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低收入工人爭取更高的薪水的鬥爭，以前一般出現在農場或工廠裏。但是現在這一運動也蔓延到了芝加哥的大型零售超市中了。在芝加哥，一些大型的全國連鎖超市比如沃爾瑪和Target，也許需要在提供天天平價的商品的同時，也必須要為員工提供更高的薪水。
雖然零售商抱怨說，這一新法案或許會讓他們把在城區開設新店的計劃束之高閣，但是沃頓商學院的教授們認為，芝加哥提出的這項最低工資法案只能起到象徵性的作用，對大型零售商及其員工的實際影響微乎其微。“這件事的底線是：這項看起來不錯的法案並不會影響公司的選址或成本，也不會影響芝加哥的低收入家庭，”沃頓商學院金融學教授羅伯特·英曼（Robert Inman）說。
根據芝加哥市議會七月通過的一項提議，銷售額超過10億美元或商場面積大於九萬平方英尺的連鎖零售商場必須在2010年前把最低工資水平調整到每小時10美元外加3美元的福利。伊利諾伊州目前的最低時薪為6.5美元，而美國全國最低時薪標準（最後一次調高是在1997年9月）為5.15 美元。
“這一政策確實對低收入家庭有所傾斜，但是如果它的目標是解決芝加哥的貧困問題，那力度還遠遠不夠。我無法想想它會把這些商店中的任何一家趕出城，”英曼補充說。
支持收入所得稅扣除
在過去十年裏，有140多個城市和郡通過了所謂的基本生活工資法律，也就是制定一個高於全國最低工資水平的時薪標準，希望能夠讓工人有足夠的收入來維持生活。這一最低時薪標準和條件在各個地方各不相同，但是大部分基本生活工資法案是針對那些和政府部門有業務往來的企業。
有18個州要求雇主支付高於全國最低標準的薪水，還有六個州將會在今年秋天投票表決來提高本州的最低工資標準。今年夏天，美國眾議院通過了一項法案，把全國最低工資標準提高到每小時7.25美元，同時還要求房地產稅費改革，但是這一法案沒有通過參議院的表決。
有的民主黨人士希望基本生活工資標準能夠在今年秋天的中期選舉中起到推動作用。最近一次的華爾街日報和美國國家廣播公司聯合舉行的一次民意測驗發現，把最低收入標準提高到7.25美元得到了59％接受訪問的成年人的支持。
而芝加哥這次針對零售商的法案則為這場基本生活工資的戰役注入了新的力量，英曼指出。這一法案通過針對那些已經在農村和郊區遍地開花，現在又開始進入城區的零售商，瞄準了一個有能力支付更高的薪水，而又無法逃避這一法案的行業。
“如果你想向某人收稅，你就會找到那些除非盈利出現很大的變化，否則就不會改變想法，而且一定會繼續留在那個地區的人，”英曼說。“這不會對這些商店的贏利空間造成很大的影響，對他們來說，在芝加哥立足更加重要。我疑心他們只要進了芝加哥，就能賺個盆缽滿盈。”
市長理查德·戴利（Richard Daley）已經威脅要否決該法案，但是議會的支持者表示他們有34票支持票，足夠來抗衡反對票。伊利諾伊州大學的一項研究發現，該法案將會涉及到芝加哥超過35個超市和16250名員工。
在英曼看來，基本生活工資標準對這些被成為“大盒子”的零售商的影響相對較小，因為他們的大部分成本是存貨，而不是人力。但是，他又說，一些小的服務型機構可能會受到比較大的衝擊。比如說，在很多城市，門衛服務已經被外包給私人承包商，這些小型的公司也要按照規定支付較高的基本生活工資才能贏得這些合同。
沃頓商學院管理學教授伯納德·安德森（Bernard Anderson）也同意這一觀點。他認為基本生活工資並不是解決美國收入差距加大的有效手段。他提到，25％的全職雇員的薪水要低於2萬美元，這個數字聯邦政府所定下的一個四口人的城市家庭所需要的最低生活保障。“在低收入工人的收入毫無起色的同時，汽油和其它很多產品的價格卻在上升，這樣就加大了美國從業人員的收入差距，”曾經擔任克林頓政府的勞動部副部長的安德森如是說。
基本生活工資法律之所以影響不大，是因為他們通常只針對一小部分工人，而且可能導致雇主減少雇傭低於這個標準的職位。“如果你把標準定的太高，比如說10美元或者11美元一個小時，那麼有些低薪工作就會被取消，”安德森說。“這些人再也掙不到錢了，也就無法脫離貧困。丟了工作，他們的貧困狀況就會更加嚴重。”
安德森認為，一個更加有效的政策武器就是免除收入所得稅（EITC）機制。這一機制免去了低收入勞動者的聯邦稅，而且每年向勞動者支付不超過4400美元的額外收入，這一款項由美國財政部支出。
預算與優先政策中心（Center on Budget and Policy Priorities）對2003年美國人口普查的數據進行了分析。研究發現，收入所得稅扣除讓440萬人脫離了貧困，其中包括240萬兒童。根據這項研究，收入所得稅扣除制度使美國可支配收入低於貧困線的人口從3530萬人減少到3090萬人。
“沃爾瑪現象加劇了人們對低收入工作以及收入分配差距加大的擔憂。我認為這一方面是因為工會一直想要在沃爾瑪建立自己的組織，但是並沒有取得什麼實質性的進展，”安德森說。“在我看來，底線就是工資政策，無論是最低工資標準還是基本生活工資，都不是消除貧困的有效方法。”
“被催生的最低工資”
威廉·柯迪（William Cody）是沃頓商學院傑·H·貝克零售項目（Jay H. Baker Retailing Initiative）的主管。他對芝加哥專門針對零售業立法提出了質疑，特別是當零售業正在轉向城市，為低收入城市提供新的就業機會的時候。“顯然這是一個受到輿論驅動的法案。可是，如果你只是針對一個行業，那就沒有什麼太大的意義了。”
美國商業部勞動法律和政策主管馬克·弗利曼（Marc Freedman）說，現在針對基本生活工資的政治活動似乎讓支持者擔心，如果這一政策擴大到更廣的範圍，它就會後院起火，導致就業率下降。“如果這個想法真的很好，那為什麼不適用到城市中的每個人身上去呢？我看到他們對法案的適用範圍做出的限制，我就覺得他們也看到了這個措施的負面影響。”
弗利曼也反對基本生活工資法律和最低工資法律，因為這些政策似乎只在乎某個數字，而不是把重點放在經濟對勞動者和企業的影響上。“基本生活工資就像是被催生出來的。它只是想要把最低工資水平提高到一個新的數字上。但是我還沒有看到有誰能夠提出一個精確的公式。他們只不過是胡亂抓過來一個數字，讓他們自己感覺好一些罷了。”
保羅·宋（Paul Sonn）是紐約大學布仁南司法中心（New York University’s Brennan Center for Justice）扶貧項目的副主任。他說，包括華盛頓特區、加州聖塔克魯茲等其它城市也在考慮採取類似的行動，把重點放在零售商，或者那些接受稅收優惠或經濟發展補貼的公司上。
布仁南司法中心發表了一份報告，它也是芝加哥市議會立法時所考慮的文件之一。該報告指出，芝加哥有權在基本生活工資問題上，根據地方自治的規定和其它法院決定，把零售業單獨列開，這樣就能讓司法部門“一次解決一小部分問題”。報告還認為，該州的法律允許芝加哥在解決收入差距問題時只針對一個行業，採取行動。
宋還指出，芝加哥的立法參照了最近馬裏蘭州的一項決定。馬裏蘭州的法院要求沃爾瑪提供員工醫療福利的法律，認為有違聯邦雇員退休收入保障法案（ERISA）。他說，芝加哥的法律也參考了其它法院的決議，包括最近加利福尼亞州艾美瑞維爾市最近制定的一項支持基本生活工資的法案，該法案要求雇主支付和福利等值的現金。“馬裏蘭州的法律直接了當提出醫療要求，而不是一部薪資法律。如果你提出福利或者更高薪水的要求，這正式聯邦法院已經批准的方式，”宋說。
沃頓商學院市場營銷學教授斯蒂芬·J·霍克（Stephen J. Hoch）主張零售商應該能夠提高薪資水平，不太可能離開芝加哥或者其它有基本生活工資法律的城市。“為什麼不付錢呢？芝加哥是個大城市，生活成本也很高，”他說。“關於不提高最低工資標準的爭論似乎有些荒謬，要知道這個標準已經有很多年沒有改動過了。”
霍克強調說，既然法規適用於所有的大型零售超市，那麼沒有哪個連鎖超市會處於劣勢。“零售商總是說他們付不起更多的薪水。但是如果所有公司都這麼做，那麼他們又站在同一個起跑線上競爭了。”
他還提到有些零售商，包括Costco和Trader Joe’s早就提高了工資標準，並且為員工提供一些福利。“Costco受到了華爾街的批評，但這正是他們的競爭優勢，那就是付更高的薪水，取得更高的工作效率。”
霍克還指出，沃爾瑪一直致力於提高聯邦最低工資標準的遊說活動，這也許是因為他們要在50個新的城市開店，並且進入美國東北部，而這些計劃遭到了工會的反對。沃爾瑪也許是希望通過這些遊說活動來降低他們在輿論的負面影響。“沃爾瑪意識到它的競爭者也會付一樣多的薪水。既然如此，為什麼不轉移一下問題呢？”
選址要有創意
在芝加哥議會投票結束後，塔吉特集團（Target）給戴利市長寫了一封信，威脅說如果法案沒有被否決，那麼公司就會暫緩在芝加哥開設兩個新店的計劃。這一消息引起了芝加哥和其它地區反對塔吉特的浪潮。這家總部位於明尼阿玻利斯的折扣零售商多年依賴的公眾形象一直不錯，特別是和沃爾瑪相比。但是這次的事件讓他們的企業形象受損，並且多了一個塔爾瑪（Tar-Mart）的綽號。
沃爾瑪計劃在年底前在芝加哥西邊的市郊結合部開設其在芝加哥的第一家店。沃爾瑪最近還在伊利諾伊州艾佛格林帕克和芝加哥的交界處開了一家店，該店收到的工作申請比其它任何一家沃爾瑪都要多。沃爾瑪賣場的350到400個職位一般會吸引3000到4000名求職者。而艾佛格林帕克的這家店迎來了25000名應聘者。<SPAN lan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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