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疫情推动对工作地点灵活性的需求，每周四天工作制能否成为美国企业的常态？三位沃顿商学院的专家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否定的。
20世纪90年代，当沃顿管理学教授马修·比德威尔（Matthew Bidwell）第一次从英国来到美国时，他对美国顽固的职业文化感到震惊。
他回忆道：“我在英国长大。与英国相比，美国的职业文化更有系统性动力。在英国，工作狂会被视为没有将优先事项安排妥当的人，而不像在美国会有一种英雄主义光环。”
“工作给我们一种意义感和成就感，我们的身份更多地与工作联系在一起。但它也挤掉了我们想做很多其他事情的时间，”比德威尔说。
这种希望有更多时间做其它事情的愿望推动了英国70家公司的3300多名员工正在参与一项先锋计划，每周工作4天，但是必须和每周五天工作达到相同的生产力并且领取同样的薪酬。这项由非营利组织“每周工作4天全球组织”领导的为期半年的实验已在六月启动。此举的理论基础是：有研究发现，员工在减少工作时间的情况下更快乐、更健康、更有效率。
美国和加拿大有40家公司已经加入六月实验，另有60家公司签署了将于十月份开始的实验协议。虽然100家公司是一个不错的开局，但专家表示，这完全不足以改变美国职场的时代精神。在美国，早餐前就进入办公室开始埋头苦干，边吃午餐边工作，晚餐后回复电子邮件已经成了被广泛接受的社交礼仪。
“老实说，我不认为你老板会相信你能在四天内完成五天的工作。”—林赛·卡梅隆
随着疫情引发的对工作场所更大灵活性的需求，每周四天工作制能否超越实验成为美国职场主流？包括比德维尔在内的三位沃顿商学院专家表示，这是一个可以在小部分行业扎根的好主意，但他们不认为美国职场会在近期内发生广泛的变革。
比德威尔说：“并非永远不会。但不会很快发生。我不认为有这么大的呼声。美国是一个有点工作狂的国家，我们甚至都不常休假。”
从六天到五天
在人类劳动史上，每周工作四天是一个相对较新的概念。1956年，当时的美国副总统尼克松把“五天工作制建议”作为共和党领导下“难以置信的繁荣”未来计划的一部分。这在当时是革命性的，因为在19世纪，每周工作六七天长达100小时是制造业和劳动力的标准。直到1940年国会修正了《公平劳动标准法》，40小时工作制才成为美国的法律。
80年之后，倡导者们现在辩称，40小时或更长的时间是令人麻木的过度工作，不会带来额外的生产率，同时剥夺了人们宝贵的工作与生活平衡。尽管这一论点在过去几十年里起起伏伏，但由于新冠疫情的影响，这一论点正在重新获得市场。目前有大量的辞职，劳动力市场紧张，这似乎是全世界数百万工人的转折点。
今年早些时候，总部位于加州的博尔特公司（Bolt）成为第一个转向每周四天工作制的金融科技独角兽，创始人布雷斯洛（Ryan Breslow）在公司的一篇博文中自豪地吹捧了这一举措，该博文的下方是一张穿着休闲的员工照片。布雷斯洛写道：“工作正在发生变化，我们面临的最大障碍是工作倦怠……我们很多人都知道但很难承认：工作会填满你给它的空间。我敢打赌，一周只工作四天，我们的效率会大大提高。”
沃顿商学院管理学助理教授林赛·卡梅隆（Lindsey Cameron）表示，科技公司通常更容易做出这种转变，因为他们有灵活的操作，员工只需在电脑屏幕前工作。但她不认为会有太多企业效仿布雷斯洛（Breslow）的步伐做出如此重大的改变。
“老实说，我不认为你的老板会相信你能在四天内完成五天的工作。我们看到他们正在施加微妙的压力，让员工现在回到办公室，”她说。“灵活性是一个连续体，空间灵活性比时间灵活性更容易处理。”
关键是薪酬
比德维尔同意，远程工作需求的增长“令人惊讶地棘手”，但是大多数雇主对四天工作制的建议毫无兴趣。尽管有来自实验研究的证据，但雇主不相信减少工时会带来同等生产率的承诺。
“最终，薪酬确实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员工为雇主创造了多少价值。因此，在整个经济体的各行各业中，员工能否只工作四天，而继续获得同等薪酬？我对此表示怀疑，”他说。
从政策层面来看，卡梅伦表示，国会不太可能像1940年那样同意再次缩短工作时间。对于联邦政府来说，围绕这个问题存在太多冲突利益和不同的观点。
“最终，薪酬确实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员工为雇主创造了多少价值。”—马修·比德威尔
她说：“我们已经看到有一些法规在国家层面缺少广泛支持，并没有足够的政治力量推动立法再次缩短劳动时间。”
沃顿商学院管理学助理教授迈克尔·帕克（Michael Parke）同意他同事们的观点，即每周四天工作制成为标准的可能性很小，但他希望看到这一想法获得更多探讨。他提到了Gravity Payments公司的创始人普莱斯（Dan Price）将所有员工的最低工资定为每年7万美元，并在推特上谈到了远距离工作的好处。
“我认为目前你会看到很多不同的工作安排，”帕克表示，“不管人们是想每周工作四天，还是每天工作10小时，或者是其它数字——为什么不呢？”
帕克说，对工作灵活性的要求正逐渐渗透到年轻一代，他们拒绝接受前几代人的“生活即工作”的美国精神。在他的课堂上，许多与学生的对话都转向了他们对工作与生活平衡的关注。例如，他们想成为投资银行家，但他们担心每周80多个小时的工作时间，投行的这个特点众所周知。
他说：“确实存在一些明显的威胁，让人质疑“做好你的工作，忠诚，努力工作”这一理想工人的原型。有一种论调是，企业是为了剥削员工而设立的。”
尽管如此，学生们能承受的反文化现象也就仅此而已。帕克说：“归根结底，你需要赚钱。你必须首先要达到你的财务目标，人们必须做出权衡。”
享有优势的办公室白领
尽管英国的试点项目涉及不同的领域，但在谁最有资格享受每周四天工作制的问题上，研究者有着非常明确的界定：办公室白领一族。
对于餐馆、零售业、医院、制造业、执法部门以及任何需要持续到岗经营的行业而言，人员覆盖率至关重要。如果一周只工作四天对老板而言则需雇佣更多员工，以确保完成必要工作。
卡梅伦说：“餐厅老板目前甚至都无法雇佣到足够员工以保障每周运营六天，却要他们来谈论这种话题？这非常荒唐……这场对话只针对某一种类型的行业。那些一线劳工和服务人员很难被包括在内。”
帕克同意这一观点，他说，疫情在一线劳动力和知识工作者之间造成了巨大差距，前者必须在现场到岗，冒着健康和安全风险为他人服务，而后者却可以选择远程办公模式。改用四天工作制只会扩大差距，而且有可能进一步扩大贫富差距。
“讽刺的是，员工薪酬之间的差距已经如此巨大，只会变得更糟，”比德威尔补充道，薪酬通常与工作时间相称。“从历史上看，从某一时刻开始，企业管理者的工作时间开始大大延长，但他们的薪酬也开始大幅提高。”
“确实存在一些明显的威胁，让人质疑“做好你的工作，忠诚，努力工作”这一理想工人的原型。有一种论调是，企业是为了剥削员工而设立的。”—迈克尔·帕克
忙碌工作的文化
尽管缺乏足够的动力，但关于每周工作四天的讨论仍在继续。沃顿教授亚当·格兰特（Adam Grant）长期以来一直倡导四天工作周，他甚至在6月份的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上对此主持了一次小组讨论。格兰特在开场白中提到，美国汽车商福特公司在20世纪20年代大胆地将员工从每周6天改为每周5天，因为福特认为这将提高士气、忠诚度和生产率。
“我们可能会开始想，为什么我们现在被困在五天里？”格兰特对小组说。“这是上天注定的，还是说，这是一种值得重新思考的人为干预？”
讨论小组成员之一是阿拉伯联合酋长国政府部长埃尔罗密（Ohood Bint Khalfan Al-Roumi），该国今年为所有政府部门和机构（包括学校和医院）实施了每周四天半的工作制。埃尔罗密说，其结果是缺勤率减少了55%，70%的员工报告工作效率提高，同时花更多时间与家人在一起，50%的阿联酋私人公司也在效仿。
但阿联酋不是美国。在美国，忙碌的职业文化根深蒂固。卡梅伦之前在美国情报局工作期间曾居住在埃及、马里、阿尔及利亚、德国等地，她指出，美国的职业文化“是我们最成功的文化输出”，因为它影响了许多国家。她认为欧洲，尤其是北欧国家，提供了比美国更健康的工作生活平衡。
她说：“我认为20%的劳动力，即那些职场精英，将获得更多的灵活性，比如无限的假期，以及我们想要的那些东西。对于剩余的美国劳动力来说，不会有什么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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