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伊始化解“財政懸崖”（fiscal cliff）危機的赤字協議，提高了頂級富豪的稅賦，並將危及經濟復蘇的政府支出削減計畫推遲了兩個月。但是，一個巨大的問題是：今年，政府支出可能會超出收入8,450億美元。
如何應對赤字問題尚未達成進一步的協議，為鼓勵各方妥協而在2011年夏季制訂的支出削減計畫，將在今年春季啟動。這些問題會導致聯邦政府及其合同商被迫裁員或臨時解雇雇員，從而削弱經濟增長。雖然一場強勁的經濟復蘇每年可以增加數千億美元的稅收收入，但沒有幾位專家認為，單靠這些增收就能在未來幾年內消除赤字問題。從長期來看，隨著人口老齡化的進展，以及社會保障計畫（Social Security）、聯邦醫療保險計畫（Medicare）和醫療補助計畫（Medicaid）等方面支出的快速增長，美國將面臨著更大的收入缺口。
那麼，應該怎麼做呢？沃頓商學院的幾位教授提出的各種稅收措施應該有所助益。不過他們也告誡說，擺脫這個亂局並沒有毫無痛苦的選擇。
“令人遺憾的是，並不存在萬全的稅收政策。”沃頓商學院會計學教授斯蒂芬妮·賽克斯（Stephanie Sikes）談到。她和其他教授告誡說，單靠奧巴馬總統力推的提高富人稅賦的政策，並不能帶來解決問題所需的足夠額外收入。“政府必須找到控制支出之道。”賽克斯談到。“但是，如果政府不想這麼做，那麼，我認為，每個人就都必須承擔政府支出增長的代價了。這個負擔不能只讓收入最高的人群承擔。”
“我不知道有哪些增稅政策不會給人帶來痛苦。”沃頓商學院會計學教授詹妮弗·布魯恩（Jennifer Blouin）談到，她接著補充說：“雖然美國迫切需要收入，但我們不能仰仗‘富人’——不管富人意指什麼人——覆蓋不斷增長的赤字。相反，所有人的稅賦都應該提高。”
儘管向富人徵稅並不能解決根本問題，不過賽克斯和布魯恩還是提出了一個無需費腦筋就能想到的措施，那就是：將私募基金經理掙取的“附帶收益”（carried interest）當作收入而不是資本收益徵稅。附帶收益是基金經理從私募基金中獲得的收益。但該行業堅持認為，這部分收益適用於資本收益15%的稅率，而不是高得多的所得稅稅率。但是，有評論人士認為，這些收益來自基金投資人需要冒風險的資金，而不是來自經理人的投資。“沒人能解釋得通，為什麼這些收益不是管理費收入。”布魯恩談到。而管理費則需按收入納稅。
賽克斯和布魯恩還認為，為了鼓勵美國的公司將海外盈利帶回國內，應該改變面對公司利潤的稅收政策。“目前，當一家公司將海外獲得的盈利遣返國內時，從全球稅收系統的現狀來看，如果美國的稅率高於公司運營所在國的稅率，那麼，他們就必須為這些收益繳付額外稅收。”賽克斯談到。“從而，為了躲避將利潤帶回國內所產生的額外稅收，公司會將現金留在國外。”
她補充談到，其結果就是，這種稅收政策會導致看似荒謬的企業行為。“公司為了躲避資金回流的稅收而甘願付出這種代價的一個例子是，為了支付股利，好市多（Costco）和微軟公司寧願借錢，而不是將海外盈利遣返回國。”
股利和抵扣
沃頓商學院商業經濟和公共政策教授肯特·斯邁特斯（Kent Smetters）建議說，應該進一步調整公司稅收政策，以鼓勵企業更多地進行資本投資，因為資本投資可推進經濟增長。“我希望取消全部資本投資費用的稅收，以資本費用全部核銷投資帶來的收入，而不是按時間平攤。”斯邁特斯談到。“這樣的政策能鼓勵企業的額外商業投資，不會讓企業為以往的投資繳付暴利稅。”
公司盈利以兩個途徑返還給投資者：股利和升高的股票價格。兩種收益均享受優惠稅收待遇——其稅率低於個人為普通收入繳付的稅率。有些評論人士主張，應該取消這個優惠政策，但是，沃頓商學院金融學教授傑瑞米·西格爾（Jeremy Siegel）則認為，那麼做就走得太遠了。
舉例來說，對大部分投資者而言，股利需按15%的稅率繳付稅款，而所得稅的最高稅率為39.6%。西格爾在《基卜林格》（Kiplinger）的“個人理財”版塊撰文指出，這樣的安排之所以有道理，是因為產生股息的利潤還需要公司納稅，“對普通收入按全稅率再次徵稅則為雙重徵稅。”對資本收益——以高出成本的價格賣出一筆投資產生的利潤——施行15%的優惠稅率，能鼓勵我們所需的投資，西格爾補充談到。
“應該為風險承擔者提供某些優惠措施。”他寫道。“因此說，資本收益也有資格享受較低的稅率。免稅代碼嚴格限制了投資者對超過收益部分的資本損失扣抵的空間。其結果是，如果不對在一筆投資中獲利一方的投資者給予稅收優惠，承擔風險的行為就會減少。”
他建議對股息收益和資本收益採用17.5%的稅率，這一水準是共和黨偏愛的15%的當前稅率和民主黨提出的20%的稅率的折中。事實上，這一稅率水準依然低於比爾·克林頓總統時期28%的稅率，西格爾談到。
針對個人的各種稅收減免也是目前引起廣泛關注的稅收問題，比如，慈善捐款和抵押貸款利息支出等。舉例來說，目前，個人應納稅所得可扣減最高100萬美元的抵押貸款債務，即便部分或所有債務來自第二套住房。
房地產經紀機構和住房開發商堅持認為，此類抵扣對健康的住房市場來說是必不可少的，而健康的住房市場則對經濟發展至關重要，他們認為，抵扣有助於提高房主的承負能力，能讓更多的人步入中產階級。但是，有評論人士認為，比之住房租賃者，抵押貸款利息扣減有失公允地偏向房主，是偏向富人的政策，因為這種課稅減免對擁有大額抵押貸款和納稅等級更高的人更有利。
布魯恩建議，立法者應該找到一個中間地帶，其方法是為利息扣除設定一個上限，或者取消第二套住房——非必須的奢侈住房——的利息扣除。
西格爾認為，可採用另一種方式，那就是為扣減總額設定上限，而不是在保留多少、是否取消或者削減多少等方面爭論不休。“或許，最佳方案並不是試圖確定哪些扣減合乎情理，而是為納稅人允許扣減的利息總額設定上限，以5年為單位分段扣減抵押貸款利息。”他在《基卜林格》中寫道。“我認為，可將扣減總額上限設為2萬美元，或者調整後總收入的10%，以較高者為准。”
西格爾還補充談到，或許可以為慈善捐款設定一個免稅額，因為如果將扣減額大幅削減，會導致捐款減少。“我的建議是：允許相當於收入10%的慈善捐款額外計入扣減額。”
遺產稅、增值稅和其他問題
長期以來，房地產遺產稅一直是個頗富爭議的問題。目前，一宗傳給繼承人的房地產，最初的525萬美元是免稅的，其餘部分的稅率則高達40%。總體而言，共和黨希望取消房地產遺產稅，或者提高免稅金額，而民主黨則認為，如果取消遺產稅將對富人有利，有失公允。
“因為已經被徵稅的收入就不能被再次徵稅而要求完全取消房地產遺產稅，這樣的論點並不能說服我。”西格爾寫道。他認為，事實上，大宗房地產中的大部分財富都未曾被課稅，因為它們來自資本收益，這些財富在資產出售之前是不會被課稅的。
“我當然希望降低稅率，並將房地產遺產稅的免稅額提高到400萬美元。”西格爾補充談到。“但是，也有這樣一個很好的觀點：不將大筆財富中的一部分——以稅收或者慈善捐款的方式——納入公共財政，就不應該傳給後世。”
布魯恩認為，其他幾個稅收問題也應該給予關注。
其中之一就是“替代性最低稅”（alternative minimum tax，簡稱AMT）。徵收該稅種的初衷是為了確保富人不會利用扣減逃稅，但中產階級繳納的這部分稅收在逐漸增加，越來越多的中產階層人士發現，這一稅種不允許他們扣減已經繳付的州所得稅等稅款。“替代性最低稅應該廢止。”布魯恩談到。“與州所得稅較低的地區相比，這一稅種對州所得稅較高地區的人不同平。”
布魯恩認為，雖然取消替代性最低稅可能會減少稅收，但其他稅種的改革可以彌補收入的減少。舉例來說，目前，雇主為雇員提供醫療保險可獲得稅額扣減，但是，雇員並不需要為這一福利納稅，如果他們為此納稅，每年的納稅額會有數千美元。
“政府應該考慮向醫療保險收入課稅。”她談到。
最後，她還談到，“如果我們無法找到控制支出的策略，那麼，我們就應該考慮增值稅（VAT）的問題。”增值稅是一種全國性的銷售稅。因為每個人都要買東西，所以，40%目前沒有繳納聯邦所得稅的美國人也會繳納增值稅。
雖然上面提到的這些建議能增加稅收、刺激經濟增長，但從長遠來看，沒有多少專家認為，它們足以消除赤字問題。
沃頓商學院商業經濟和公共政策奧利維婭·S.米切爾（Olivia S. Mitchell）談到了重要福利計畫——社會保障計畫、聯邦醫療保險計畫和醫療補助計畫——的長期巨額開銷。她表示擔心的是，奧巴馬最近發表的就職演講，再次重申了他反對大幅削減這些福利的立場。“他的講話強調了社會保障的好處。”米切爾談到，“但是，總統還沒有意識到，我們的社會福利計畫已經到了破產的邊緣，可哪個黨都沒有提出解決這些福利計畫問題的明智方略。”
這些福利計畫不但花費高昂，而且還會引發進一步損害經濟發展的意外後果，她談到。“比如說，經濟學研究已經確證，醫療補助計畫會讓大部分人打消為長期護理費用採取措施積攢金錢、未雨綢繆的念頭。社會保障計畫的結構會阻礙私人積蓄，此外，該計畫迫在眉睫的破產會威脅到數百萬人的退休保障。”與此同時，社會保障計畫的殘疾保險特性還會造成很多人離開勞動力隊伍，她補充談到。
“總的來說，我希望看到兩黨——以及總統——將這些需要平衡的因素整合成一個提案，以化解我們面臨的破產問題。” 米切爾談到。
但是，這是個難以完成的任務。就像在他們面前展現出來的各種觀點一樣，最近發生的論爭表明，要想在彌補支出和收入之間的缺口這一問題上達成一致，華盛頓將會面臨巨大的困難。
Join The Discussion
No Comments So Fa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