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贸易协定是否会带来收入不平等？

由特朗普政府的关税和相关限制性贸易政策所引发的争议并不十分切题，因为它们忽略了两个关键的因素，沃顿商学院院长杰弗里·盖瑞特（Geoffrey Garrett）指出：“比起自由贸易，技术迅速变革和经济发展停滞对美国中部的影响更大。”在这篇评论中，盖瑞特还指出，虽然自由贸易可以降低商品和服务的成本，但是它也会产生经济胜利者和失败者。保持贸易积极面和抵消其消极面的关键在于通过某些方式为经济失败者提供补偿。（本文原发表于LinkedIn）

从FTA到NTB，再到TPP和TTIP，经过25年停留在各种各样飘忽不定的名号后，贸易政策今天终于走上了前台。在就任总统的第一周里，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首先宣布美国将退出上任总统奥巴马支持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然后表示他正在认真考虑对来自中国和墨西哥等国的进口商品征收20%的边境税。

我不想详细解释自由贸易协定的优点和缺点，它们的净经济效益并不多，通常情况下更重要的是它们的地缘政治影响。我也不想分析实行边境税带来的复杂后果，如果你对一辆“美国制造”汽车的进口零件征税，这不仅不能保护，反而会伤害美国汽车工人的利益，更不用提买车的人了。

相反，我想从以下三个宏观的点来表述，它们的重要性依次增加：

第一点是国际经济学中的核心教义。它值得反复强调，因为这是真的。

1. 自由贸易能够提高人们的生活标准，主要是因为它降低了我们购买的商品和服务的成本。

美国沃尔玛商店里的衣服和家电更便宜，因为许多这些产品都来自海外。如果iPhone在美国生产，而不是用德国、日本和韩国生产的零件，然后在中国组装的话，它的价格会更贵。

第二点，比起贸易的整体影响，我们对它的分散性影响关注较少。

2. 自由贸易产生（集中性的）失败者，他们需要补偿来弥补损失。

政治经济学家都知道贸易的不对称影响。贸易中的胜利者（所有消费者）是分散的，失败者（因工作流向海外而失业的人）是集中的。这为贸易保护政策施加了政治压力。但是由于从贸易中获得的总体收益高于集中损失，政府可以利用一部分收益来补偿损失，从而维持自由贸易政策。

作为社会民主捍卫者的瑞典一直以来都是自由贸易的支持者，因为这有利于整体经济发展。但是瑞典政府会把贸易中获得的一部分收益用于补偿贸易失败者遭受的损失，为失业工人提供优厚的福利和大量的再培训项目。所以自由贸易和福利社会能够兼容，不仅在瑞典，在整个北欧都是如此。

有些人可以说美国应该向瑞典学习，继续走自由贸易道路，为就业损失造成的影响提供短期缓冲，同时向失业工人提供参与竞争需要的新技能培训。

但是多说无用，不幸的是，从我的角度来看，告诉美国人他们的国家应该更像瑞典根本就是一件不可能的事。事实上，从1945年以来直到今天，以美国为首的自由贸易理念正在受到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严重的冲击，因为连普通公民都认为贸易是造成他们国家经济不景气的罪魁祸首。

我认为这种看法在很大程度是错误的，这是我的第三个，也是最重要的观点。

3. 比起自由贸易，技术迅速变革和经济发展停滞对美国中部的影响更大。

这意味着在之后的发展中美国需要大力刺激经济增长，帮助更多的人从技术变革中获益，而不是关上贸易的大门。

为了把这一点说得更清楚，让我们来比较一下1990年代美国贸易真正起飞的10年和从2006年到2015年的过去10年。在20世纪90年代，不平等性在美国显著上升，但是从绝对值来看，收入分配各个环节的人们的收入都要更高。

根据美国人口普查局的数据，位于收入分配前20%的美国家庭的实际收入在20世纪90年代增加了25%以上。这一增幅是位于底层和中间的20%家庭收入增幅的两倍以上，但是下层60%家庭的实际收入增长仍然超过10%。

把上面的数据和过去十年相比，收入不平等性增加了，但从美国收入分配顶层和底层人群的收入变化差距来看，增加的程度并不像20世纪90年代那样显著。实际收入指的是根据通货膨胀因素调整后能够反映购买力的收入。从2006年到2015年，顶层20%人群的实际收入仅增加了2.4%，但是底层20%人群的实际收入却降低了6.6%，收入分配底下半部分人群的实际收入完全没有增长。

总的来说，20世纪90年代收入不平等性增加的程度高于过去十年。区别在于过去十年中每一位美国人赚的都没有20世纪90年代多。从2006年以后，收入分配底层人群的经济状况越来越差。

怎么解释这些现象呢？听听特朗普政府的意见，你就会得出一个答案—“贸易”。但是这顶多只能算一个不完整的答案。事实上，我觉得这个答案基本上就是错的。大多数经济学家认为侧重技能的技术变革（例如因特网）是造成技能低下的低收入人群各种问题的主要原因。而且在美国，最大的问题是它近些年来的经济增长远远不如20世纪90年代。

以上数据来自世界银行的世界发展指数，这是我的全球经济数据的来源。下面是我从这些数据中得出的结论。

在20世纪90年代，贸易（出口+进口）占美国GDP的21.5%，按照发达国家的标准这一比重非常小，但是考虑到美国国内市场庞大的规模，贸易比重小也是可以理解的。20世纪90年代因特网诞生，但是只有1/8的人能够接入因特网。年度经济增长率为3.2%，虽然比二战后20年的增长率降低了约1%，但是跟之后相比仍然非常强劲。

把这些数据与过去十年相比，贸易在GDP中的比重仍然低于30%，75%的美国人能够接入因特网，但是平均增长率却降至1.3%。

从1990年代到过去10年的变化来看，贸易增长了三分之一，毫无疑问这是一个巨大的变化。但是因特网的普及率增加了600%，增长率却缩减了60%，这两方面的变化都远远超过贸易。

我认为这些非常简单的对比所表明的道理与那些更加严谨的分析得出的结论是一致的。美国劳动力市场上最大的变化是技术变革的影响，而不是不断增长的贸易。美国家庭生活标准下降最大的原因是经济增长率的显著下降（如果非要牵扯贸易的话，贸易的增长反而会促进经济增长）。

对我来说，这意味着特朗普政府面临的两个最大的挑战分别是：一、提高经济增长率；二、帮助更多美国人从信息技术革命中获益。特朗普提出的减税和增加基础建设开支措施可以帮助经济实现增长。在线教育等措施也可以帮助更多美国人获得基本IT技能，胜任当前的许多工作。

贸易显然是一个政治替罪羊，但经济学的数据显示它并非罪魁祸首。我们只能希望特朗普政府的贸易保护主义冲动更多只停留在口号上，而不是现实，只是象征，而不会落实到关税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