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國際集團（AIG）是保險業巨頭，也是最近一次金融危機中的典型代表。該公司最近計畫在5月進行“重新公開募股(Re-IPO)”，從而再次向公眾出售股票。由於對抵押貸款衍生品的押注惡化，AIG曾一度搖搖欲墜。該公司表示，其正從2008年將近倒閉的狀態中恢復過來，目前架構更為精簡，財務狀況也更加健康，正在展望美好的前景。
AIG的首席執行官羅伯特·本默切（Robert Benmosche）最近強調，AIG將全額償還美國納稅人的救助款項。美國的納稅人曾支付了1820億美元來阻止AIG的危機通過金融市場進一步蔓延。一月份，AIG向紐約聯儲償還了210億美元的借款，如果一切進展順利，今年春季開始的一系列股份出售可能在年底前將納稅人持有的股權減少三分之二。
但是，在出售一些優質資產用以還債之後，AIG是否還可以重拾之前的輝煌？將AIG仍然作為一個整體來經營而不是將不同的業務部門分拆開來，這種做法是否明智？最重要的是：巨型金融服務企業的失足給許多無辜的局外人帶來了損失，就政府如何處理好這些企業帶來的麻煩而言，AIG的故事又說明了什麼？
“我認為政府救助並不成功，”沃頓商學院保險學教授肯特·斯莫特斯（Kent Smetters）表示，“但其他的解決之道也總是難以評估的。”在這個案例中，即使納稅人最終可能不會蒙受損失，但是斯莫特斯仍然擔心，政府對AIG的救助以及其他危機後的政府行為釋放了一個信號：在與其他人息息相關的大公司發生危機時，政府會介入並出手相救。“這就可能惡化‘大到不能倒’的問題”，從而令企業繼續承擔不健全的風險變得更加容易。
沃頓商學院金融學教授理查·馬斯頓（Richard Marston）認為，“大家都知道，這一切可能捲土重來。” “具體來說，銀行太過龐大，以至於對倒閉有恃無恐。大銀行很清楚，由於它們在‘系統性’方面的重要性，我們不會見死不救。”馬斯頓還表示，執掌大型金融企業的執行官們肯定會在一段時間內維持謹慎，但是“接下來，他們會被新人所取代，而這些繼任者並沒有經歷過上一次危機的教訓。”
2008年9月，設於倫敦的業務部門造成了AIG的大災難。此前，儘管AIG並非銀行企業，但一直是金融市場中的主要競爭者，也是美國最大的保險公司。通過名稱為信用違約掉期（credit-default swaps，CDS）的衍生品，AIG對抵押支援證券（mortgage-backed securities,MBS）提供擔保。房地產泡沫破裂後，AIG擔保的證券失去價值，AIG必須支付龐大的賠付金額。2008年3季度，AIG的虧損額達到250億美元的紀錄高點。由於擔心AIG的淪陷可能對其他金融企業產生多米諾效應，從而給金融市場和經濟帶來動盪，因此聯邦政府通過一系列救助措施（總額高達1820億美元）加以干預。作為交換條件，政府接管了AIG的絕大部分股權。
看法問題
此舉是否必要仍然有討論的空間。2008年9月15日，全球性金融服務企業雷曼兄弟破產，金融市場處於動盪之中。雷曼曾經向政府尋求援助，但遭到了拒絕。監管機構和立法機構擔心，不久之後AIG會步雷曼後塵，給金融市場帶來重創。
假使AIG破產，隨後會發生什麼事情就不得而知了。至於結果是否會像許多人所預期的那樣糟糕，沃頓商學院金融學教授理查·J·赫林（Richard J. Herring）仍感到疑惑。他表示，“我仍然懷疑政府是否有必要對AIG施以援手，因為雷曼兄弟倒閉時，包括信用違約互換在內的衍生品合約結算依然運轉良好。”“人們並不一定滿意所收到的價格，但是並沒有產生連鎖效應，而且整個過程都井然有序。”他指出，在AIG的案例中，只有衍生品業務看似對其他公司構成了風險；而更為普通的保險業務則是健康的。
隨之而來的許多問題（比如信貸危機），與其說是雷曼和AIG的麻煩所導致的，不如說這些問題是一種看法導致的。對這兩家公司的不同處理方式導致了這種看法，就是說，政府“並沒有一個行動策略，甚至沒有一致的政策目標，”赫林指出。他還補充說，政府對AIG的救助“比其他事件更為加劇了系統中道德風險的程度，”言下之意是指，認為政府提供了一個安全網鼓勵了企業去冒險。“AIG盡一切所能來規避有效監管，然而，在其押注落空的時候，政府對它比其他機構要慷慨得多。”
美國的納稅人目前擁有AIG 92%的股份。為了贖身，AIG計畫將政府持有的股份向公眾出售，並在五月份開始啟動資金募集——預計融資總額達150億美元到200億美元。在這之前，AIG將進行一系列的“路演”來說服潛在投資者購買其股份。由於政府持股的價值大約為640億美元，因此，新的招股必須將公眾持有的股份削減至零，依股票價格而定。
投資者的懷疑態度
無可否認，AIG的狀況相比深陷危機之時要好一些，但是還遠沒有到擺脫困境的地步。由於聲譽受損，AIG的客戶和商業夥伴放棄了其他方面仍然健康的保險業務，這一趨勢還沒有得到徹底的扭轉。AIG的撤資結果以及其重組帶來的盈虧暫且不提，AIG在二月下旬公佈的財務報告顯示，2010年4季度經營性虧損達22億美元，2010年全年虧損為8.98億美元，被華爾街稱為“一團糟”。
今年年初，AIG的股價為67美元左右，但現在為37美元左右，儘管AIG在一月份向股東發行了權證，因而應該在股價上再加上7到8美元（認股權證和長期股票期權類似，允許持有者在未來以45美元每股的價格購入AIG股票)。AIG的股票在2008年初時高達1400美元以上，在2009年中，AIG以20：1進行股票合併從而做出了調整。雖然大部分股價跌幅是由最近的急跌所致,但是許多分析師表示,今年的下跌反映了投資者對AIG的未來繼續持懷疑態度。
評級機構也同樣感到擔憂。一月份,評級機構穆迪投資者服務公司(Moody's Investors Service)對AIG各種債券的評級下調了一級。“評級下調反映了穆迪的看法：在過去一年中,雖然AIG的核心保險業務已經得以穩定,但是這些業務並沒有得到足夠好的改善，從而在不能得到政府繼續支援的情況下，沒有足夠的理由保持先前的評級。”
在拋售了許多業務部門來償還債務之後，AIG目前有兩條主要的業務線：Chartis保險公司以及SunAmerica金融集團。Chartis保險公司經營財產險業務，而SunAmerica的業務則包括人壽保險和其他金融產品，比如向教師提供的403(b)退休計畫。AIG旗下還有一個飛機租賃部門，現在虧損經營。
Chartis已經向投資者發出警告，稱2010年第四季度將計入42億美元的支出，用於增加賠付準備金，也就是在保單持有者申請的理賠超出公司之前預計的情況下必須支付的資金。野村證券（Nomura Securities）的一位分析師指出，該筆支出超出了預期；另外，由於“一般而言，其他保險公司準備金更加充足”，並且這些保險公司的報告都顯示其準備金都有盈餘。因此這筆支出尤為值得讓人注意。穆迪表示，Chartis的“準備金波動”抵消了該公司從其“全球業務和多樣化產品組合”中應該享受到的好處。
SunAmerica的第四季度經營性收益與之前幾個季度相比下降了4%。儘管就許多產品而言，SunAmerica都佔據了前10名的市場份額，但是穆迪指出，SunAmerica從保單持有者處收到的保費以及退休投資者那兒吸收到的存款“與危機前的水準相比大幅下跌，” 更加說明SunAmerica的“盈利能力與同業相比仍然相對較弱。”
為了重建和償還債務，AIG出售了許多國外的業務。例如，去年晚些時候，AIG出售了大部分在友邦保險集團（AIA）的多數股權，融資370億美元。友邦集團是在亞洲的人壽保險公司，而AIG就是在亞洲起家的，並且長期以來，亞洲在其業務中一直佔據主要份額。AIG用這一筆錢來償還對紐約聯邦儲備銀行的債務。在出售友邦保險以及其他資產後，AIG的員工數量從一年前的96000名減少到63000名。
穆迪表示，從好的一面看來，資產出售再加上AIG金融產品部門（使AIG陷入危機的部門）在大多數的高風險衍生品的逐漸退出，AIG的風險已經大大減少了。
可能的分拆？
但是一些專家質疑，既然AIG只剩下美國的業務了（主要是Chartis和SunAmerica），那麼AIG到底能夠做得多好。這些擔憂包括：在企業財產險和人壽保險公司（和財產險業務大不相同）之間是否真的存在協同效應？很多專家認為不存在協同效應，並且認為這兩個企業獨立經營效果可能更好。事實上，許多保險公司只專注於一種類型的保險業務——財產險或壽險——但並不是兼而有之。
一月下旬，2009年到2010年的11個月期間任AIG董事長的哈威·戈盧布（Harvey Golub）表示，AIG最終應該被分拆，因為其兩項主營業務“在戰略上並不吻合。” 斯莫特斯也認為分拆之舉可能是明智的，因為財產險和人壽保險是截然不同的業務。斯莫特斯表示，“沒有什麼理由要在同一個股票代碼下保持兩個企業，”在獨立經營的公司之間，“通過標準的交叉銷售合作協定可以達成任何同樣有效的交叉銷售收益。”他還補充，一家公司經營兩類保險企業也不存在特別的監管優勢。
“理論研究也發現，由於跨多個部門進行決策的複雜性增加，對於保險公司而言，規模的擴大通常並不意味著是更好的事情。”斯莫特斯指出，“分拆還會讓投資者的盡職調查更加簡單一些。”
政府的角色
除了關於AIG未來前景的問題之外，在政府如何應對主要金融服務公司的危機方面，AIG還提供了一個案例研究。事後看來，政府救助的效果到底如何呢？
馬斯頓認為，政府出手救助AIG和其他公司是正確的，因為如果不這樣做的話，金融危機可能會變得更糟，但是他表示，監管機構本來還可以提出更為嚴厲一些的要求，從而確保在這些企業恢復元氣時，納稅人可以獲得回報，從而企業能夠對公眾承擔的風險予以補償。“我們本來應該‘持有’這些機構足夠的股份，從而就我們所承擔的風險獲得回報。”
馬斯頓表示，未來，政府有兩個選擇：對金融服務企業進行更嚴厲的監管或是將巨型企業進行分拆。這樣一來，一旦這些企業倒閉，造成的損失就會不那麼巨大。他指出，目前政府對後者似乎興趣都不大，但是應該會有更好的監管。諸如多德-弗蘭克華爾街改革（Dodd–Frank Wall Street Reform）和個人消費者保護法案（Consumer Protection Act）之類的改革舉措在去年7月正式生效，已經敦促監管機構加強和修改了規則，但是在許多方面，這個過程還只是在萌芽階段。
“我認為，這些大公司存在的很大問題便是他們往往會控制監管機構和從政人員，”沃頓商學院金融學教授弗蘭克林·艾倫（Franklin Allen）表示。“這是大到不能倒問題的很大一個部分，因此，總體上，我贊成規模更小一些的金融企業。我認為這樣就使得金融企業更難將整個國家作為人質來要脅……我認為，我們近期不會在金融服務行業中充分採用反壟斷法。但是【採用反壟斷法來監管金融業】是政府可以做並能獲得顯著進步的事情之一。”
艾倫還補充說，鑒於金融服務機構在全球範圍內的相互聯繫，目前的體制（各個州而不是聯邦政府對保險公司進行監管）已經過時了。“我認為我們應該採用國家規範。”多德-弗蘭克法案設立了一個聯邦保險辦公室來進行監測，但是監管仍然是在各州層面上進行。
馬斯頓指出，即使有了新的、更嚴厲的規則和監管，對於用以繞過監管規則的金融創新和舉措，監管機構也很難跟蹤。“比如，雖然保險行業受到了嚴格監管，然而AIG還是通過經營沒有明確界定的業務——如違約掉期——而越過了傳統保險監管機構的監管……但是既然我們不打算分拆那些大型金融企業，那麼我們應該在監管方面下功夫。讓監管機構進行監管，國會可能會採取明智的態度。
斯莫特斯指出，多德-弗蘭克法案確實解決了違約互換等激進型衍生品（exotic derivatives）帶來的風險，要求許多品種必須通過交易所進行交易。即使一方出現了違約，交易所也能通過清算所來保證證券交易的支付，這樣就減少了系統風險。如果清算所認為風險太大，也可以拒絕對交易進行擔保，這樣同樣能減少風險。交易所使其更容易地決定證券的市場價格，因此公司和監管機構可以更好地衡量風險。然而，華爾街正在推動使一些類型的衍生品免受交易所要求的管制，因此，最終將有多少衍生品業務被覆蓋在其中尚不明朗。
回頭檢視政府對AIG的救助，2010年6月，一個國會小組出具的報告總結表示，美聯儲對於供選擇的方案考慮得太少。批評人士認為，政府錯在允許AIG的交易對手方，包括買入其抵押貸款衍生品的銀行拿回所有AIG拖欠他們的款項。
美聯儲辯護說別無選擇，因為別的方法會給金融市場和經濟帶來過多的傷害，但是許多批評人士認為，在押注落空時，讓交易對手方分擔後果也是很重要的，因此，以後它們要進行那些交易的時候，從一開始就會更為謹慎。作為對政府救助的回報，AIG被取消了向諸如高盛、美林等公司提起訴訟的權利（對於向AIG投保的證券的健康狀況，這些公司可能有不實的陳述），這種做法進一步保護了這些對手方。
斯莫特斯表示，“當涉及到信貸和證券化的時候，你希望複雜的債券持有者和交易對手方能夠使用更好的盡職調查。“我認為，政府救助只可以用作保護客戶的最後補救辦法，但是對於複雜的對手方來說則不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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