住房产权的变化如何推动中国的创业精神

创业精神可以大力推动经济的发展，但哪些因素可以激发创业精神呢？沃顿商学院商业经济和公众政策学教授王鑫怡（Shing-Yi Wang，音译）对中国20世纪90年代的产权改革进行了研究，对此问题进行了关注和阐述。

在名为《信贷限制、就业流动性和创业精神：中国产权改革面面观》（Credit Constraints, Job Mobility and Entrepreneurship: Evidence from a Property Reform in China）的论文中，王鑫怡提出，中国在20世纪90年代这十年里启动了多项改革政策以推动自由市场经济，其中在1994年对公有住房进行私有化，这项改革很大程度上激发了人们的创业精神。该文刊发在《经济学与统计学评论》（The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期刊上。据王鑫怡称，这项研究是第一批针对福利分房的经济影响所进行的研究。她同时补充说：“我在本文中所探究的主要问题是给予个人住房的私人产权会如何影响到他们的创业决定。”

这项住房私有化的改革是让政府部门和国营企事业单位的员工出资购买自己所分得的公房。研究发现，这项改革措施让这些居民自谋职业的几率提高了两倍。原因在于这些居民不再要靠进入政府部门或国营单位才能分配到住房，他们可以采取其他的途径。此外，房屋产权让居民们有了创业的资本。王鑫怡表示，这些发现可以帮助公房占较大比例的发展中国家制定相关的改革政策。

王鑫怡的研究主要关注发展中国家与物权和移民相关的问题。她的很多研究将目光都聚焦于中国，尽管她也在对世界其他地区进行研究。王鑫怡称自己是一位信奉经验主义的微观经济学家，通过分析通常来自于家庭或个人层面的数据，使用计量经济学的技术“来回答大问题”。“我工作的大部分内容是要使用自然实验——利用所发生的事情中只影响一个群体且不会影响到其他人的事情，”她说，“如果两个群体非常类似，那就再好不过了。这样你就可以找出因为某个项目或改革所导致的影响。在评估改革或政策变化所带来的影响时，这是一种非常出色的工具。如果我们有兴趣在其他地区或国家采用该改革，这项技术将会帮助我们回答那个问题。”

翻天覆地的变化

王鑫怡在论文中所研究的“自然实验”就是中国1994年计划在全国各大城市内将公有住房出售，这项计划所影响的城镇家庭比例超过了40%。住房的现有居住者可以选择以很优惠的价格购买所住房屋的部分或全部产权——据中国媒体的报导，多数购入价格低于市场价的15%。王鑫怡表示，中国因此目前是全球住房私有率最高的国度之一。

为了确认这项改革的影响，王鑫怡针对中国9个省份内参与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的4400户家庭和1.6万名个人改革前后的就业选择进行了研究。这九个省份分别包括广西、贵州、黑龙江、河南、湖北、江苏、辽宁和山东。样本家庭和个人来自不同的地域，经济发展水平也各有不同。王鑫怡将这些样本家庭分为了三个群组来进行分析。“试验组”内的家庭居住在公有住房里，夫妻双方中至少有一人在政府或国营企事业单位工作。另外两个组为“对照组”，其中一组居住在私有住房内，夫妻双方中至少有一个人在政府或国营企事业单位工作；另一组也是居住在私有住房内，但夫妻双方均在私营部门工作。王鑫怡将“试验组”和两个“对照组”进行了对比，发现相比两个对照组而言，住房产权改革大幅提高了试验组内的自谋职业比例，增幅为1.9至2.1倍。

在改革之前，居住在公房内的居民的自谋职业比例与居住在私房内的政府、国营企事业单位或私营部门人员的比例相差不多。到1997年，有了自1994年改革之后的首批调研数据。这些数据显示，从政府手中购买了公房的个体成为创业者的比例要高于那些过去一直居住在私房里面的人。

在王鑫怡看来，有两大原因导致了这种情况：一是住房和工作不再挂钩，二是对家庭的信贷限制放宽。“当住房与工作联系在一起时，人们不想更换工作，”她说，“当住房与工作之间的关系被解除，就业流动性也就增加了”，而且更多人开始自行创业。

此外，住房产权的价值可以得到变现，这让居民有了资本创业开公司——以住房为抵押来贷款，或者是以市价将住房出售或出租。王鑫怡说：“在此之前，他们可以使用房子，但无法通过其他方式来利用房子的价值。”

王鑫怡发现，相比于在私营部门工作的对照组而言，住房改革将试验组的家庭生产型资产所有率提高了340%；相比于住在私房内的政府和国营企事业单位员工对照组而言，该数字为200%。事实上，王鑫怡发现，1994年的产权改革从公房上释放了100亿人民币，这些资金被投入到了生产性企业上。或者说，在改革前一年，也就是1993年，中国对城镇家族企业的资本投入为670亿人民币，产权改革所释放的资金占到了该数字的14%。

未来将面临的问题

王鑫怡表示，这些发现对亚洲其他地区和撒哈拉以南地区都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在那些地方，政府部门和国营企事业单位员工与公房的比例都较高。2001年，联合国的一项调查发现，非洲18%的家庭、亚洲16%的家庭和拉丁美洲8%的家庭都居住在公房内，享受着在政府部门或国营企事业单位工作的好处。

王鑫怡指出，尽管这篇论文所关注的是中国过去进行的一项改革，而且该改革不太可能在中国再次被推行，但它也提出了与中国目前城市化工作相关的一些问题。中国目前正在推行城市化工作，希望能够让更多农村居民进入城市。“在中国，土地均为国家所有，”她说，“农民仍然不能卖地，但最近，他们已经有了将土地出租的权力。问题在于产权改革对农民的迁移性有什么影响。如果农民可以通过出租土地来享受到自身土地的价值，而不是一旦迁移就将失去所有权益，那么就可能会鼓励他们迁移，寻找更好的机会。”

王鑫怡目前正在研究中国的其他产权问题和移民问题。她格外关注农民外出进城务工之后会给自己的家庭带来什么影响，以及农村劳动力减少和外出务工人员汇款增多的情况会如何影响到他们的农业投资决定。在另一项研究中，王鑫怡正在探讨房屋产权会如何影响到家庭中夫妻双方进行家庭决策的方式。截止目前，她已经有所发现，其中包括当房屋属于男方名下时，他们承担的家务活就会少一些。当房屋隶属于女方名下时，被视为是男性喜欢的香烟的消耗量就会下降。

王鑫怡表示，在中国运用自然实验的方法截止目前还并不多见，原因在于相对于印度等其他国家而言，在中国相对缺乏可用数据，而且存在语言障碍。但她也指出，发展经济学家对在中国开展与其调研类似的研究的兴趣越来越为浓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