控制碳排放並未減緩經濟增長：來自73國的經驗數據 

最新的研究結果駁斥了傳統觀點，即減少溫室氣體排放將必然影響經濟增長。他們指出，如果決策者同時整合“促進機制”，經濟增長可以與減排一起實現。

這篇題為“能源系統脫碳和生產率提高使得1970年至2016年間73個國家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和經濟增長之間的掛鉤效應有所降低”（Energy System Decarbonization and Productivity Gains Reduced the Coupling Between CO2 Emissions and Economic Growth in 73 Countries Between 1970 and 2016）的研究報告還確定了以下五種具有影響力的促進控制碳排放的機制：

1、提高生產力

2、能源系統脫碳

3、電氣化

4、冬季變暖

5、去工業化

論文作者是荷蘭萊頓大學助理教授王然然（Ranran Wang，音譯）、沃頓商學院的管理學教授瓦倫蒂娜·阿塞諾娃（Valentina A. Assenova）和挪威科技大學能源工程教授賀維奇（Edgar G. Hertwich）。

賀維奇說：“我們的研究清楚地表明，隨著時間的推移，排放量可以持續和成功地減少。它還確定了經濟增長和溫室氣體排放之間的關係。經濟增長越快，就越需要積極推進能源系統的脫碳。”

研究顯示，一個經濟體的碳強度越高，它的生產率就越低，排放量增加的幅度就越大。作者指出，這一發現的政策含義是“至關重要的是首先要實行脫碳和提高生產率。”

“經濟增長越快，就越需要積極推進能源系統去碳化。”——埃德加·賀維奇

這篇論文為這些論點提供了證據。作者表示，“德國、丹麥、芬蘭、新西蘭和烏拉圭等國已成功實現脫鉤，即在經濟增長期間減少二氧化碳排放，主要是通過能源系統的脫碳。”

促進機制的作用

該研究的主要發現強調了促進機制在減少碳排放方面的作用：

1、在考慮促進機制之前，人均GDP增長1%與人均二氧化碳排放量平均增長1%相關。

2、促進機制減少了22千兆克的排放量，主要是在經濟增長期間。能源系統脫碳和提高生產力分別是較高和較低發展水準的主要碳減排機制。

3、一個國家的總體經濟生產率提高1%，其人均二氧化碳排放量每年減少約0.5%。

4、去工業化，例如通過轉向服務業，二氧化碳排放量減少了約0.8%，而非工業產出在GDP中的份額增長了1%。

5、80%以上的非工業化減排效果歸因於主流能源的使用減少。可再生能源在能源供應中所占份額每年增加1%，人均二氧化碳排放量每年平均減少1.5%。

6、在減少二氧化碳排放方面，轉向可再生能源的效率大約是煤改氣的1.5倍。

7、天然氣替代煤炭的比例每增加1%，人均年二氧化碳排放量就減少0.6%。

8、燃料轉換的脫碳效果很大程度上歸因於碳強度的降低，其餘部分歸因於能源效率的提高。具體而言，天然氣替代煤炭的比例每增加1%，二氧化碳排放量的直接減少量為0.4%。

10、冬季變暖也減少了全國人均二氧化碳排放量。最冷月份的平均氣溫上升1°C，與每年減少0.5%的碳排放量有關。

賀維奇說，這項研究是對現有氣候變化研究的一個進步，因為它將不同國家的能源結構變化納入其中，這些變化是由政策變化或其他市場力量驅動的，而不是將“經濟增長作為二氧化碳排放的單一解釋因素”。該研究涵蓋了1970年至2016年間73個經濟體“最大的數據集”，以實證方式評估碳排放與經濟增長之間的關係以及促進機制的影響力。

“人們通常認為，如果你更迅速地清理你的能源系統，那麼你將面臨經濟增長放緩的風險。在我們的分析中，沒有發現這一點。”該研究發現，向清潔能源系統的過渡，如通過電氣化或增加可再生能源的份額，能既使經濟增長，同時也不會導致碳排放增加。

“人們通常認為，如果你更快地清理你的能源系統，那麼你將面臨經濟增長放緩的風險。在我們的分析中，沒有發現這一點。”——王然然

新興經濟體的機會

值得注意的是，這些發現為中國和印度等發展中國家提供了一條脫碳之路。這些國家的決策者長期以來一直認為，在發達國家擁有工業化早期優勢的情況下，指望它們加快從煤炭和其他碳排放能源向清潔能源的轉變是不公平的。發展中國家的替代途徑實際上將包括增加可再生能源的使用和電氣化、提高生產率和轉向服務型經濟。

阿塞諾瓦說：“發展中國家和新興經濟體面臨的挑戰是，它們在歷史上的一個關鍵時刻進入工業化和發展階段，氣候變化和碳排放對可持續發展構成了嚴峻挑戰。……一方面，我們希望通過繼續加快經濟增長速度來改善新興經濟體的人類福利。這些經濟體需要建設道路和學校等基礎設施，碳排放伴隨著發展。但與此同時，這些經濟體還必須考慮如何超越或避免採取一些導致氣候變化災難性影響的政策。”

“發展中國家和新興經濟體面臨的挑戰是，它們在歷史上的一個關鍵時刻進入工業化和發展階段，氣候變化和碳排放對可持續發展構成了嚴峻挑戰。”——瓦倫蒂娜·阿塞諾瓦

研究表明，發展中國家已經可以從生產率提高、電氣化和能源系統脫碳中獲益。論文指出，但是，它們不斷增加的碳排放源於它們的能源組合以往的歷史發展。“他們的能源系統仍需大幅升級，以緩解氣候變化，實現全球氣溫目標。”

政策不一致

對美國來說，政策的一致性對於有效應對氣候變化至關重要。阿塞諾娃說，拜登政府“重新關注解決氣候變化問題的必要性”，但與此同時，他又正在著手“一項可能對氣候變化努力產生反作用的大規模基礎設施改革。”

參議院最近通過了一項1萬億美元的基礎設施投資法案，旨在重建日益惡化的道路和橋樑，同時也為新的氣候恢復計畫提供資金。然而，該法案因在電氣化和電動汽車方面的撥款相對較低而受到批評。另一個令人擔憂的原因是擬議基礎設施的排放結果。作者認為：“儘管政客們鼓吹‘綠色復蘇’和‘重建得更好’，但重建計畫中的能源支出報告顯示，對化石燃料的補貼高於清潔能源。”

“美國經濟復蘇是由製造業和建築業的增長帶動的，而服務業仍在掙扎，”作者表示，“針對建築和製造業的刺激措施無法幫助實現脫碳轉型，除非明確某些支出用於某些新能源措施，如建築翻新和輸電網升級，以吸收更高比例的可再生能源。”

目標未達

在2015年巴黎協定簽署後，減少溫室氣體排放的進展乏善可陳，192個國家同意將全球升溫幅度控制在遠低於2攝氏度（最好是1.5攝氏度）的水準上。在這一背景下，作者為決策者提出了幾項關鍵建議。要實現1.5攝氏度的變暖目標，就需要從2020年起，全球的溫室氣體排放量平均每年減少7%以上。

“但目前的氣候承諾，即使完全實現，也遠遠不足以實現巴黎協定的目標，”作者表示，“更糟糕的是，各國還沒有實現過去的承諾，2019年全球溫室氣體排放量繼續增長，2020年由於新冠肺炎大流行，僅下降了6.4%。根據觀察到的趨勢，即使是最成功的國家也可能無法實現巴黎目標所需的脫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