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念的冲突导致美国20年来第一份重要的移民改革法案上周在参议院被否决。一边是布什政府支持的实用主义者，他们称国家需要接受这大约1200万非法移民留在美国，并应给他们提供取得合法公民身份的途径。而另一边是理想主义者，他们认为违法者不应得到这些“奖励”，否则会鼓励更多的非法移民。虽然多数派领袖、民主党人士海瑞·瑞德（Harry Reid）撤回了法案，但他表示参议院可能在今年稍晚重新考虑该法案。布什总统刚参加完在欧洲周开的8国峰会返回美国。他本周难得地在国会山（Capitol Hill）现身，以鼓励共和党人支持此项建议。
持续争论的背后是该动议可能带来的经济影响。法案中的措施可能会极大地改变美国劳动力的构成。立法严厉打击非法移民将会限制一些行业未来劳动力的供应，如农业、建筑业、餐饮业和酒店业。蓬勃发展的阳光地带的这些行业尤其将受到影响。但是在评估签证时更多注重技能而非家属关系，可为一些高速发展的行业提供更多的劳动力，如高科技和生物科技行业。即使如此，部分高科技公司仍然谴责该法案每年不能为技术工人提供足够的签证：因为法案将签证数量限制在每年20万。
“这个立法动议让我感到比较困扰的是它被宣传得好像不涉及任何利益得失的权衡，并且声称以就业为基础的标准将有助于整个国家和经济发展，”沃顿商学院管理学教授彼得·卡普利（Peter Cappelli）说。“实际上，这个法案肯定带来赢者和输者。是否喜欢这个法案取决于每个人对于输者和赢者的看法。”
卡普利是沃顿商学院人力资源中心（Center for Human Resources）的主任。他认为低技能的美国工人，尤其是黑人，是可能的输者。哈佛大学（Harvard University）经济学家乔治·布加斯（George Borjas）的研究发现，1960年到2000年期间在全美范围内，低技能移民工人的涌入使得相对熟练的美国黑人男性工人的工资降低，并且增大了他们的失业率。
卡普利同时指出法案的支持者虽然努力推动法案的通过，但其实他们歪曲了美国劳动力的状况。例如一些支持者声称让1200万现有非法工人留在美国可以保障美国劳动力的规模。这一点尤为重要，因为婴儿潮时期出生的人逐渐退休，而现有工人们必须背负沉重的医疗保险费用。
“当局和立法法案的支持者都声称因为劳动力在萎缩，导致存在工人短缺现象，”卡普利说。“这一点摆明是错误的。事实是工资一直未得到增加——实际上在过去一代的时期内，除了非常顶级的职位外，其它所有工作的工资都在降低——这点让人难以相信我们面临着供不应求的劳动力市场。”他同时指出，将争论重点放在劳动力短缺上可以将人们的注意力从工资问题上转移。“如果我们通过移民来扩大工人供应，雇主将不需要支付太多工资来招聘工人，他们也不需要提供其它吸引人的条件。”
而这种改变所伤害到的是那些在政治进程中可能无法发出声音的人——那些生活贫困且教育程度低的人。卡普利推测，如果支持者强调移民中“医生、技术员和经理们”数量的大幅增加，也许整个争论的最终结果会有所不同。
城郊的工作
沃顿商学院实习教授伯纳德·安德森（Bernard Anderson）并不担心移民改革中所隐含的经济方面问题，这主要是因为他认为移民改革不存在长期的影响。
一方面，不管是否取得合法公民权的途径，已经来到美国的许多非法劳工还是会留在这里。“围追这1200万人并将他们驱逐，这是人力所不能及的，”安德森说。在克林顿担任总统期间，他曾任职美国劳工部（U.S. Labor Department）助理秘书。“你会听到保守派批评这种特赦，但是我从未听到他们提出任何关于如何处置这些已经进入美国的1200万人的解决方法。”
他同时也认为，不管是现在已经来到美国还是未来的移民工人都不会导致本国工人失业或者给他们工资增长带来压力。2/3的非法劳工聚集在4个行业内，即农业、个人服务业、食物准备业、以及酒店和旅游业；还有建筑业。他说在这些行业内，移民或者是填补因其它原因导致的职位空缺，或者是劳工经济学家所称的“非竞争性人群”中的一部分。
以费城的建筑行业为例。安德森说：“在中心城市没有非法移民在建设高楼大厦。”相反，这些工作由隶属于城市工会的本国钢铁工人和工匠承担。“但是如果进入城郊，进入那些住宅开发项目，那些类型的建筑工作大部分由非法移民承担。他们又抢了谁的工作呢？他们没有抢任何人的工作，因为其他工人是不会去做那些工作的。”
高科技移民
改革法案中有一条条款让安德森比较忧心：在评估签证申请人时由注重亲属关系转变为注重技术。他指出这种规定将会导致其它方面的问题。例如在南非，他们从非洲其它国家招聘男性来担任矿工，但这些男性的家庭未被南非所接纳。“那条政策导致了各种各样恶劣的社会问题，”他指出，这些社会问题也包括“可能会产生社会和经济的底层阶级”。
沃顿商学院商业和公共政策教授贾斯廷·沃尔弗斯（Justin Wolfers）也因为一些不同的原因而认为推行改革可能会带来问题。他担心如果将重点放在加强边境执法和提高签证限制上会损害到美国的竞争力，因为不管劳工技能水平如何，这些政策会阻碍他们相对自由地流入美国。
“经济学家一般认为商品的自由贸易对于贸易双方均有利，”他说。“让人们能相对自由地在边境之间流动也许是有益的。如果我们限制这些流动，可能会伤害到经济发展。”
经济实力经常源于某个历史事件适时发生，就如硅谷在加州旧金山的形成经历一样。最初出现硅谷是因为斯坦福大学（Stanford University）鼓励将科技转化为商品，而加州又是一个适合人居住的地方。现在，这个地区吸引了世界各地的技术工人，因为硅谷已被大家视为世界高科技中心——换句话来说，因为科技公司希望与其它科技公司为伴，即使这意味着要呆在那个因交通堵塞而闻名的地方。
但是这种技术工人的聚集也许会是暂时的。比如如果有法案限制计算机编程人员的流动，技术公司可能轻易地会迁至印度的班加罗尔或以色列的特拉维夫，这也许会让那些地方最终成为明日的硅谷。“在美国，顶级的大学被认为是最大的竞争优势来源，而那些（优势）是可以非常快速地转移到国外的，”沃尔弗斯强调。“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德国的体系是世界最好的体系，而这种情况非常快速地发生了改变。”
可靠的实验成果
总的来说，移民工人都倾向于选择那些蓬勃发展的城市，例如拉斯维加斯、菲尼克斯和北卡罗来纳州的夏洛特，而不是底特律和克利夫兰这类失业问题严重的城市。但是这些工人给城市带来的影响是难以进行测量的。改变会逐渐发生，而且因为一些工人属于非法移民，导致所取得的数据可能不太可靠。
伯克利市加州大学（University of California）的劳工经济学家大卫·卡德（David Card）发现阳光地带中的迈阿密为研究移民影响提供了一个非常理想的天然实验室。迈阿密一直以来是合法和非法移民工人的避难所。许多移民到该市的人，尤其是低技能的工人，都来自于拉丁美洲。西班牙语在迈阿密运用非常广泛。
吸引卡德注意力的并非迈阿密的多元化文化，而是该市1980年唯一一次劳动市场冲击——即所谓的马列尔偷渡事件（Mariel boatlift）。当时，在3个月内大约12.5万古巴难民进入迈阿密。约半数“马列尔偷渡者”留在该市，使当地劳动力增加了7％。许多移民英语能力有限，并且缺乏工作技能，所以他们对于劳务市场中低技能工作部分产生的影响更大。
在1990年发表的一篇文章内，卡德发现实际上从1980年到1985年，该事件对于迈阿密市情况相似的工人们的工资或失业率并未产生影响。在那五年期间内，迈阿密的失业率升高，但增长情况与亚特兰大、洛杉矶、休斯顿和坦帕/圣彼得堡等四个大都市区类似，而这四大都市区并无新工人涌入。换而言之，马列尔偷渡者并未导致失业人数的增加。
这怎么可能呢？卡德猜测多亏了这些拉丁美洲人是在20年前涌入，当时迈阿密有丰富的基础设施，能缓解这些英语非母语的人群的就业过渡问题，并且城市繁荣的经济提供了充足的工作机会。
卡德后续的研究证实了他关于迈阿密的发现。因此，他对于政客宣称希望通过改革美国的移民法律来保护美国工人表示质疑。“许多反对移民的人是保守派，而且他们也并不赞同那些改善本国低技能工人的项目。”他指出说。“他们最根本的担心其实是害怕美国文化被那些低技能的拉丁美洲人所主宰。”
卡德指出，边界州——如德克萨斯州和亚利桑那州——的政客们将问题指向处置非法移民的社会成本——例如那些未参加保险的人需要在急救室就诊，并且需要额外加强警力执法——但是这些政客的大部分选民们都从那些廉价的、低技能的劳工供应中获益。“但是没人能站出来，并称我们希望增加美国低技能人群的数量，这样我们就能有低工资的的士司机、建筑工人，以及在餐馆内工作和提供日托服务的人。”
沃顿商学院的安德森的观点甚至更加直接。他指出总而言之，相比于非法移民对美国经济的负面影响，他们为经济发展所做出的贡献更大。他指出“他们的雇主为他们支付了社会保障税”，虽然他们并未从中受益。“当他们购买商品或者服务，他们支付了营业税。他们中的部分购买了房屋，并且支付了财产税。而且他们来到美国并非为了享受福利，而是为了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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