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雷琴·摩根森 (Gretchen Morgenson) 在《纽约时报》从事财经新闻报道，她的工作“从本质上意味着她正在成为一名犯罪行为的报道者”，
虽然也有偶尔例外。
摩根森是一位曾获普利策奖的商业与财经编辑和专栏作家。在最近举办的“沃顿领导力研讨会” (Wharton Leadership Conference) 上，摩根森回忆道，上世纪80至90年代期间有大量新闻报道提到了那些通过“做正确的事情”而蓬勃发展的公司。尽管她相信这类有道德的公司依然存在，但现如今似乎每个月都有新的丑闻曝光。
“你可能会说这对我有好处，为我提供了许多报道素材。但实际上我已经被这些素材淹没了，”摩根森打趣道，她认为企业领导层的不作为是造成当前状况的主要原因，尽管当今社会非常重视领导层的理念及其发展，但“一些颇有声誉的企业缺乏的恰恰是一个真正有为的领导层”。（摩根森最近在亚马逊网站“领导力”的词条下搜索到了22424个相关标题。）
摩根森对过去十年中发生的一连串金融危机进行了总结，并认为这是一种“越来越令人不安”的“趋势”：21世纪初的巨额财务欺诈案令一批公司倒闭；腐败经纪公司调查让许多投资者蒙受损失；伦敦银行同业拆借利率核定丑闻使人们对价值数万亿美元的固定收益商品基准存疑。当然，这一串事件的源头便是2008年次贷危机，摩根森说。她认为“这次次贷危机波及范围之广，造成损失之大，以致7年来她都会时不时写到这件事情”。
每一次危机都比前一次更加剧烈，所有的危机都会提到社会中一些“最受尊重的企业”中存在的严重问题，摩根森说。她发现，最令人担忧的是这些处于危机事件核心的高管们“总是缺乏责任心”。
危机源于美国
摩根森把在次贷危机中所见到的企业责任心缺失现象与当前通用汽车召回丑闻中的类似情形进行了对比。她认为，前美国检察官、雷曼兄弟公司破产案审查员安东·沃卢克斯 (Anto Valukas) 关于通用汽车的调查报告揭露了“一系列丑陋而又令人震惊的领导力失败案例”，通用汽车的点火开关一直存在缺陷，但十余年来企业并未对此采取行动，这可能造成了至少13人死亡。摩根森称沃卢克斯的报告揭露了一种企业文化，在这种文化中，解决问题时推脱责任已成为一种习惯做法。
摩根森指出，“通用汽车的首席执行官玛丽·芭拉 (Mary Barra) 自称企业内部员工对一些重大信息经常视而不报，这些信息即使不能挽救那些因点火开关问题而丧生的人，也能从根本上扭转事态。她还说企业直到今年才在这件事上表现出明显的紧迫感。”
通用汽车案例在很大程度上与我以往报道的金融危机相似，摩根森说。通用汽车明显不关注顾客的利益，这一点与美国主要银行和那些颇有信誉的经纪公司的做法相似，它们“故意将不良资产兜售给客户，或者把一些成本较高的掠夺性资产卖给毫无戒心的贷款者”，这些金融机构把客户看作赢取私利的工具。摩根森引用了国际货币基金总裁克里斯汀·拉加德 (Christine Lagarde) 的话，上个月拉加德在一次演讲中提到了08年的次贷危机，认为“许多财务主管参与到了这些违反最基本道德准则的丑闻之中”。
摩根森所强调的另一相似之处是，通用汽车和一些金融企业的组织构架在设计上似乎有意为管理人员开脱责任。摩根森说她看完了沃卢克斯编写的全部300多页报告，在阅读报告时，一则资料显示“每一次召开会议讨论点火开关问题时……通用汽车公司没有人做记录，这就导致没有记录显示谁参加了会议，说了什么，或者提出了什么后续建议。这种做法在我看来似乎就是为了避免问责。”
一位未透露姓名的资深执法人员告诉摩根森，从他的经验来看，这些大型银行似乎有意将组织构架设计得晦涩难以参透，“他说如果没有内部人士指点，想要知道把信息请求和传票文件交给哪一位高层人员非常困难”。
“如果这可以帮我们赚钱，便不算谎言。”
摩根森说一些管理人员面对商业的态度是“以我为先”，这与成为一名领导人的素养背道而驰。摩根森指出，领导者的所作所为应该是要令他人钦佩，并且具有示范作用，值得所有人效仿。领导人不应该出于私利行事，而把纳税人“当作收拾残局的人”。
摩根森认为一个“以我为先的人”不仅自私无德，而且会切实威胁美国的民主体系。她认为“道德传统”是民粹式资本主义的必要约束手段，“如果你的企业中有高层管理人员在危机来临时携带数亿美元潜逃，留下股东和无辜的纳税人承担损失，后果将变得极其危险。而且随着美国所能提供的工作岗位越来越少，公司管理层以及华尔街交易商过高的薪资使收入水平更加分化，当纳税人被迫用自己的钱来救助这些公司时尤其如此。很明显我们正处于一个腐败和劣迹盛行的市场，我觉得这对我们的国家很不利。”
据摩根森所言，不道德行为越来越普遍还有其他原因。一个是多年来企业行为的不断积累而导致的转变，比如有些企业鼓励以高薪换取短期绩效；另一个原因是宽松的监管环境。她还指出首要原因是企业并没有为这些错误行为付出足够的代价。
摩根森说，“一些卷入金融危机的高管并未被起诉，这在过去三到四年间一直是一个令人惊愕的话题，现在也是如此。普通民众也在这次危机中付出了巨大的代价，数百万人丢掉了工作，数百万房屋丧失了抵押赎回权，无辜的储户因利率降低而蒙受损失。但是那些应该为这场混乱负主要责任的罪魁祸首却能够从灾难中全身而退，这种类似的反面激励机制根本无法阻止不良行为。”
摩根森认为当前一些商业专业人士拒绝接受“一种许多前辈曾经信奉的强大社会契约”，她将契约描述为“不仅对自己负责，更要对他人负责”。在这种社会契约中，“位高权重的人认识到他们的行为对投资者、员工以及顾客影响重大，因此一致认为他们应该以较高的标准要求自己”。摩根森说，这种不成文的规则似乎已经被另一种观念所取代，即个人利益至上，而且银行账户里金钱越多，成就越高，“如果管理层笃定他们所做的事情可以带来高额利益，而且在本质上不违法，他们就会去做，而不是事先问问自己“如果这件事最后被报纸曝光我会不会觉得难为情？”。
摩根森在纽约时报的桌子上放着一则《纽约客》(New Yorker)的卡通画，她觉得这幅画对管理层的心态做出了总结:一位坐在董事会会议桌首席的执行官告诉参会的人，“记住，如果这可以帮我们赚钱，就不算谎言。”
通用汽车案例是唯一的吗？
通用汽车管理层的做法在当前的企业环境下是否仅此一例？摩根森说她希望如此，但仍心存疑虑。她提到了通用电气公司前总法律顾问、哈佛商学院企业管理项目高级研究员本·海涅曼 (Ben Heineman) 最近在《企业法律顾问》(The Corporation Counsel) 上发表的一篇文章。据摩根森所言，海涅曼认为通用汽车公司的企业文化可能反映了美国企业普遍存在的问题，他称卢沃克斯的报告“对官僚主义的危害、责任分化、主动性缺乏以及不能抓住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行为进行了深刻的研究”，并指出这份报告对企业和商学院和法学院都具有教育意义。
摩根森也指出最近一项“令人担忧”的研究，这项研究由代表揭发者利益的拉巴顿法律公司 (Labaton Sucharow) 主导，对250名金融服务人员和管理人员进行了调查，研究表明企业中存在不当行为。28%参与调查的人称他们并不觉得金融行业把客户的利益放在第一位，26%的人认为其公司的薪酬或奖金方案实际上是在鼓励员工违背道德标准或违反法律；此外，17%的人觉得在自己的公司里，如果领导层怀疑某高层人员参与内幕交易，他们往往视而不见；而且将近1/4的人说他们害怕上报不法行为后会遭到报复。
摩根森指出，“近年来，由于企业高层对错误行径放任自流，顾客、投资者、退休人员、员工以及纳税人的利益都受到了损害。如果这些损失的始作俑者不仅能逃脱责任，还能从这些损失中牟利，那么我觉得我们可以确信这些有权势的人是被保护着的，而小人物只能自谋生路。”
一位观众问摩根森能否谈谈应该采取何种举措来终止她所描述的这种趋势，摩根森回答，“我把这些问题挖掘出来，但事态却没有任何改变，这令我非常生气。”比如，她说到了最近报道的养老基金起诉标准普尔 (Standard & Poor’s) 和穆迪 (Moody’s) 的评级过失行为，然而荒谬的是，基金仍然要求标普和穆迪为其所购债券进行评级。
摩根森说，首先，投资者应该联合起来让这些个人和企业承担责任。“如果一家公司用我的金钱在运营，他们对我就有信托责任，应该去做正确的事情。”她指出公司董事会成员也要改变思维方式，因为许多人只是在尽力维持现状，甚至当他们有责任做出改变时也是如此。提问者问摩根森，你是否只是在扮演一个“舒服的评论家”的角色？她回答，“除此之外我还能做什么？没有人会邀请我加入董事会。”
摩根森也被问到她是否同意蒂姆·盖特纳 (Tim Geithner) 在他最近的新书《压力测试：反思金融危机》(Stress Test: Reflections on Financial Crises) 中提到的观点：许多对次贷危机负有责任的高管也因此丢掉了工作或者所持股票下跌，这可以算作他们已经承担了责任。（盖特纳2003-2009年担任纽约联邦储备银行主席，2009-2013年担任美国财政部长，是金融危机中一位备受争议的人物。）
摩根森对此提出强烈反对，“我认为盖特纳整本书都被一个观点扭曲了，他认为‘他们都是很好的人，只不过是一时失足’。他在书中使用了一个我很喜欢的词语，‘旧约式惩罚’。他说，‘我们真的不希望实施一种旧约式的惩罚’，但我却非常赞成这种惩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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