了公眾感到不滿的另一個理由。在卡車司機因不滿費用和油價的上漲而舉行的抗議活動中，上海政府迅速做出了讓步，凸顯出了政府避開任何麻煩的敏銳。同時，在全國範圍內，私營部門和公共部門的工資也均有所上漲。
更長時間的等待
政府希望將今年的平均通貨膨脹率控制在4%以下，但是，很多人認為，消費者物價指數在接下來的幾個月中會保持在5%以上的水準。4月的資料剛剛公佈，瑞銀集團（UBS）中國經濟研究部門的負責人王濤就預測說，5月和6月，消費者物價指數仍將高於5.5%。她認為，繼今年年初以來第五次提高銀行存款準備金之後，央行在夏季之前兩次提高利率的舉措，旨在放緩借貸，並減少資金在這個經濟體中的過剩流動性。
約翰霍普金斯大學（John Hopkins University）中國問題研究專家皮耶特·鮑泰利（Pieter P. Bottelier）教授認為，（中國的通貨膨脹問題）不會很快得到解決。“今年的通貨膨脹情況可能會所有緩解，但是，通脹率不會降低到政府期望的水準，部分原因在於這個經濟體中存在的巨大過剩流動性。”他談到。
鮑泰利認為，通過緊縮貨幣政策來解決這個問題，可能至少還需要一年的時間，特別是考慮到存在非正式借貸，也就是所謂的“影子貸款”（shadow lending）的情況。惠譽國際評級公司（Fitch Ratings）估計，2010年，由這個國家很少受到監管的非銀行金融機構和其他類型的機構發放的這種“灰色市場”（gray-market）貸款超過了3萬億元（4，610億美元）。
“主要原因在於，2009年和2010年兩年，由正式機構和非正式機構發放的貸款數量均遠遠高於政府最初的計畫。”鮑泰利談到。“這是導致目前通脹壓力最重要的原因，而且這個問題不會很快消除。”
2010年，中國的金融機構發放了7.95萬億元的貸款，超過了7.5萬億元的官方目標。2009年，銀行發放了9.63萬億元的貸款，這一得到政府支援的創紀錄的貸款數量，是北京刺激經濟計畫的一部分。“如果政府利用非常嚴厲的緊縮貨幣政策抵禦通脹，那麼，經濟活動就會受到過多的傷害。”鮑泰利談到。“所以，在一段時間之內，他們還要忍受高企的通貨膨脹率。”
推和拉
北京試圖阻止人民幣快速升值的意願，同樣也助長了通貨膨脹率的不斷上漲。央行的“滅菌”（sterilization）政策，也就是吸幹出口企業和外國投資者美元的政策，為實體經濟注入了更多的過剩現金，助推了中國外匯儲備以令人震驚的速度增長，今年早些時候，中國的外匯儲備已迅速增長到了3萬多億美元。
然而，有跡象表明，官方謹慎對待人民幣對美元升值的強硬態度有所緩和。4月，溫家寶總理在中國內閣國務院召開的一個會議上發表講話時表示，政府要把增加匯率的彈性作為政府控制物價的幾個手段之一來使用。“看起來，北京即將正式承認，人民幣升值的好處比害處更多。這與他們此前不願公開承認貨幣升值的理由形成了鮮明對比。”法國興業銀行（Société Générale）駐香港經濟學家姚偉最近在一篇報告中寫道。
大多數經濟學家都認為，讓人民幣升值有好處。“更強勢的匯率有助於平抑通貨膨脹，而且既能降低進口商品成本，也能降低非進口商品的成本，因為更強勢的貨幣會對受全球價格影響的所有貿易商品的價格構成壓力。”世界銀行（World Bank）駐北京資深經濟學家高路易（Louis Kuijs）談到。
然而，讓人民幣大幅升值，比如說，一舉升值10%，則會產生事與願違的後果。“如果讓人民幣升值過快，或者一次性大幅升值，那麼，你就會扼殺經濟。”巴黎百富勤（BNP Paribas）駐北京辦事處的首席經濟學家陳興東談到。“這就像一位醫生想治癒一位發高燒的病人一樣，你是想只是降低他的體溫呢，還是用強力藥物毒死這個病人呢？”
在採用浮動匯率制的國家，通常情況下，貨幣管理當局都會把匯率的波動留給市場力量，而且有時候，他們必須忍受由此產生的任何負面後果，他表示。北京還沒有顯示出放棄只能逐漸走向市場驅動的貨幣制度這一承諾的跡象。
任何貨幣的大幅升值——無論是一次性升值，還是從“小幅度調整匯率制”（crawling peg）（也稱“爬行釘住匯率制”，是指一國對匯率進行細微的、經常性的調整，以改變國際收支失衡的方式。——譯者注）轉向“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managed float）（也稱為“政府操縱的浮動匯率制”，指一種官方不公開匯率目標的匯率制度。——譯者注）——都會給該國的中小企業造成傷害，通常而言，這些企業的利潤率都很低，與大型公司比較起來，它們在財務上的機動空間也很小。“不同國家的政府會推出不同的方案。” 高路易談到。“從金融市場的角度來看，如果你想擺脫那些認為你的貨幣將會升值從而將其資金大量投入進來的人，那麼，‘快速升值’就是說得通的。但是，讓貨幣一次性大幅升值也會傷害你的實體經濟和出口企業。就中國的情況而言，資本市場的問題，比如‘熱錢’的流入，並不是什麼大問題。”
北京不願意通過嚴厲的貨幣緊縮政策——比如，幅度更大、更快的加息——讓經濟“硬著陸”，同樣也阻礙了平抑通貨膨脹的行動，上海中歐國際工商學院的王建鉚教授談到。不過，他還談到，“如果政府實施緊縮政策的步伐過於緩慢，那麼，需要幾年的時間才能消化過去兩年投放的過剩貨幣。”
自去年10月以來，政府已四次加息，每次提高0.25%。至此，一年期存款利息提高到了3.25%，一年期貸款利率同步提高到了6.31%。現在，為了遵循5月初的最新政策，銀行必須保有21%的存款準備金，這一比例已接近上限，因為這種緊縮政策會傷害這個國家的增長引擎——中小企業和規模各異的私營公司，即便在過去較為寬鬆的管理環境中，這些企業也很難從國有銀行獲得貸款，王建鉚談到。
王建鉚認為，“中國政府每次加息的比例應該高得多，而且加息的步伐也應該更快。”而不是每次只加息0.25%，他認為，將基準利率提高1%會帶來更多的好處。不願走得更快反映出了政府的擔心——更高的利率會增加吸引數量令人驚懼的‘熱錢’流入經濟體的風險，同時，還會增加四大國有銀行不良貸款的數量，王建鉚補充談到。
巴黎百富勤的陳興東對其他經濟學家的觀點表示贊同，他認為，政府在借貸總體政策中扮演的活躍角色，意味著利率的大幅提高在平抑通貨膨脹方面只能帶來有限的作用。“在西方國家，政策制訂者通過不同的利率手段來控制貨幣供應量，但中國的機制則不同。”他談到。在所謂的“行政指導”機制中，中國的央行可以通過向商業銀行施壓的方式控制貸款的增長。正如他指出的，“中國直接控制貨幣的供應——換句話說，他們直接控制貸款。”
道德義務
與這些政策同步實施的，是中國的主要經濟計畫機構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採用的“道德勸說”（moral persuasion）策略，除少數例外以外，發改委並沒有採取嚴厲的價格控制措施。在發改委的壓力下，當地和國內的食品和飲料企業推遲了提高產品價格的時間。5月初，英荷跨國企業聯合利華（Unilever）只是因為散佈將要大幅漲價的資訊，就被發改委課以200萬元的罰款，該企業散佈的資訊引發了消費者為應對價格上漲而搶購香皂和洗滌劑等產品的狂潮。幾周之前，中華全國工商業聯合會也力勸成員企業，不要通過減少產量來共謀漲價。
但是，這些政策只能到此為止了，而且還帶來了意外的後果。現在，中國正面臨著數年來最嚴重的能源危機，其主要原因在於，控制政策意味著價格不能上漲。對今年夏季嚴重能源短缺會大大削弱生產力的擔憂，使幾個省份開始強化限電措施。“價格干預之所以會導致能源短缺，是因為發電企業無法轉嫁高企的煤炭價格造成的更高成本。” 巴黎百富勤的陳興東談到。就在全球原油價格的飆升幅度已經超過國內對石油產品控制價格的時候，石油煉製行業也出現了同樣的問題。
國內工資水準也在大幅提高。國家統計局5月初發佈的資料顯示，2010年，中國私營企業員工的年平均工資為20，759元，比2009年增長了14.1%，非私營企業員工的年平均工資增加到了37，147元，按年度計算，增長了13.5%。
一年前，日本設在中國的汽車工廠爆發的工人自發罷工，只是中國年輕一代工人期望不斷提高的一個表徵，與他們父母不同的是，這一代工人會努力爭取更高的生活標準，其中也包括更高的工資。專家們談到，低成本製造商，比如，服裝生產企業，則正在通過將生產轉向勞動力更便宜的其他地區或者越南、印尼以及孟加拉等國家的方式，來緩解不斷增長的工資壓力，但是，轉移的車輪現在已經啟動了。
儘管工資在不斷增長，不過，更高的生活成本依然讓低收入和固定收入的中國人遭受了最嚴重的打擊。設在倫敦的經濟學家資訊部（Economist Intelligence Unit，簡稱EIU）最新發佈的一個分析報告指出，這個國家各個地區對通貨膨脹影響的感受並不相同。“與人們的預期相反的是，消費者物價指數增長最高的現象，並沒有發生在中國經濟增長最快的省份。” 經濟學家資訊部的分析報告指出。“在過去6個月中，消費者物價指數大幅上漲的地區是寧夏、青海和西藏等西部省份。”在某些地區，消費者物價指數的上漲幅度超過了6%，而有些地區，消費者物價指數則比去年有所下降。該報告還指出，處於沿海地區的更發達省份，對生活開銷的增加能更快做出調整，因為他們能更便捷地獲取進口食品，而且離食品生產中心的距離也更近。
截止到目前，從很大程度上來說，政府在撫慰公眾對不斷上漲的通脹率表露的不滿方面已經取得了成功。但是，政府為緩解這種緊張局勢做出妥協到底還能維持多久呢？“考慮到政府在緩解這些問題時所表現出來的敏銳程度，沒有更多的人表示抗議確實是令人吃驚的事情。”世界銀行的高路易談到，“如果強大的通貨膨脹壓力不斷增加，那麼，我能肯定的是，一定會有更多想大聲表達擔心和抗議的群體。”
但是，北京對從上至下的指令來指導經濟運行的策略的迷戀，已經讓他們對可持續增長的追求陷入了困境。“價格控制對降低食品價格有一定的作用，但是，從長期來看，這種策略是行不通的。”金融市場資訊提供商Action Economics駐新加坡經濟學家大衛·科恩（David Cohen）表示。
多數觀察人士預期，北京最終會放鬆權柄，在更有地效配置資源方面，讓市場來取代自己承擔的角色。“中國大部分的政策制訂者都是務實的，而且都經歷過中央計劃經濟的年代。他們很清楚，價格控制並不是真正的解決方案。”高路易談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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