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扎克伯格倡议”会改变慈善事业吗?

Chan-Zuckerberg

2015年的12月初,一对极其富有的加利福尼亚夫妇承诺将他们目前及未来所有的数百亿美元用于慈善事业,全球大多数人却对此抱以深刻的嘲讽。

这对夫妇就是马克•扎克伯格 (Mark Zuckerberg) 和普莉希拉•陈 (Priscilla Chan)。他们宣布将在有生之年,捐出社交网站Facebook公司99%的股份(目前价值约450亿美元),“与他人携手为下一代创造更好的世界”。

作为Facebook联合创始人的扎克伯格在“慈善星期二”在其Facebook主页上发布的这一声明由于语焉不详,招致了诸多猜测。人们认为此举是为了避税,这对夫妇为此而成立的有限责任公司法律结构则意味着这笔捐赠的动向缺乏透明性。

扎克伯格在他的Facebook主页上写到,“普莉希拉和我非常高兴能把我们的女儿Max带到这个世界。她的降生促使我们写下这封信,向她描绘她即将成长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我们这一代人通过医治疾病,个性化学习,利用清洁能源,联通人类,建立强大的社区,减轻贫困,提供平等权利,以及在国与国之间传播认知来提高人类潜能,推动平等。”

对于如此的理想主义,许多博客博主和记者一点也不认同。约翰•卡西迪 (John Cassidy)在《纽约客》上写到,没有什么比民主的未来更岌岌可危,“亿万富翁们向慈善机构投的钱越多,他们所能积累的影响就越多,而这些钱在大多数情况下仍然由他们个人控制。相对而言,其他人的影响不管怎样都会减弱。”

当然亿万富翁并不需要设立基金会来积聚影响力。像安德鲁•卡内基 (Andrew Carnegie)和伊诺克•普拉特 (Enoch Pratt) 这样的实业家早就以造福美国人民为己任,设立免费图书馆、医院和学校。尽管“陈-扎克伯格倡议” (Chan Zuckerberg Initiative) 要经过审查,但专家表示它的最终结构还有待观察,更不用提它的影响了。

宾夕法尼亚大学高影响力慈善中心 (Center for High Impact Philanthropy) 执行理事凯瑟琳•罗斯基塔 (Katherina M. Rosqueta) 表示,“许多人都在争论这一捐赠到底有没有意义,但现在还为时尚早。这件事情的新闻价值在于现在有一对年轻富有的夫妇以非常高调的方式做出了一项承诺,谈论对他们有意义的事情。”

比尔•盖茨 (Bill Gates) 和沃伦•巴菲特 (Warren Buffett) 所发起的“财富捐赠誓言” (Giving Pledge) 活动倡导捐赠者承诺将他们的大部分财产赠予慈善事业,捐赠通常通过基金会进行。与“财富捐赠誓言”不同的是,“陈-扎克伯格倡议”获得关注是因为“它的结构有悖传统的慈善事业,”罗斯基塔指出。

“他们还没有采取任何行动。人们可能会关心他们会做什么。但是在这些钱发挥作用之前,我们并不知道他们在实现他们所标榜的目标的道路上到底走了多远。我们有目标,我们有结构,其他的现在暂时什么都没有,”罗斯基塔补充道。

灵活的结构

有限责任公司这种结构在慈善事业中的确并不常见,但也不是没有先例。eBay创始人皮埃尔•奥米迪亚 (Pierre Omidyar) 和妻子潘 (Pam) 在2004年成立了奥米迪亚网络公司(Omidyar Network),同时运营一家基金会和一家有限责任公司;史蒂夫•乔布斯遗孀劳伦娜•鲍威尔•乔布斯 (Laurene Powell Jobs) 通过有限责任公司艾默生基金会(Emerson Collective) 提供捐赠。没有人知道扎克伯格夫妇的完整组织构架是什么样的。“‘陈-扎克伯格倡议’是构建慈善捐赠的众多方式中的一种。因为他们的目标尚未成型,最初的决定不会影响他们在未来设立慈善实体机构,”美国基金会理事会发言人杰西•萨拉沙尔 (Jesse Salazar) 表示。事实上,这对夫妇在硅谷社区基金会 (Silicon Valley Community Foundation) 已经有一个捐助者顾问基金。

有限责任公司的标准在各个州是不同的,但有限责任公司这一结构给予了30岁的陈和31岁的扎克伯格参与倡导、游说活动和进行政治捐赠的自由。与传统的基金会相比,它的报告要求更少,并且能够参与投资和出售旨在解决社会弊病的初创公司。

沃顿商学院管理学教授和沃顿社会影响力项目 (Wharton Social Impact Initiative) 副主任凯瑟琳•克莱因 (Katherine Klein) 表示,“社会影响力的前景显然正在发生改变。人们正在思考如何通过慈善,投资和政治活动创造影响。在这些战略中最具新意的是影响力投资。扎克伯格夫妇目前已经敞开大门,利用他们在盈利企业中的投资来推动社会使命。我们看到了这一领域正在增长,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对使命导向型企业的投资已经在美国国内和国外创造了积极的社会和经济回报。”

但是克莱因也表示,“毫无疑问,鼓励慈善捐赠符合政府的利益。捐赠可以加强非盈利领域的发展,激发这一领域的创新。更重要的是,捐赠可以将我们的社会团结起来。有思想深度的捐赠要求捐助人反思他们的捐助目标和价值,他们想要造福哪些领域,哪些人,为什么?就这一意义而言,捐赠的决定可以直接反应捐助者的同理心并创造同理心。”

印第安纳大学与普渡大学印第安纳波利斯联合分校礼来家族慈善学院 (Lilly Family School of Philanthropy) 公共事务和慈善研究学教授莱斯•林克斯基 (Leslie Lenkowsky) 认为扎克伯格的倡议“是脱离传统慈善模式的一个最重要的举措,开创了一个尚未正式也尚不完全明晰的全新模式”。

比较明确的是,通过这一有限责任公司,扎克伯格夫妇同时保持了对许多重要因素的控制权和灵活度。虽然这类拥有一项捐赠的基金会需要每年向接收者支付至少5%的投资收入,且这5%的投资收入根据美国国税局 (IRS) 规定为免税收入,但是根据Facebook向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 提交的8-K报告显示, “陈-扎克伯格倡议”计划通过一系列广泛的“慈善、公共倡议和其他活动造福大众”。

更重要的是,这一结构使扎克伯格能够保持对Facebook的控制权。SEC档案中仅规定了在未来三年里,每年出售或捐赠Facebook股票不得超过10亿美元。但是如果扎克伯格是用Facebook股票设立一个拥有大笔捐赠资金的基金会,他就必须卖出许多股票,“根据美国法律,如果我要从自己辛苦建立的公司拿出300亿美元建立一个基金会,我就必须卖掉许多自己公司的股票,再投资其他公司,” 林克斯基表示。

据林克斯基所言,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美国的超额持股条例规定任何与基金会相关的主要负责人不得持有超过20%的上市公司流通股票,“所以,如果要把自己的股票投入基金会,扎克伯格就必须放弃对Facebook的部分控制。而在一个有限责任公司的架构中,他不需要出售任何股票,所以仍然保有对Facebook的控制权。”

扎克伯格夫妇的行为凸显了“创新的慈善家在草根层面的个人所为与我们的二进制税法之间存在的缺口。在当前的联邦税法下,一项活动要么属于慈善性质,要么不是;你要么交税,要么免税,”位于宾夕法尼亚州阿德莫尔的劳拉所罗门律师事务所(Laura Solomon & Associates)负责慈善和非盈利事务的律师劳拉•所罗门 (Laura Solomon) 说到,“现在,如果你想做一些创新性的社会事业或倡议工作,你将面临着传统慈善事业观念的限制。”

这意味着你可能需要设立一个平行的架构,包括慈善或盈利机构,一个501c3(慈善机构)和一个501c4(社会福利组织),或者一个慈善机构和一个独立的527政治行动委员会,所罗门指出,“把钱放进有限责任公司后,扎克伯格夫妇可以任意做以上这些事情。他们实际表达的意思是:‘我们现在不打算并入任何框架中。相反,对于如何实现我们的慈善目标,我们会思考得更广泛,更灵活’。”

至于有限责任公司不再过多要求披露资金源于哪里,去往何处,一些专家指出扎克伯格夫妇面前有一个显而易见的选择:他们可以选择在官方网站和年度报告中自行披露这些信息。

慈善——更多更快

不管“陈-扎克伯格倡议”最终会多么显眼,就某一标准而言它在慈善事业中仅是冰山一角。捐助研究所 (Giving Institute) 在六月份发布的美国慈善报告显示,2014年全年美国人向慈善组织共捐赠3583.8亿美元,连续第五年实现增长。其中将近四分之三的捐赠来自个人,15%来自基金会。虽然来自像扎克伯格这样的科技企业家的巨额捐赠拉高了总体数额,但是即使没有这些捐赠总体捐赠数额也一样会上升。如果扎克伯格想要发挥实质影响,他就必须争取他人的帮助。

“他可以将公司上市,并引入投资者来利用他的资金。450亿美元虽然是一笔巨款,但是如果你想解决这个世界的问题,这只是杯水车薪,所以他需要得到其他投资者的支持,” 林克斯基表示。而这也可能在一定程度上也将得益于有限责任公司的结构及其较低的公众披露要求,“对于任何投资而言,在启动期间总有一些阶段有些信息你不想公之于众”。事实上一些政府规定对公开声明是有所限制的,特别是公司股票公开发行前后的“静默期”。

扎克伯格已经开创了一个全新的慈善远景。他认为那些需要数十年去解决的问题所得到的投资严重不足,例如医疗研究,开发干净能源,学校的现代化,以及围绕贫困和司法正义的系统问题。他在12月4日的Facebook上写道,“这些机遇数不胜数。慈善的作用就是投资那些企业和政府尚未注资的重要领域。企业和政府没有注资要么是因为这些领域无法为企业创造利润,要么是对于那些当前希望投资的人来说周期太长了。”

把这种雄心壮志引入慈善事业可以产生一定的效果,高影响力慈善中心高级研究员和盖茨基金 (Bill & Melinda Gates Foundation) 前任首席财务官理查德•亨利克斯(Richard Henriques) 表示,“可以说这种慈善承诺是一种进步。比起其他方式,它具有吸引更多资金的潜力。而在另一种模式中,人们总是等到他们人生的尽头才开始参与慈善事业。”

关于扎克伯格夫妇此举影响的讨论,不论大小,可能都会随着他们的投资继续下去。“是否应该大笔削减慈善捐赠的税额的政治问题与个人是否可以使用我们当前体系中的税额减免的道德问题是分开的,”沃顿商学院法学和商业伦理学教授罗伯特•休斯 (Robert Hughes) 说到,“你可以认为,我们的体系赋予了富人太多的影响力来决定如何使用资源,但是你也可以这样想,富人将大笔资金用于富有价值的事业,并通过减免税额来加快他们捐赠的效率也是有益的。”

在某些领域,私人慈善并不能充分替代政府的责任,“例如政府有责任为那些无法通过工作或个人资源生存的公民提供支持。如果那些个人能力不足的人依赖私人慈善,这种依赖就会令那些财政状况富足的人凌驾于同胞之上,”休斯说到。

许多政治哲学家都支持这一观点,特别是伊曼努尔•康德 (Immanuel Kant)。休斯指出,“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如果政府没有为穷人提供充分的支持,那些富人不应该参与和伸出援手。”

自夸者和守财奴

许多人说“陈-扎克伯格倡议”已经对公众舆论产生了影响。任何这种巨额的捐赠承诺都会帮助提升慈善事业的位置,使其成为与资本主义以及创新比肩的重要价值观,特别是对那些仰望扎克伯格的年轻资本家来说。“这一一个非常强烈的信号,”沃顿商学院市场营销学教授德伯拉•斯莫 (Deborah Small) 表示,“慈善并非新鲜事物,但是这次捐赠的数量级提升了富豪慈善的门槛。相比之下,其他亿万富翁就显得吝啬贪婪。考虑到Facebook的影响力,这一捐赠具有非同寻常的重要意义。”

“我支持这一捐赠,这是个千年一遇的时刻,”全美公益信托会主席和首席执行官、沃顿非盈利领导与运作项目 (Nonprofit Board Leadership Program) 讲师艾琳•R.海斯曼(Eileen R. Heisman) 表示,“人们总是说‘我们想推动社会变革,但并不希望受限于慈善业的结构。我们想进行影响力投资,我们希望以灵活的方式开展慈善事业和倡议活动,不受慈善限制条件的约束。’婴儿潮一代希望把事情分门别类,这是盈利,这是非盈利。千禧年一代不喜欢这套做法。人们应该可以以他们认为最有用的方式创造一个更美好的世界。”

沃顿商学院商业经济和公共政策教授、宾州沃顿公共政策研究中心 (Penn Wharton Public Policy Initiative) 代理主任肯特•斯迈特斯 (Kent Smetters) 认为“陈-扎克伯格倡议”从本质上看是“扎克伯格夫妇以99%的税率来换取对如何使用资金的支配权,而企业的税率是23.8%。”“陈-扎克伯格倡议”为一些政府已经注资的事业提供资金,例如新泽西学校,核定预算是可替代的,比如政府可以缩减开支,那么这一倡议所能获得的就只是个人品牌影响,斯迈特斯指出,“至于他们会将钱用于哪些事物,我猜他们会选择那些政治力量投入不足的重要领域。”

但是扎克伯格的声明和之后通过Facebook发表的言论是否算是他和公司的一种市场营销手段?“很难说是否存在着纯粹的利他主义,”斯莫指出,“慈善事业可以激发和带来很多好处。围绕慈善事业的税收减免和税收结构非常复杂,但是扎克伯格所收获的远远大于任何财务激励。”

Facebook的成功和扎克伯格的个人品牌关键取决于他的形象,被看作一个慷慨的人非常重要,斯莫补充道,“想想一个在电影《社交网络》里贪婪又自私的扎克伯格吧。他今天的形象来之不易,通过他的慈善行为,通过谢丽尔•桑德伯格 (Sheryl Sandberg) 畅销书《前倾》 (Lean In) 中刻画的乐于助人的老板的积极形象,通过他最近公开支持育婴假政策,以及在唐纳德•特朗普 (Donald Trump) 发表尖刻声明后支持穆斯林社区。”

在美国市场营销协会《市场营销研究》期刊 (Journal of Marketing Research) 上发表的《自夸者的困境:宣扬利他行为的社会回报和惩罚》(The Braggart’s Dilemma: On the Social Rewards and Penalties of Advertising Prosocial Behavior) 一文中,斯莫与合著者约翰逊•贝尔曼 (Jonathan Berman)、艾玛•莱文 (Emma Levine)和阿历克斯• 巴哈沙 (Alix Barasch) 认为宣扬个人善行,或者说自夸可以捧杀一个人的声誉。“宣扬个人善行有所帮助是因为它只是宣扬,让他人知道。如果没有人知道你做了好事,那么你一点赞扬也得不到,” 斯莫说到,“但是自夸也可以贬损一个人的声誉,因为这意味着你的动机不纯。”比如有些人认为扎克伯格这样做只是为了声名。也就是说,如果人们已经认为你是一个好人,那么自夸不会就你的行为提供更多信息,只能表明你的动机是自私的。在一项研究中,研究者发现一位投资银行家在宣扬自己捐款后被看做是一个慷慨的人,但对一个社会工作者而言情况并非如此。“社会工作者已经被看做是慷慨大方的,宣扬自己的行为不会带来任何好处。在这种情境下,马克•扎克伯格更像那位投资银行家,”斯莫指出。

但对于用这项用450亿美元造福世界的决定,以及其他最近的几项捐赠,例如大卫•格芬 (David Geffen) 承诺捐赠1亿美元用于翻新和更名艾弗里费雪音乐厅 (Avery Fisher Hall,为纽约林肯中心的音乐厅),人们本能地产生了负面的反应。为什么呢?可能是时机的原因,罗斯基塔表示,“当前正值收入日益不均,亿万富翁恰好做出巨额捐赠,一部分负面反应可能来源于此。还有一种担忧来自于联合公民组织 (Citizens United),即担心企业和富人在公共和私人领域的影响越来越大。”

但是扮演守财奴也是美国人的一大传统,林克斯基表示,“一方面美国人希望富人用他们的财富造福大众,所以税法为此出台了许多优惠政策。但另一方面,当他们参与到慈善事业中来,我们通常又对他们吹毛求疵。这是老一套了——我比你更会花你的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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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扎克伯格倡议”会改变慈善事业吗?." China Knowledge@Wharton. The Wharton School,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20 January, 2016]. Web. [21 September, 2017] <http://www.knowledgeatwharton.com.cn/article/86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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