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25日，美國聯邦陪審團宣告安然公司前CEO肯尼斯·雷（Kenneth Lay）和前總裁傑弗裏·斯基林（Jeffrey Skilling）共謀與欺詐罪名成立，並將於9月11日對兩人判刑。各大新聞媒體在對此次審判進行報道時都提到，安然這個曾經盛極一時的能源巨頭是被一群高級管理人員拖垮的，而這些人的貪婪本性與欺詐手段即使按照後網路時代的標準衡量也令人咋舌。但安然事件決非近來唯一引起高度關注的公司醜聞，政府也將繼續嚴厲打擊濫用職權，騙取股東、員工和公衆信任的CEO。沃頓知識在線的潘迪穆（Mukul Pandya）和羅比·謝爾（Robbie Shell）在2006年5月30日邀請了沃頓商學院法學與商業倫理學系主任、社會合約與企業社會責任問題的專家托馬斯·鄧菲（Thomas Dunfee）談談對此次安然審判的看法。
沃頓知識在線：湯姆，非常感謝您來參加本次節目。首先，您認爲陪審團做出的判決是否合理？
鄧菲：是的，我認爲這個判決是合理的。據報道許多陪審員都指出，他們在審判剛開始時都對雷和斯基林報有同情。但後來在對本案取證調查的過程中，兩人表現出非常強硬，甚至有些傲慢的態度，這使得那些原先同情他們的陪審員改變了看法。
沃頓知識在線：在本次審判結果宣佈後，人們可能會說，“美國司法體制的效率很高，這些人都得到了審判”。但這次審判結果整整花去了四年半的時間。所以在您看來美國的司法體制是否確實發揮了效率？
鄧菲：是的，我認爲美國司法體制的效率仍然有高。其實我們可以反過來思考，假如陪審團此次宣佈雷與斯基林無罪將會出現怎樣的反應？因爲這畢竟是對曾經的偶像公司進行審判，並且影響到對此後發生的系列公司醜聞進行調查。假如政府在這次審判中失誤，將會對美國企業界産生帶來相當嚴重的打擊，並且對今後的起訴産生嚴重的負面影響。所以美國政府花大量時間仔細調查這樁相當複雜的案件是順理成章的事情。
沃頓知識在線：所以再回到我的第一個問題，您認爲這個判決結果是正確的？
鄧菲：即便斯基林本人也在審判結果宣佈後承認“美國的陪審制度確實有效。陪審員做出這樣的判決是有理有據的。”陪審員們在此案審理過程中對所有的證據都進行了詳盡的調查，他們做出了全體一致的裁決。考慮到此案的複雜程度以及漫長的審訊過程，其實陪審團做出判決的速度相當快。大家可以想想陪審員常常接連幾周都要離家在外爲此案奔忙。所以我認爲我們的陪審制度確實不失效率。
沃頓知識在線：您認爲美國政府在這樁引人注目的案件落幕後會對更多的公司醜聞進行審判並定罪嗎？如果會那麽接下來會輪到誰？
鄧菲：我認爲此次審判的價值其實是今後類似的案件數量會減少。想想看這次對兩高管的定罪數量。據估計雷和斯基林可能被判入獄十幾年到二十幾年，而且許多專家認爲他們上訴的成功率幾乎爲零。所以我認爲這樣的判決本身就具有威懾力，類似公司醜聞的數量應該不會增加。
另外2002年在《薩班斯–奧克斯利法案》（Sarbanes-Oxley）出臺後，許多公司都對自己的會計控制制度進行了改革。進行改革的公司數量之多令人驚異。你還記得作爲高管被判重刑經典案例的泰科公司前CEO科茲洛夫斯基（Koslowski）和世通公司的前CEO伯尼·埃博斯（Bernie Ebbers）的抗辯詞嗎？那就是“我不知道發生了什麽”。因此這些人儘管犯了欺詐罪，但他們“什麽也不知道”。所以必須有新的監管措施到位讓我們對CEO的行爲進行診斷並且更容易發現其中的不法形迹。
沃頓知識在線：也就是說，您認爲今後美國企業的透明度將會增加，從而在局面變得不可收拾之前發現CEO們的不法行爲。不知道我的理解是否準確？
鄧菲：在未對安然高管進行審判之前的局面很有意思，當時有許多人對監管制度的改革提出質疑，企業抱怨準備報告的成本高昂，而且可能還要花費大量的人工才能完成。於是有人開始反對改革。但我猜測此次對安然兩高管的審判將會減少這些反對的聲音，我們可以繼續加強企業行爲的透明度。
沃頓知識在線：安然審判可能會減少反對改革的呼聲，但它是否也會對其他CEO起到威懾作用，從而阻止他們重蹈斯基林和雷的覆轍？
鄧菲：對《薩奧法案》持反對意見的人士指出，安然審判雖然對CEO具有威懾作用，但同時也使這些人更加不願意承擔風險。我不知道這是否屬實。但許多公司醜聞被審判以及許多人因此鋃鐺入獄確實讓公司的最高管理層和其他人員更加謹小慎微。類似安然案件的審判還有多起。有些決策人員在做決策時會改變主意，決定不去揭發內幕，而是採取某一特定的行動。
大家可能還記得安然公司的董事會曾經兩度被迫放棄行爲準則，對法斯托（安然前首席財務官Fastow）進行的某些交易放行。我希望大家從安然事件中汲取的一個教訓就是，假如你身爲公司董事，有人要求你抛開行爲準則對某些曖昧不清的財務交易放水，你在投贊成票前必須要三思而行。
沃頓知識在線：您前面提到伯尼·埃博斯和丹尼斯·科茲洛夫斯基的抗辯策略，即宣稱“噢，欺詐，我根本不知道有這麽回事”。那麽您又是如何看待雷和斯基林聲稱公司只有安迪·法斯托等人在從事不法交易，所以安然其實是被負面的新聞報道、股市的賣空行爲和由此引發的市場恐慌拖垮的。
鄧菲：這種說法真是有意思，我也在星期五的《華爾街日報》上看到了社論報道。大家可能會以爲《華爾街日報》會對雷和斯基林表示同情，因爲他倆的抗辯理由中就包括《華爾街日報》刊登不負責任的新聞報道並由此引發安然垮臺的多米諾骨牌效應。但是《華爾街日報》是絕對不會同情這兩個安然高管的。我和我那些相信市場效率的金融界同僚認爲他們的證詞很難令人信服，還有許多人也本能地覺得他們的說法非常不可思議，因爲對於一家安然公司這樣的能源巨頭而言，假如它確實擁有自己聲稱的那些資産，僅憑《華爾街日報》刊登的幾篇新聞報道怎麽可能引發股市的賣空行爲，繼而造成整個公司的轟然倒塌呢？這種說法完全與人們的直覺背道而馳而且聽上去根本沒有說服力。
沃頓知識在線：您的分析聽上去很有意思。我能問一下您前面提到的問題嗎？您說專家認爲安然兩高管上訴成功的幾率微乎其微，這是爲什麽呢？
鄧菲：關於上訴其中牽涉到的問題很多。法官要求雷和斯基林兩人必須一起受審，案子不得在休士頓以外的地區審理，需要做出一系列的決策；法官定下的標準……或許有待商榷。知名度很高的瑪莎·斯圖爾特案，甚至是阿瑟·安德森案都利用上訴機會成功推翻陪審團的判決，但與這兩起案件不同的是，對於財務欺詐領域的犯罪似乎有著非常清楚的法律界定，法庭似乎也完全依照這種明確界定的法律行事。而且審理上訴的巡迴上訴法庭相對比較保守，在這類案件上也傾向於支援政府的立場。沒人知道上訴的確切結果，但勝訴的幾率應該非常小。我認爲這類案件總的來講上訴成功的幾率都很小，安然事件上訴成功的幾率就更小。
沃頓知識在線：您認爲安然的股東是否會提起集體訴訟來挽回自己的損失？我的意思是現在雷和斯基林的刑事罪名成立，那麽對他們提起民事訴訟是否比較容易？
鄧菲：提起集體民事訴訟的問題在於被告要財大氣粗，有能力支付股東提出的民事索賠金額。而不論是安然公司還是斯基林和雷本人都沒有支付賠償的財力。希望找到人賠償損失的股東只能將投資銀行告上法庭。當然這樣做的難度會更高，因爲這些投資銀行受到安然醜聞的衝擊要小得多。我認爲對安然高管的判決並不一定會引發新一輪的集體民事訴訟。
法庭還判決雷欺詐銀行的罪名成立，當時他從銀行獲得貸款並且簽名保證不會利用這筆貸款收購安然的股份，但後來他正是利用這些錢購買安然股份。對於這點至少他的部分證詞是站不住腳的。他稱別人盜用他的電子簽名簽署這些文件。假如你是判案的法官，看到被告的態度非常強硬並且極盡狡辯之能事，同時在其他的審判中證人也證實他曾說過“我是竭盡所能用盡十八般武藝來獲取貸款”。但現在他居然連自己的電子簽名也無法控制；這令人不得不對他的證詞産生懷疑。
沃頓知識在線：總的來講，您認爲從整起安然事件中最應該汲取怎樣的道德倫理教訓？
鄧菲：保持透明度是企業以及編制財務報告的人必須遵循的重要準則。安然的高級管理人員或許是故意將財務報告弄得一塌糊塗，以此給分析師出難題，讓他們不得不耗費大量的時間來找出數位背後隱藏的真相。所以，金融市場要正常發展，財務報告就必須保持精確和透明。
另外，各個企業內部都有各種不同的問題存在，以安然公司爲例，它擁有完美無缺的行爲準則手冊（你可以在eBay網上買到尚未拆封的全新的公司行爲準則手冊），組建了彙集衆多知名人物的董事會，也制定了各種公司的規章制度。但是把關的人在哪里？內部審計師在哪里？董事會在哪里？外部的律師事務所又在哪里？他們在應該站出來的時候都保持緘默。假如你發現公司內部存在某些嚴重的錯誤，你不能只是祈禱上帝保佑然後在文件上簽字。所以僅有行爲準則手冊在那裏顯然是不夠的，必須要真正遵循這些價值觀。將價值觀寫在紙上很容易，但最後很可能就淪爲一紙空文。
沃頓知識在線：最後我還想問個問題，這個問題已經在很多場合被問過很多次了，就是商學院可以採取哪些措施來防止今後安然事件重演？我知道沃頓已經採取了許多措施，因爲以前我曾經跟您談到過這個問題。
鄧菲：具有諷刺意味的是，安然事件可能會被寫入教科書成爲教學案例。商學院的學生可以閱讀整個事件的始末，然後設想自己是其中的各種角色。世通醜聞已經成爲我們的教學案例。從某個角度看這個案例非常具有教育意義，當時世通公司的內部審計師面臨來自伯尼·埃博斯的種種壓力，但她仍然堅持自己的立場，甚至設法讓她手下的一個助理在晚間潛入公司找到相關資料以查明事實真相。她就這樣頂住了來自公司高層所有的壓力。
希望我們的學生能夠向這位審計師學習，我們總是期待自己能夠保持正直，有時候甚至幻想成爲英雄人物。有的學生可能會說我也希望成爲審計師那樣的人，所以將來遭遇類似情形的時候他們或許會停下來思考一下到底發生了什麽。在課堂上教授道德倫理不可能取得完美的效果。有些人總是利用一切機會爲自己謀取最大利益，他們是徹頭徹尾的利己主義者。這樣的人是不可能被改造的。但我認爲這些案例確實會産生影響。我相信教授這些案例會對學生産生影響，我們已經改變了事情的發展曲線，現在企業中有許多人遊走在正義與邪惡的邊緣。從長遠來看這些人將在改善企業倫理道德中發揮非常重要的作用。我們可以增強他們的意識，引導他們改變自己在企業中扮演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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