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人能接受每週工作四天嗎？取決於你是誰

隨著疫情推動對工作地點靈活性的需求，每週四天工作制能否成為美國企業的常態？三位沃頓商學院的專家對這個問題的回答是否定的。

20世紀90年代，當沃頓管理學教授馬修·比德威爾（Matthew Bidwell）第一次從英國來到美國時，他對美國頑固的職業文化感到震驚。

他回憶道：“我在英國長大。與英國相比，美國的職業文化更有系統性動力。在英國，工作狂會被視為沒有將優先事項安排妥當的人，而不像在美國會有一種英雄主義光環。”

“工作給我們一種意義感和成就感，我們的身份更多地與工作聯繫在一起。但它也擠掉了我們想做很多其他事情的時間，”比德威爾說。

這種希望有更多時間做其他事情的願望推動了英國70家公司的3300多名員工正在參與一項先鋒計畫，每週工作4天，但是必須和每週五天工作達到相同的生產力並且領取同樣的薪酬。這項由非營利組織“每週工作4天全球組織”領導的為期半年的實驗已在六月啟動。此舉的理論基礎是：有研究發現，員工在減少工作時間的情況下更快樂、更健康、更有效率。

美國和加拿大有40家公司已經加入六月實驗，另有60家公司簽署了將於十月份開始的實驗協議。雖然100家公司是一個不錯的開局，但專家表示，這完全不足以改變美國職場的時代精神。在美國，早餐前就進入辦公室開始埋頭苦幹，邊吃午餐邊工作，晚餐後回復電子郵件已經成了被廣泛接受的社交禮儀。

“老實說，我不認為你老闆會相信你能在四天內完成五天的工作。”—林賽·卡梅隆

隨著疫情引發的對工作場所更大靈活性的需求，每週四天工作制能否超越實驗成為美國職場主流？包括比德維爾在內的三位沃頓商學院專家表示，這是一個可以在小部分行業紮根的好主意，但他們不認為美國職場會在近期內發生廣泛的變革。

比德威爾說：“並非永遠不會。但不會很快發生。我不認為有這麼大的呼聲。美國是一個有點工作狂的國家，我們甚至都不常休假。”

從六天到五天

在人類勞動史上，每週工作四天是一個相對較新的概念。1956年，當時的美國副總統尼克森把“五天工作制建議”作為共和黨領導下“難以置信的繁榮”未來計畫的一部分。這在當時是革命性的，因為在19世紀，每週工作六七天長達100小時是製造業和勞動力的標準。直到1940年國會修正了《公平勞動標準法》，40小時工作制才成為美國的法律。

80年之後，宣導者們現在辯稱，40小時或更長的時間是令人麻木的過度工作，不會帶來額外的生產率，同時剝奪了人們寶貴的工作與生活平衡。儘管這一論點在過去幾十年裏起起伏伏，但由於新冠疫情的影響，這一論點正在重新獲得市場。目前有大量的辭職，勞動力市場緊張，這似乎是全世界數百萬工人的轉捩點。

今年早些時候，總部位於加州的博爾特公司（Bolt）成為第一個轉向每週四天工作制的金融科技獨角獸，創始人佈雷斯洛（Ryan Breslow）在公司的一篇博文中自豪地吹捧了這一舉措，該博文的下方是一張穿著休閒的員工照片。佈雷斯洛寫道：“工作正在發生變化，我們面臨的最大障礙是工作倦怠……我們很多人都知道但很難承認：工作會填滿你給它的空間。我敢打賭，一周只工作四天，我們的效率會大大提高。”

沃頓商學院管理學助理教授林賽·卡梅隆（Lindsey Cameron）表示，科技公司通常更容易做出這種轉變，因為他們有靈活的操作，員工只需在電腦螢幕前工作。但她不認為會有太多企業效仿佈雷斯洛（Breslow）的步伐做出如此重大的改變。

“老實說，我不認為你的老闆會相信你能在四天內完成五天的工作。我們看到他們正在施加微妙的壓力，讓員工現在回到辦公室，”她說。“靈活性是一個連續體，空間靈活性比時間靈活性更容易處理。”

關鍵是薪酬

比德維爾同意，遠程工作需求的增長“令人驚訝地棘手”，但是大多數雇主對四天工作制的建議毫無興趣。儘管有來自實驗研究的證據，但雇主不相信減少工時會帶來同等生產率的承諾。

“最終，薪酬確實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員工為雇主創造了多少價值。因此，在整個經濟體的各行各業中，員工能否只工作四天，而繼續獲得同等薪酬？我對此表示懷疑，”他說。

從政策層面來看，卡梅倫表示，國會不太可能像1940年那樣同意再次縮短工作時間。對於聯邦政府來說，圍繞這個問題存在太多衝突利益和不同的觀點。

“最終，薪酬確實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員工為雇主創造了多少價值。”—馬修·比德威爾

她說：“我們已經看到有一些法規在國家層面缺少廣泛支持，並沒有足夠的政治力量推動立法再次縮短勞動時間。”

沃頓商學院管理學助理教授邁克爾·帕克（Michael Parke）同意他同事們的觀點，即每週四天工作制成為標準的可能性很小，但他希望看到這一想法獲得更多探討。他提到了Gravity Payments公司的創始人普萊斯（Dan Price）將所有員工的最低工資定為每年7萬美元，並在推特上談到了遠距離工作的好處。

“我認為目前你會看到很多不同的工作安排，”帕克表示，“不管人們是想每週工作四天，還是每天工作10小時，或者是其他數字——為什麼不呢？”

帕克說，對工作靈活性的要求正逐漸滲透到年輕一代，他們拒絕接受前幾代人的“生活即工作”的美國精神。在他的課堂上，許多與學生的對話都轉向了他們對工作與生活平衡的關注。例如，他們想成為投資銀行家，但他們擔心每週80多個小時的工作時間，投行的這個特點眾所周知。

他說：“確實存在一些明顯的威脅，讓人質疑“做好你的工作，忠誠，努力工作”這一理想工人的原型。有一種論調是，企業是為了剝削員工而設立的。”

儘管如此，學生們能承受的反文化現象也就僅此而已。帕克說：“歸根結底，你需要賺錢。你必須首先要達到你的財務目標，人們必須做出權衡。”

享有優勢的辦公室白領

儘管英國的試點專案涉及不同的領域，但在誰最有資格享受每週四天工作制的問題上，研究者有著非常明確的界定：辦公室白領一族。

對於餐館、零售業、醫院、製造業、執法部門以及任何需要持續到崗經營的行業而言，人員覆蓋率至關重要。如果一周只工作四天對老闆而言則需雇傭更多員工，以確保完成必要工作。

卡梅倫說：“餐廳老闆目前甚至都無法雇傭到足夠員工以保障每週運營六天，卻要他們來談論這種話題？這非常荒唐……這場對話只針對某一種類型的行業。那些一線勞工和服務人員很難被包括在內。”

帕克同意這一觀點，他說，疫情在一線勞動力和知識工作者之間造成了巨大差距，前者必須在現場到崗，冒著健康和安全風險為他人服務，而後者卻可以選擇遠程辦公模式。改用四天工作制只會擴大差距，而且有可能進一步擴大貧富差距。

“諷刺的是，員工薪酬之間的差距已經如此巨大，只會變得更糟，”比德威爾補充道，薪酬通常與工作時間相稱。“從歷史上看，從某一時刻開始，企業管理者的工作時間開始大大延長，但他們的薪酬也開始大幅提高。”

“確實存在一些明顯的威脅，讓人質疑“做好你的工作，忠誠，努力工作”這一理想工人的原型。有一種論調是，企業是為了剝削員工而設立的。”—邁克爾·帕克

忙碌工作的文化

儘管缺乏足夠的動力，但關於每週工作四天的討論仍在繼續。沃頓教授亞當·格蘭特（Adam Grant）長期以來一直宣導四天工作周，他甚至在6月份的達沃斯世界經濟論壇上對此主持了一次小組討論。格蘭特在開場白中提到，美國汽車商福特公司在20世紀20年代大膽地將員工從每週6天改為每週5天，因為福特認為這將提高士氣、忠誠度和生產率。

“我們可能會開始想，為什麼我們現在被困在五天裏？”格蘭特對小組說。“這是上天註定的，還是說，這是一種值得重新思考的人為干預？”

討論小組成員之一是阿拉伯聯合酋長國政府部長埃爾羅密（Ohood Bint Khalfan Al-Roumi），該國今年為所有政府部門和機構（包括學校和醫院）實施了每週四天半的工作制。埃爾羅密說，其結果是缺勤率減少了55%，70%的員工報告工作效率提高，同時花更多時間與家人在一起，50%的阿聯酋私人公司也在效仿。

但阿聯酋不是美國。在美國，忙碌的職業文化根深蒂固。卡梅倫之前在美國情報局工作期間曾居住在埃及、馬里、阿爾及利亞、德國等地，她指出，美國的職業文化“是我們最成功的文化輸出”，因為它影響了許多國家。她認為歐洲，尤其是北歐國家，提供了比美國更健康的工作生活平衡。

她說：“我認為20%的勞動力，即那些職場精英，將獲得更多的靈活性，比如無限的假期，以及我們想要的那些東西。對於剩餘的美國勞動力來說，不會有什麼改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