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念的衝突導致美國20年來第一份重要的移民改革法案上周在參議院被否決。一邊是布希政府支持的實用主義者，他們稱國家需要接受這大約1200萬非法移民留在美國，並應給他們提供取得合法公民身份的途徑。而另一邊是理想主義者，他們認為違法者不應得到這些“獎勵”，否則會鼓勵更多的非法移民。雖然多數派領袖、民主黨人士海瑞·瑞德（Harry Reid）撤回了法案，但他表示參議院可能在今年稍晚重新考慮該法案。布希總統剛參加完在歐洲周開的8國峰會返回美國。他本周難得地在國會山（Capitol Hill）現身，以鼓勵共和黨人支持此項建議。
持續爭論的背後是該動議可能帶來的經濟影響。法案中的措施可能會極大地改變美國勞動力的構成。立法嚴厲打擊非法移民將會限制一些行業未來勞動力的供應，如農業、建築業、餐飲業和酒店業。蓬勃發展的陽光地帶的這些行業尤其將受到影響。但是在評估簽證時更多注重技能而非家屬關係，可為一些高速發展的行業提供更多的勞動力，如高科技和生物科技行業。即使如此，部分高科技公司仍然譴責該法案每年不能為技術工人提供足夠的簽證：因為法案將簽證數量限制在每年20萬。
“這個立法動議讓我感到比較困擾的是它被宣傳得好像不涉及任何利益得失的權衡，並且聲稱以就業為基礎的標準將有助於整個國家和經濟發展，”沃頓商學院管理學教授彼得·卡普利（Peter Cappelli）說。“實際上，這個法案肯定帶來贏者和輸者。是否喜歡這個法案取決於每個人對於輸者和贏者的看法。”
卡普利是沃頓商學院人力資源中心（Center for Human Resources）的主任。他認為低技能的美國工人，尤其是黑人，是可能的輸者。哈佛大學（Harvard University）經濟學家喬治·布加斯（George Borjas）的研究發現，1960年到2000年期間在全美範圍內，低技能移民工人的湧入使得相對熟練的美國黑人男性工人的工資降低，並且增大了他們的失業率。
卡普利同時指出法案的支持者雖然努力推動法案的通過，但其實他們歪曲了美國勞動力的狀況。例如一些支持者聲稱讓1200萬現有非法工人留在美國可以保障美國勞動力的規模。這一點尤為重要，因為嬰兒潮時期出生的人逐漸退休，而現有工人們必須背負沉重的醫療保險費用。
“當局和立法法案的支持者都聲稱因為勞動力在萎縮，導致存在工人短缺現象，”卡普利說。“這一點擺明是錯誤的。事實是工資一直未得到增加——實際上在過去一代的時期內，除了非常頂級的職位外，其他所有工作的工資都在降低——這點讓人難以相信我們面臨著供不應求的勞動力市場。”他同時指出，將爭論重點放在勞動力短缺上可以將人們的注意力從工資問題上轉移。“如果我們通過移民來擴大工人供應，雇主將不需要支付太多工資來招聘工人，他們也不需要提供其他吸引人的條件。”
而這種改變所傷害到的是那些在政治進程中可能無法發出聲音的人——那些生活貧困且教育程度低的人。卡普利推測，如果支持者強調移民中“醫生、技術員和經理們”數量的大幅增加，也許整個爭論的最終結果會有所不同。
城郊的工作
沃頓商學院實習教授伯納德·安德森（Bernard Anderson）並不擔心移民改革中所隱含的經濟方面問題，這主要是因為他認為移民改革不存在長期的影響。
一方面，不管是否取得合法公民權的途徑，已經來到美國的許多非法勞工還是會留在這裏。“圍追這1200萬人並將他們驅逐，這是人力所不能及的，”安德森說。在克林頓擔任總統期間，他曾任職美國勞工部（U.S. Labor Department）助理秘書。“你會聽到保守派批評這種特赦，但是我從未聽到他們提出任何關於如何處置這些已經進入美國的1200萬人的解決方法。”
他同時也認為，不管是現在已經來到美國還是未來的移民工人都不會導致本國工人失業或者給他們工資增長帶來壓力。2/3的非法勞工聚集在4個行業內，即農業、個人服務業、食物準備業、以及酒店和旅遊業；還有建築業。他說在這些行業內，移民或者是填補因其他原因導致的職位空缺，或者是勞工經濟學家所稱的“非競爭性人群”中的一部分。
以費城的建築行業為例。安德森說：“在中心城市沒有非法移民在建設高樓大廈。”相反，這些工作由隸屬於城市工會的本國鋼鐵工人和工匠承擔。“但是如果進入城郊，進入那些住宅開發專案，那些類型的建築工作大部分由非法移民承擔。他們又搶了誰的工作呢？他們沒有搶任何人的工作，因為其他工人是不會去做那些工作的。”
高科技移民
改革法案中有一條條款讓安德森比較憂心：在評估簽證申請人時由注重親屬關係轉變為注重技術。他指出這種規定將會導致其他方面的問題。例如在南非，他們從非洲其他國家招聘男性來擔任礦工，但這些男性的家庭未被南非所接納。“那條政策導致了各種各樣惡劣的社會問題，”他指出，這些社會問題也包括“可能會產生社會和經濟的底層階級”。
沃頓商學院商業和公共政策教授札斯廷·沃爾弗斯（Justin Wolfers）也因為一些不同的原因而認為推行改革可能會帶來問題。他擔心如果將重點放在加強邊境執法和提高簽證限制上會損害到美國的競爭力，因為不管勞工技能水準如何，這些政策會阻礙他們相對自由地流入美國。
“經濟學家一般認為商品的自由貿易對於貿易雙方均有利，”他說。“讓人們能相對自由地在邊境之間流動也許是有益的。如果我們限制這些流動，可能會傷害到經濟發展。”
經濟實力經常源於某個歷史事件適時發生，就如矽谷在加州三藩市的形成經歷一樣。最初出現矽谷是因為斯坦福大學（Stanford University）鼓勵將科技轉化為商品，而加州又是一個適合人居住的地方。現在，這個地區吸引了世界各地的技術工人，因為矽谷已被大家視為世界高科技中心——換句話來說，因為科技公司希望與其他科技公司為伴，即使這意味著要呆在那個因交通堵塞而聞名的地方。
但是這種技術工人的聚集也許會是暫時的。比如如果有法案限制電腦編程人員的流動，技術公司可能輕易地會遷至印度的班加羅爾或以色列的特拉維夫，這也許會讓那些地方最終成為明日的矽谷。“在美國，頂級的大學被認為是最大的競爭優勢來源，而那些（優勢）是可以非常快速地轉移到國外的，”沃爾弗斯強調。“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前，德國的體系是世界最好的體系，而這種情況非常快速地發生了改變。”
可靠的實驗成果
總的來說，移民工人都傾向于選擇那些蓬勃發展的城市，例如拉斯維加斯、費尼克斯和北卡羅來納州的夏洛特，而不是底特律和克利夫蘭這類失業問題嚴重的城市。但是這些工人給城市帶來的影響是難以進行測量的。改變會逐漸發生，而且因為一些工人屬於非法移民，導致所取得的資料可能不太可靠。
伯克利市加州大學（University of California）的勞工經濟學家大衛·卡德（David Card）發現陽光地帶中的邁阿密為研究移民影響提供了一個非常理想的天然實驗室。邁阿密一直以來是合法和非法移民工人的避難所。許多移民到該市的人，尤其是低技能的工人，都來自於拉丁美洲。西班牙語在邁阿密運用非常廣泛。
吸引卡德注意力的並非邁阿密的多元化文化，而是該市1980年唯一一次勞動市場衝擊——即所謂的馬列爾偷渡事件（Mariel boatlift）。當時，在3個月內大約12.5萬古巴難民進入邁阿密。約半數“馬列爾偷渡者”留在該市，使當地勞動力增加了7％。許多移民英語能力有限，並且缺乏工作技能，所以他們對於勞務市場中低技能工作部分產生的影響更大。
在1990年發表的一篇文章內，卡德發現實際上從1980年到1985年，該事件對於邁阿密市情況相似的工人們的工資或失業率並未產生影響。在那五年期間內，邁阿密的失業率升高，但增長情況與亞特蘭大、洛杉磯、休斯頓和坦帕/聖彼德堡等四個大都市區類似，而這四大都市區並無新工人湧入。換而言之，馬列爾偷渡者並未導致失業人數的增加。
這怎麼可能呢？卡德猜測多虧了這些拉丁美洲人是在20年前湧入，當時邁阿密有豐富的基礎設施，能緩解這些英語非母語的人群的就業過渡問題，並且城市繁榮的經濟提供了充足的工作機會。
卡德後續的研究證實了他關於邁阿密的發現。因此，他對於政客宣稱希望通過改革美國的移民法律來保護美國工人表示質疑。“許多反對移民的人是保守派，而且他們也並不贊同那些改善本國低技能工人的項目。”他指出說。“他們最根本的擔心其實是害怕美國文化被那些低技能的拉丁美洲人所主宰。”
卡德指出，邊界州——如德克薩斯州和亞利桑那州——的政客們將問題指向處置非法移民的社會成本——例如那些未參加保險的人需要在急救室就診，並且需要額外加強警力執法——但是這些政客的大部分選民們都從那些廉價的、低技能的勞工供應中獲益。“但是沒人能站出來，並稱我們希望增加美國低技能人群的數量，這樣我們就能有低工資的的士司機、建築工人，以及在餐館內工作和提供日托服務的人。”
沃頓商學院的安德森的觀點甚至更加直接。他指出總而言之，相比于非法移民對美國經濟的負面影響，他們為經濟發展所做出的貢獻更大。他指出“他們的雇主為他們支付了社會保障稅”，雖然他們並未從中受益。“當他們購買商品或者服務，他們支付了營業稅。他們中的部分購買了房屋，並且支付了財產稅。而且他們來到美國並非為了享受福利，而是為了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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