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新的研究结果驳斥了传统观点，即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将必然影响经济增长。他们指出，如果决策者同时整合“促进机制”，经济增长可以与减排一起实现。
这篇题为“能源系统脱碳和生产率提高使得1970年至2016年间73个国家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和经济增长之间的挂钩效应有所降低”（Energy System Decarbonization and Productivity Gains Reduced the Coupling Between CO2 Emissions and Economic Growth in 73 Countries Between 1970 and 2016）的研究报告还确定了以下五种具有影响力的促进控制碳排放的机制：
1、提高生产力
2、能源系统脱碳
3、电气化
4、冬季变暖
5、去工业化
论文作者是荷兰莱顿大学助理教授王然然（Ranran Wang，音译）、沃顿商学院的管理学教授瓦伦蒂娜·阿塞诺娃（Valentina A. Assenova）和挪威科技大学能源工程教授贺维奇（Edgar G. Hertwich）。
贺维奇说：“我们的研究清楚地表明，随着时间的推移，排放量可以持续和成功地减少。它还确定了经济增长和温室气体排放之间的关系。经济增长越快，就越需要积极推进能源系统的脱碳。”
研究显示，一个经济体的碳强度越高，它的生产率就越低，排放量增加的幅度就越大。作者指出，这一发现的政策含义是“至关重要的是首先要实行脱碳和提高生产率。”
“经济增长越快，就越需要积极推进能源系统去碳化。”——埃德加·贺维奇
这篇论文为这些论点提供了证据。作者表示，“德国、丹麦、芬兰、新西兰和乌拉圭等国已成功实现脱钩，即在经济增长期间减少二氧化碳排放，主要是通过能源系统的脱碳。”
促进机制的作用
该研究的主要发现强调了促进机制在减少碳排放方面的作用：
1、在考虑促进机制之前，人均GDP增长1%与人均二氧化碳排放量平均增长1%相关。
2、促进机制减少了22千兆克的排放量，主要是在经济增长期间。能源系统脱碳和提高生产力分别是较高和较低发展水平的主要碳减排机制。
3、一个国家的总体经济生产率提高1%，其人均二氧化碳排放量每年减少约0.5%。
4、去工业化，例如通过转向服务业，二氧化碳排放量减少了约0.8%，而非工业产出在GDP中的份额增长了1%。
5、80%以上的非工业化减排效果归因于主流能源的使用减少。可再生能源在能源供应中所占份额每年增加1%，人均二氧化碳排放量每年平均减少1.5%。
6、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方面，转向可再生能源的效率大约是煤改气的1.5倍。
7、天然气替代煤炭的比例每增加1%，人均年二氧化碳排放量就减少0.6%。
8、燃料转换的脱碳效果很大程度上归因于碳强度的降低，其余部分归因于能源效率的提高。具体而言，天然气替代煤炭的比例每增加1%，二氧化碳排放量的直接减少量为0.4%。
10、冬季变暖也减少了全国人均二氧化碳排放量。最冷月份的平均气温上升1°C，与每年减少0.5%的碳排放量有关。
贺维奇说，这项研究是对现有气候变化研究的一个进步，因为它将不同国家的能源结构变化纳入其中，这些变化是由政策变化或其他市场力量驱动的，而不是将“经济增长作为二氧化碳排放的单一解释因素”。该研究涵盖了1970年至2016年间73个经济体“最大的数据集”，以实证方式评估碳排放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以及促进机制的影响力。
“人们通常认为，如果你更迅速地清理你的能源系统，那么你将面临经济增长放缓的风险。在我们的分析中，没有发现这一点。”该研究发现，向清洁能源系统的过渡，如通过电气化或增加可再生能源的份额，能既使经济增长，同时也不会导致碳排放增加。
“人们通常认为，如果你更快地清理你的能源系统，那么你将面临经济增长放缓的风险。在我们的分析中，没有发现这一点。”——王然然
新兴经济体的机会
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发现为中国和印度等发展中国家提供了一条脱碳之路。这些国家的决策者长期以来一直认为，在发达国家拥有工业化早期优势的情况下，指望它们加快从煤炭和其他碳排放能源向清洁能源的转变是不公平的。发展中国家的替代途径实际上将包括增加可再生能源的使用和电气化、提高生产率和转向服务型经济。
阿塞诺瓦说：“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面临的挑战是，它们在历史上的一个关键时刻进入工业化和发展阶段，气候变化和碳排放对可持续发展构成了严峻挑战。……一方面，我们希望通过继续加快经济增长速度来改善新兴经济体的人类福利。这些经济体需要建设道路和学校等基础设施，碳排放伴随着发展。但与此同时，这些经济体还必须考虑如何超越或避免采取一些导致气候变化灾难性影响的政策。”
“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面临的挑战是，它们在历史上的一个关键时刻进入工业化和发展阶段，气候变化和碳排放对可持续发展构成了严峻挑战。”——瓦伦蒂娜·阿塞诺瓦
研究表明，发展中国家已经可以从生产率提高、电气化和能源系统脱碳中获益。论文指出，但是，它们不断增加的碳排放源于它们的能源组合以往的历史发展。“他们的能源系统仍需大幅升级，以缓解气候变化，实现全球气温目标。”
政策不一致
对美国来说，政策的一致性对于有效应对气候变化至关重要。阿塞诺娃说，拜登政府“重新关注解决气候变化问题的必要性”，但与此同时，他又正在着手“一项可能对气候变化努力产生反作用的大规模基础设施改革。”
参议院最近通过了一项1万亿美元的基础设施投资法案，旨在重建日益恶化的道路和桥梁，同时也为新的气候恢复计划提供资金。然而，该法案因在电气化和电动汽车方面的拨款相对较低而受到批评。另一个令人担忧的原因是拟议基础设施的排放结果。作者认为：“尽管政客们鼓吹‘绿色复苏’和‘重建得更好’，但重建计划中的能源支出报告显示，对化石燃料的补贴高于清洁能源。”
“美国经济复苏是由制造业和建筑业的增长带动的，而服务业仍在挣扎，”作者表示，“针对建筑和制造业的刺激措施无法帮助实现脱碳转型，除非明确某些支出用于某些新能源措施，如建筑翻新和输电网升级，以吸收更高比例的可再生能源。”
目标未达
在2015年巴黎协定签署后，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进展乏善可陈，192个国家同意将全球升温幅度控制在远低于2摄氏度（最好是1.5摄氏度）的水平上。在这一背景下，作者为决策者提出了几项关键建议。要实现1.5摄氏度的变暖目标，就需要从2020年起，全球的温室气体排放量平均每年减少7%以上。
“但目前的气候承诺，即使完全实现，也远远不足以实现巴黎协定的目标，”作者表示，“更糟糕的是，各国还没有实现过去的承诺，2019年全球温室气体排放量继续增长，2020年由于新冠肺炎大流行，仅下降了6.4%。根据观察到的趋势，即使是最成功的国家也可能无法实现巴黎目标所需的脱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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