財政緊縮政策遭到攻擊，各國正尋求更均衡的解決方案

全球金融危機爆發6年以後的今天，就如何應對全球經濟困境的難題，經濟學家和政策制定者依然在激烈搏鬥。財政刺激是最佳藥方嗎——還是財政緊縮政策才是我們的良藥？

在大部分時間裡，大都是財政緊縮的支持者勝出。在美國和歐洲的大部分地區，為壓低赤字，政府已經大幅削減了開支。緊縮政策已將另一輪希臘式崩潰的幽靈遠遠甩在身後，在此期間，財政緊縮政策的支持者還從2010年的一項研究成果中獲得了強大的支持，哈佛大學兩位著名經濟學家在這項研究中發現，高水準的政府債務會大大削弱經濟增長。

但是，因為歐洲進一步滑向經濟衰退，美國在重振經濟時同樣舉步維艱，再加上哈佛大學這項頗具影響的研究正在遭到攻擊，所以，人們對緊縮政策表示強烈反對的勢頭也在不斷增長。經濟學家和政策制定者都提出了類似的新問題：嚴苛的財政緊縮舉措是很有效呢——還是只能讓糟糕的局面雪上加霜？

全球經濟面臨的挑戰的複雜性，以及很多國家努力矯正自己金融體系時表現出的相互關聯性，使其“成了一個非常難以回答的問題”，沃頓商學院金融學教授伊泰·古德斯登（Itay Goldstein）談到。“大部分經濟學家都認為，債務過多不利於經濟的長期發展，但是，當你實施任何削減政策時，都必須慎之又慎。”他談到。“如果你削減開支或者提高稅收的速度過快，那麼，當經濟處於衰退階段時，這些舉措就會帶來不良影響。”

然而，即便所有人都認同這一問題的複雜性，但為解決這一問題，兩大陣營則提出了截然相反的策略。古德斯登談到，一個陣營是當代凱恩斯主義者——比如，奧巴馬總統和聲名顯赫的自由主義經濟學家保羅·克魯格曼（Paul Krugman）等人，他們認為，為了刺激新投資以及創造就業機會，政府應該增加支出。他們堅持認為，當經濟處於衰退階段時，正是政府提高赤字以彌補私人需求疲弱的恰當時機。

“這是宏觀經濟的不二法則，是我們從‘大蕭條’（the Great Depression）時代就清楚的一個法則。”土耳其央行（Central Bank of Turkey）前行長、沃頓商學院金融學教授布倫特·居爾特金（Bulent Gultekin）談到。“這是不折不扣的凱恩斯理論，但非常有效。”

然而，從共和黨領導人、美國國會眾議院議長約翰·博納（John Boehner），到副總統候選人保羅·里安（Paul Ryan），再到歐洲的德國總理默克爾，很多著名保守派人士則完全反對凱恩斯理論的原則。他們認為，通過積累更多的債務為經濟提供額外刺激的策略——他們嘲笑這種策略大都是無效的——簡直就是“詛咒”。對這些克魯格曼稱之為“緊縮主義者”（austerian）的人士來說，政府的過度支出和膨脹的赤字才是要害問題——他們認為，相較於經濟衰退和不斷攀升的失業率，這些政策會給全球經濟帶來更加嚴重的長期威脅。

“問題在於，如果你不斷增加赤字，那麼到頭來，你就會陷入日本的境地。”沃頓商學院金融學教授弗蘭克林·艾倫（Franklin Allen）談到。“（如果你不斷增加赤字）你會把良好的經濟狀況引向深度衰退，從而導致經濟狀況比低增長時期更加糟糕，並會形成導致經濟發展停滯的龐大債務；15年後，日本從全球最富裕的國家之一，已經變成了一個經濟發展停滯的國家。”

一個被經常引用的研究成果，為財政緊縮政策支持者的觀點提供了支持，這就是哈佛大學的卡門·萊因哈特（Carmen Reinhart）和肯尼士·羅戈夫（Kenneth Rogoff）2010年發表的一篇題為《債務時代的增長》（Growth in a Time of Debt）的論文記述的研究成果。在檢視過44個國家200年來的債務水準之後，這兩位經濟學家認為，過多的公共債務——具體而言，就是債務總額超過一個國家國內生產總值的90%——與更加緩慢的經濟增長密切相關。

很多國家的債務水準已經遠遠超過了理論上的“臨界點”（tipping point），目前，美國的債務相當於國內生產總值的105%，日本則超過了230%，而希臘和義大利這些麻煩重重的歐洲國家的債務與國內生產總值之比，則分別約為160%和120%，因此，保守的政策制定者和激進主義者一直在利用這項研究的成果證明大幅削減預算的合理性。

緊縮開支的浪潮

其結果就是，全球多個國家掀起了一輪相繼實施緊縮政策的浪潮。

在英國，首相卡梅倫2010年上任不久，就開始大幅削減公共支出，他認為，公共開支的減少將緩解國家信用評級的壓力，並可重振該國經濟。在歐洲大陸，德國的默克爾和歐洲央行（European Central Bank，簡稱ECB）堅持將大幅削減政府支出當作繼續支持和救助西班牙、希臘和賽普勒斯等深陷困境的國家的條件。而在美國，自共和黨2010年重獲眾議院控制權之後，奧巴馬總統所有試圖增加刺激性支出的努力，幾乎悉數受到了阻撓，政府支出一直在大幅削減，稅賦則在不斷增長。

即便財政緊縮陣營已在政策之爭中勝出，但這些政策的實際影響則為凱恩斯主義者的觀點提供了更加強大的支援。居爾特金談到，匆忙轉向財政緊縮政策之舉並沒有刺激經濟的增長，相反，其結果似乎使已經疲弱不堪的經濟雪上加霜，並導致了失業率的急劇升高。

“任何熟悉宏觀經濟基本理論的人都知道，當經濟陷入嚴重衰退、消費者的需求疲弱不振時，政府出手介入並增加支出，以防經濟滑入更嚴重的衰退，是唯一的自然選擇。”他談到。推行財政緊縮政策——居爾特金認為，此舉更多的是受意識形態而不是經濟學理論的驅動——“只能使局面變得更加糟糕”。

舉例來說，《紐約時報》（The New York Times）最近進行的一項調查表明，在美國，一個由私營部門和政府經濟學家構成的專家小組估計，如果財政政策沒有收緊，那麼，目前7.5%的失業率將會降低近一個百分點，今年的經濟增長率也將提升近兩個百分點。

與此同時，歐洲似乎依然掙扎在2011年年末開始的經濟衰退泥潭中。2013年第一季度，17個歐元國家的經濟增長率萎縮了0.2%。隨著法國重陷經濟衰退，隨著德國的經濟增長陷於停滯，該地區的經濟增長水準會比預期更加糟糕。義大利、西班牙和葡萄牙的經濟增長也都出現萎縮，而英國的經濟增長率也只提高了區區0.3%。其結果是，3月，歐元區的失業率達到了創紀錄的12.1%——而對年輕就業人口來說，尤其是麻煩重重的南部國家的年輕人，景況則更加糟糕：年輕人的平均失業率高達30%，而在西班牙和希臘，年輕人的失業率更是超過了50%。

對沃頓商學院管理學教授馬婁·吉蘭（Mauro Guillen）來說，這些數字表明了歐洲推行財政緊縮政策導致的一個更深層次的問題。他談到，所有歐洲國家同時推行財政緊縮政策，是個比美國推行緊縮政策更嚴重的“重大錯誤”，因為他們的經濟彼此依存度極高。舉例來說，法國是德國的最大交易夥伴，而德國則是義大利最重要的市場。

換句話說，一個國家削減支出，相當於其歐洲夥伴的收入減少。“這是個相互關聯性極強的貿易區。”吉蘭談到。“如果每個國家都在同一時間實施財政緊縮政策，那麼，每個國家的經濟發展就都會受到抑制，無論一個國家的政府財政是否有盈餘。”

吉蘭預測說，因為財政緊縮政策引發的政治分歧正在不斷增長，所以，緊縮銀根的計畫最終必然會有所鬆動。“他們必須要放棄某些東西。擺脫這一困境並不容易。”他談到。“但是，失業率已經達到了令人無法容忍的高度。”

學術界的爭論

此外，就在結果表明緊縮政策對現實世界的意義並沒有達到該政策支持者的預期時，這些緊縮政策的理論依據也遭到了攻擊。4月底，來自麻塞諸塞大學阿默斯特分校（University of Massachusetts, Amherst，簡稱UMassAmherst）的三位經濟學家發表的一篇論文表明，萊因哈特和羅戈夫用以計算其研究結果的試算表資料有誤；此外，麻塞諸塞大學的這幾位研究者還認為，在哈佛大學的那項研究中，有些重要資料被賦予了不恰當的權重，有些資料則被完全省略了。

刊登在《紐約時報》上一篇解釋其研究工作的專欄文章中，麻塞諸塞大學那篇論文作者中的兩人羅伯特·波林（Robert Pollin）和邁克爾·阿什（Michael Ash）認為，這些問題合在一起，意味著“沒有證據為如下的論斷提供支援：一旦債務水準超過了國內生產總值的90%，這些國家的經濟增長就會持續大幅下滑。”他們在文章中寫到，高水準債務減緩一個國家經濟增長的程度，遠遠達不到哈佛大學經濟學家宣稱的那種水準。

資料問題的暴露，讓克魯格曼等批評人士開始歡慶勝利，並因此而徹底無視萊因哈特和羅戈夫提出的論點。但是，沃頓商學院金融學教授、沃頓金融機構研究中心（Wharton Financial Institutions Center）聯席主任理查·賀林（Richard J. Herring）則認為，事情遠沒有如此簡單。“我認為，因為萊因哈特和羅戈夫的錯誤就完全推翻他們的結論是過分之舉。”他談到。雖然他們的錯誤“確實會讓人們的思想陷入混亂，但深思熟慮的分析人士始終都很清楚，在安全和不安全的債務水準之間，並不存在某個魔法般的臨界點。”

萊因哈特和羅戈夫在《紐約時報》一篇回應麻塞諸塞大學學者那篇論文的專欄文章中，也提出了大體類似的觀點。雖然他們承認在試算表資料的使用上存在錯誤（不過他們不承認對他們採用方法的批評），但他們依然堅持自己的主要觀點——過多的債務是危險的。“我們在2010年那篇論文中的研究中發現，從長期來看，當債務相當於國內生產總值的90%或更高時，經濟增長率會降低一個百分點。”他們寫道。“麻塞諸塞大學的研究者並沒有推翻這一基本結論。”

債務的上限

很多經濟學家對此表示贊同。

很多人並不贊同麻塞諸塞大學的研究證明萊因哈特和羅戈夫的總體結論無價值，艾倫就是其中之一。“（麻塞諸塞大學的）研究並沒有從根本上損害他們的論點。”他談到。“一個國家的債務能有多少是有上限的。有些國家債務與國內生產總值之比達到60%就會破產，而有些國家的這一比例則可高達200%甚至300%。但是，我們並不知道臨界點何在——這要依據一個國家的具體情況而定。”

艾倫認為，萊因哈特和羅戈夫的核心理念是正確的，即使他們的計算方法有瑕疵。他為此談到了日本經濟，十多年來，該國經濟一直深受停滯和通貨緊縮之苦，部分原因就在於懸在他們頭上的龐大公共債務。“我們應該盡可能遠離那種境地。”艾倫談到。“（龐大公共債務）導致的問題比深度經濟衰退要糟糕得多。”

然而，哈佛大學那項研究中存在的瑕疵，加之同時到來的要求政府採取更多措施遏制失業率不斷攀升的政治壓力，引發了出臺使經濟增長與財政緊縮政策之間的關係更加均衡的政策的強烈呼聲。在歐洲，法國、西班牙和其他國家面臨的高失業率以及經濟增長停滯的問題，正在給卡梅倫、默克爾和歐洲央行帶來出臺鬆動緊縮政策的強大壓力。即便是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這個財政緊縮政策的一貫堅定支持者，最近也坦承，這類措施對經濟增長的損害可能比預計的要嚴重得多。在一個看似幾乎完全改變立場的行動中，該組織敦促英國、法國和其他國家放鬆預算削減計畫，並採取更多措施促進經濟增長。在日本，政府也宣佈了激進的計畫，要將貨幣供應量翻一番，以期刺激價格上漲，從而終結給本國造成嚴重損害的通貨緊縮。

與此同時，美國削減赤字消息的出現比預期的時間早得多，可能會減輕在目前的“自動減赤計畫”（sequester）以外進行新一輪大幅削減開支的壓力，“自動減赤計畫”要求，在未來10年中，政府將減少1.2萬億美元的債務。但是，很難說這意味著政府將回到較為寬鬆的財政政策上去，波托馬克研究集團（Potomac Research Group）首席政治戰略專家葛列格·瓦利爾（Greg Valliere）談到，該集團為華盛頓制定針對機構投資者的政策出謀劃策。“作為債務上限談判的一部分，更多的開支削減行動將在今年晚些時候實施——這些行動可能是‘自動減赤計畫’的延伸，也可能是通過削減開支來充抵‘自動減赤計畫’。”他在最近一則研究紀要中寫道。“至於說增加開支的壓力將逐漸增強的大肆炒作——那樣的結果是不會出現的；眾議院永遠也不會允許它成為事實。我們的底線並沒有改變：收入強勁增長的目標不可動搖——因為2014年共和黨保住眾議院的控制權幾乎毫無懸念，所以，限制支出的政策將會延續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