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伊始化解“财政悬崖”（fiscal cliff）危机的赤字协议，提高了顶级富豪的税赋，并将危及经济复苏的政府支出削减计划推迟了两个月。但是，一个巨大的问题是：今年，政府支出可能会超出收入8,450亿美元。
如何应对赤字问题尚未达成进一步的协议，为鼓励各方妥协而在2011年夏季制订的支出削减计划，将在今年春季启动。这些问题会导致联邦政府及其合同商被迫裁员或临时解雇雇员，从而削弱经济增长。虽然一场强劲的经济复苏每年可以增加数千亿美元的税收收入，但没有几位专家认为，单靠这些增收就能在未来几年内消除赤字问题。从长期来看，随着人口老龄化的进展，以及社会保障计划（Social Security）、联邦医疗保险计划（Medicare）和医疗补助计划（Medicaid）等方面支出的快速增长，美国将面临着更大的收入缺口。
那么，应该怎么做呢？沃顿商学院的几位教授提出的各种税收措施应该有所助益。不过他们也告诫说，摆脱这个乱局并没有毫无痛苦的选择。
“令人遗憾的是，并不存在万全的税收政策。”沃顿商学院会计学教授斯蒂芬妮·赛克斯（Stephanie Sikes）谈到。她和其他教授告诫说，单靠奥巴马总统力推的提高富人税赋的政策，并不能带来解决问题所需的足够额外收入。“政府必须找到控制支出之道。”赛克斯谈到。“但是，如果政府不想这么做，那么，我认为，每个人就都必须承担政府支出增长的代价了。这个负担不能只让收入最高的人群承担。”
“我不知道有哪些增税政策不会给人带来痛苦。”沃顿商学院会计学教授詹妮弗·布鲁恩（Jennifer Blouin）谈到，她接着补充说：“虽然美国迫切需要收入，但我们不能仰仗‘富人’——不管富人意指什么人——覆盖不断增长的赤字。相反，所有人的税赋都应该提高。”
尽管向富人征税并不能解决根本问题，不过赛克斯和布鲁恩还是提出了一个无需费脑筋就能想到的措施，那就是：将私募基金经理挣取的“附带收益”（carried interest）当作收入而不是资本收益征税。附带收益是基金经理从私募基金中获得的收益。但该行业坚持认为，这部分收益适用于资本收益15%的税率，而不是高得多的所得税税率。但是，有评论人士认为，这些收益来自基金投资人需要冒风险的资金，而不是来自经理人的投资。“没人能解释得通，为什么这些收益不是管理费收入。”布鲁恩谈到。而管理费则需按收入纳税。
赛克斯和布鲁恩还认为，为了鼓励美国的公司将海外盈利带回国内，应该改变面对公司利润的税收政策。“目前，当一家公司将海外获得的盈利遣返国内时，从全球税收系统的现状来看，如果美国的税率高于公司运营所在国的税率，那么，他们就必须为这些收益缴付额外税收。”赛克斯谈到。“从而，为了躲避将利润带回国内所产生的额外税收，公司会将现金留在国外。”
她补充谈到，其结果就是，这种税收政策会导致看似荒谬的企业行为。“公司为了躲避资金回流的税收而甘愿付出这种代价的一个例子是，为了支付股利，好市多（Costco）和微软公司宁愿借钱，而不是将海外盈利遣返回国。”
股利和抵扣
沃顿商学院商业经济和公共政策教授肯特·斯迈特斯（Kent Smetters）建议说，应该进一步调整公司税收政策，以鼓励企业更多地进行资本投资，因为资本投资可推进经济增长。“我希望取消全部资本投资费用的税收，以资本费用全部核销投资带来的收入，而不是按时间平摊。”斯迈特斯谈到。“这样的政策能鼓励企业的额外商业投资，不会让企业为以往的投资缴付暴利税。”
公司盈利以两个途径返还给投资者：股利和升高的股票价格。两种收益均享受优惠税收待遇——其税率低于个人为普通收入缴付的税率。有些评论人士主张，应该取消这个优惠政策，但是，沃顿商学院金融学教授杰里米·西格尔（Jeremy Siegel）则认为，那么做就走得太远了。
举例来说，对大部分投资者而言，股利需按15%的税率缴付税款，而所得税的最高税率为39.6%。西格尔在《基普林格》（Kiplinger）的“个人理财”版块撰文指出，这样的安排之所以有道理，是因为产生股息的利润还需要公司纳税，“对普通收入按全税率再次征税则为双重征税。”对资本收益——以高出成本的价格卖出一笔投资产生的利润——施行15%的优惠税率，能鼓励我们所需的投资，西格尔补充谈到。
“应该为风险承担者提供某些优惠措施。”他写道。“因此说，资本收益也有资格享受较低的税率。免税代码严格限制了投资者对超过收益部分的资本损失扣抵的空间。其结果是，如果不对在一笔投资中获利一方的投资者给予税收优惠，承担风险的行为就会减少。”
他建议对股息收益和资本收益采用17.5%的税率，这一水平是共和党偏爱的15%的当前税率和民主党提出的20%的税率的折中。事实上，这一税率水平依然低于比尔·克林顿总统时期28%的税率，西格尔谈到。
针对个人的各种税收减免也是目前引起广泛关注的税收问题，比如，慈善捐款和抵押贷款利息支出等。举例来说，目前，个人应纳税所得可扣减最高100万美元的抵押贷款债务，即便部分或所有债务来自第二套住房。
房地产经纪机构和住房开发商坚持认为，此类抵扣对健康的住房市场来说是必不可少的，而健康的住房市场则对经济发展至关重要，他们认为，抵扣有助于提高房主的承负能力，能让更多的人步入中产阶级。但是，有评论人士认为，比之住房租赁者，抵押贷款利息扣减有失公允地偏向房主，是偏向富人的政策，因为这种课税减免对拥有大额抵押贷款和纳税等级更高的人更有利。
布鲁恩建议，立法者应该找到一个中间地带，其方法是为利息扣除设定一个上限，或者取消第二套住房——非必须的奢侈住房——的利息扣除。
西格尔认为，可采用另一种方式，那就是为扣减总额设定上限，而不是在保留多少、是否取消或者削减多少等方面争论不休。“或许，最佳方案并不是试图确定哪些扣减合乎情理，而是为纳税人允许扣减的利息总额设定上限，以5年为单位分段扣减抵押贷款利息。”他在《基普林格》中写道。“我认为，可将扣减总额上限设为2万美元，或者调整后总收入的10%，以较高者为准。”
西格尔还补充谈到，或许可以为慈善捐款设定一个免税额，因为如果将扣减额大幅削减，会导致捐款减少。“我的建议是：允许相当于收入10%的慈善捐款额外计入扣减额。”
遗产税、增值税和其他问题
长期以来，房地产遗产税一直是个颇富争议的问题。目前，一宗传给继承人的房地产，最初的525万美元是免税的，其余部分的税率则高达40%。总体而言，共和党希望取消房地产遗产税，或者提高免税金额，而民主党则认为，如果取消遗产税将对富人有利，有失公允。
“因为已经被征税的收入就不能被再次征税而要求完全取消房地产遗产税，这样的论点并不能说服我。”西格尔写道。他认为，事实上，大宗房地产中的大部分财富都未曾被课税，因为它们来自资本收益，这些财富在资产出售之前是不会被课税的。
“我当然希望降低税率，并将房地产遗产税的免税额提高到400万美元。”西格尔补充谈到。“但是，也有这样一个很好的观点：不将大笔财富中的一部分——以税收或者慈善捐款的方式——纳入公共财政，就不应该传给后世。”
布鲁恩认为，其他几个税收问题也应该给予关注。
其中之一就是“替代性最低税”（alternative minimum tax，简称AMT）。征收该税种的初衷是为了确保富人不会利用扣减逃税，但中产阶级缴纳的这部分税收在逐渐增加，越来越多的中产阶层人士发现，这一税种不允许他们扣减已经缴付的州所得税等税款。“替代性最低税应该废止。”布鲁恩谈到。“与州所得税较低的地区相比，这一税种对州所得税较高地区的人不同平。”
布鲁恩认为，虽然取消替代性最低税可能会减少税收，但其他税种的改革可以弥补收入的减少。举例来说，目前，雇主为雇员提供医疗保险可获得税额扣减，但是，雇员并不需要为这一福利纳税，如果他们为此纳税，每年的纳税额会有数千美元。
“政府应该考虑向医疗保险收入课税。”她谈到。
最后，她还谈到，“如果我们无法找到控制支出的策略，那么，我们就应该考虑增值税（VAT）的问题。”增值税是一种全国性的销售税。因为每个人都要买东西，所以，40%目前没有缴纳联邦所得税的美国人也会缴纳增值税。
虽然上面提到的这些建议能增加税收、刺激经济增长，但从长远来看，没有多少专家认为，它们足以消除赤字问题。
沃顿商学院商业经济和公共政策奥利维娅·S.米切尔（Olivia S. Mitchell）谈到了重要福利计划——社会保障计划、联邦医疗保险计划和医疗补助计划——的长期巨额开销。她表示担心的是，奥巴马最近发表的就职演讲，再次重申了他反对大幅削减这些福利的立场。“他的讲话强调了社会保障的好处。”米切尔谈到，“但是，总统还没有意识到，我们的社会福利计划已经到了破产的边缘，可哪个党都没有提出解决这些福利计划问题的明智方略。”
这些福利计划不但花费高昂，而且还会引发进一步损害经济发展的意外后果，她谈到。“比如说，经济学研究已经确证，医疗补助计划会让大部分人打消为长期护理费用采取措施积攒金钱、未雨绸缪的念头。社会保障计划的结构会阻碍私人积蓄，此外，该计划迫在眉睫的破产会威胁到数百万人的退休保障。”与此同时，社会保障计划的残疾保险特性还会造成很多人离开劳动力队伍，她补充谈到。
“总的来说，我希望看到两党——以及总统——将这些需要平衡的因素整合成一个提案，以化解我们面临的破产问题。” 米切尔谈到。
但是，这是个难以完成的任务。就像在他们面前展现出来的各种观点一样，最近发生的论争表明，要想在弥补支出和收入之间的缺口这一问题上达成一致，华盛顿将会面临巨大的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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