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麼區分情緒的能力能讓你更有勇氣承擔風險

這是一個令人抓狂的早晨，你的配偶對你大動肝火，你氣急敗壞地鑽進汽車，猛地關上車門，匆匆趕到辦公室，有重要的工作正等著你。

你的“情緒理解”（emotional understanding）能提升你擺脫家裡的情境轉而專注於手頭工作的能力。沃頓商學院的講師和研究學者傑瑞米·伊普（Jeremy Yip）指出，這是一種“情緒智力”（emotional intelligence）（又稱為“情商”、“情緒智慧”）。伊普認為，“劃分”（compartmentalizing）能讓人判定讓自己緊張的事物是什麼，並讓生活中其他不相關的因素各安天命。

可是，情緒智力水準較高的人能更進一步，承擔那些與讓他們感到緊張的事物不相關的風險嗎？伊普認為他們能做到這一點，他的研究論文《情緒智力決策者：情緒理解能力能減少承擔風險時易發焦慮的效應》（The Emotionally Intelligent Decision-Maker: Emotion Understanding Ability Reduces the Effect of Incidental Anxiety on Risk-taking）已發表在《心理科學》（Psychological Science）期刊上。他的合作者是多倫多大學（University of Toronto）的組織行為學和人力資源管理教授斯特凡·科特（Stéphane Côté）。

這項研究表明，不相關的壓力刺激會讓情緒理解能力較低的人更厭惡風險，而情緒理解能力較高的人（面對不相關的壓力時）則更可能冒險。“通過確定自己的情緒之源，擁有更高情緒智力的人能認識到自己的情緒是否與要做出的決策相關。”伊普談到。“其結果是，他們不會受到溢出效應的影響。他們可能也會感到緊張，但他們不會讓這種情緒影響到自己的決策。”

在這項研究的第一個實驗中，研究者首先對多倫多大學的108位大學生進行了“梅耶-沙洛維-庫索情緒智力測驗”（Mayer-Salovey-Caruso Emotional Intelligence Test），這是一項能測評人們情緒智力的測驗。

測試完成後，實驗參加者被分成了兩組。一組需要完成一項引起焦慮的工作任務：準備一個一分鐘的演講。為了增強他們的壓力，這組學生被告知，他們的演講會被錄影，隨後，視頻會播放給該大學進行社會地位學術研究的同事觀看。（該項測試完成後，實驗參加者被告知，根本無需演講。）

另一組學生被賦予了一項相對輕鬆的任務：他們需要準備一份購物清單。作為報酬，兩組實驗參與者均可從中選擇一種：獲得1美元，或者以十分之一概率獲得10美元。

在需要準備演講的那組承擔壓力較大任務的學生中，在情緒智力測試中得分較低的學生，只有16.7%的人選擇了更有風險的報酬——選擇抽取10美元。而情緒智力較高的學生則有48.3%的人選擇了這一更具風險的報酬。

而承擔準備購物清單這一輕鬆任務的學生——他們扮演對照組的角色——的選擇結果則相近得多，無論每位實驗參與者的情緒智力是高是低。

 “不出所料，在情緒理解能力較低的個體中，承擔風險時容易發生焦慮的負面效應，但在情緒理解能力較高的個體中則不存在這一效應。”兩位作者在論文中寫道。

擔心，還是無需擔心？

第二個實驗旨在觀察：情緒理解能力較低的人，經過鼓勵後是否也能像情緒理解能力較高的人那樣，同樣做出更具風險的選擇。

這個實驗的起始部分與第一項實驗很相似：首先對每個人進行梅耶-沙洛維-庫索情緒智力測驗（Mayer-Salovey-Caruso test），以測評他們的情緒智力。在實驗的另一部分中，研究者要求132位參加者在心裡準備一個演講或者一個購物清單。

但這次，每一組都被分成了兩部分。其中一部分不會接收到任何進一步的資訊；研究者向另一部分暗中透露，他們可能會感到擔心，因為發表一次演講本來就是個讓人感到緊張的任務；或者告訴他們可能會感覺很平靜，因為羅列一個購物清單沒有什麼壓力可言。伊普談到，這個步驟旨在為那些情緒智力沒有自然產生的人提供一些氣氛。

所有參與者都可做出如下選擇：將自己的電子郵寄地址告知研究者，以便接收去一個診所注射流感疫苗的更多資訊。研究者告訴他們，選擇不去注射流感疫苗是更具風險的選擇，因為他們更可能因此患病。

那些沒有得到提示的人，結果與第一項實驗很相近。在需要準備演講的學生中，情緒智力較低的人有7.3%做出了更具風險的選擇，而情緒智力較高的人有65.9%做出了更具風險的選擇。同樣，承擔羅列購物清單任務的人都做出了相似的選擇，不管他們的情緒智力是高是低。

伊普談到，選擇不接受注射流感疫苗資訊不一定是聰明之舉，只有當接受這一資訊更具風險時，這一選擇才是明智之舉——擁有更高情緒智力的實驗參與者更可能將撰寫演講稿的壓力置於一邊，並做出更具風險的選擇。“我們決不是說情緒智力較高的人會躲避流感疫苗注射。”伊普談到。

研究者發現，那些得到資訊提示——撰寫演講稿本來就是一個很有壓力的過程——的參與者，選擇的結果則要相近得多。情緒智力較低的人有46%做出了更具風險的選擇，而情緒智力較高的人則有49.8%做出了更具風險的選擇。

科特談到：“通過分析情緒之源，並確定這些情緒事實上與我們要做出的決策並不相關，我們或許可以消除決策中的偏見。”他還補充談到，這個原則也可以應用於很多不同的情境中——無論是關於職業追求的決策，還是如何投資以及聘用哪位求職者的決策。

科特認為，人們對壓力的反應與父母的影響密切相關。他談到，如果他們的父母討論情緒問題時提出下面這樣的問題“你為什麼感到害怕呢？”那麼，孩子們的情緒智力就會變得更高。這樣的父母也會就如何回答這類問題給孩子提供指導。科特還補充談到，成年人的情緒智力也可以通過類似的原則得到訓練，不過還沒有大量證據支援這一觀點。

伊普認為，人們可以在自己遇到風險時以提出三個問題的方式應用這項研究的成果：“我現在的感覺怎麼樣？讓我有這種感覺的是什麼呢？我的感受與我需要做出的決策有關係嗎？”所以，當我們面臨投資決策的時候，比如，在安全的政府債券和高風險的股票投資之間做出選擇的時候，將一張意料之外的修理費帳單或者可能錯過一個航班的擔心拋諸腦後，就是個情緒智力較高的選擇。“情緒能攜帶資訊，儘管來自情緒的資訊對我們即將做出的決策並不總是有用，”伊普表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