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年來社交媒體平臺很少會刪除仇恨言論，他們通常會接納各種種族主義、憎惡同性戀和反猶太人的帖子和評論。不過最近圍繞仇恨言論、言論自由和席捲美國的社會政治戰爭的爭論愈演愈烈，社交媒體也被推到了風口浪尖上。
最近亞曆克斯·鐘斯(Alex Jones)掀起了一場軒然大波。長期以來這位陰謀論者一直在散佈各種明顯的虛假言論，比如聲稱知名公眾人物羅伯特•米勒(Robert Mueller)、希拉蕊•克林頓(Hillary Clinton)運營戀童癖圈子（child-sex rings），而桑迪•胡克(Sandy Hook)槍擊事件是槍支管制支持者策劃的一場騙局。
八月初幾大社交媒體平臺終於對他忍無可忍：YouTube視頻網站關閉了擁有240萬訂閱使用者的鐘斯頻道，稱其違反了公司關於仇恨言論的政策，蘋果公司也出於同樣原因從其應用程式上刪除了鐘斯InfoWars播客的部分內容。臉書（Facebook）也刪除了鐘斯的部分頁面，理由是這些頁面“美化暴力”，並使用“非人性化的語言來描述跨性別者、穆斯林和移民”。
推特（Twitter）動作稍慢，但最終決定“永久性地暫停”鐘斯及InfoWars帳號，原因是其多次違反了反虐待行為政策。
社交媒體面臨多方指責
鐘斯於是在公開管道大肆控訴審查制度的不公。目前社交媒體公司陷入了多重困境。他們希望為用戶創造一個愉悅的環境（用行業術語來說就是“安全”），同時又希望樹立一個支持美國價值觀、維護言論自由的形象。
社交媒體如今享受著媒體行業的主導地位，但又不希望受到監管，也不希望承擔傳統媒體幾十年來所承載的調停真相的責任。
最重要的是，他們希望用戶持續增加，這樣才能保證企業利潤增長。
沃頓商學院資訊與決策學教授艾倫（Gad Allon）表示:“目前社交媒體公司發展順風順水，他們賺了很多錢，權力越來越大。”
近幾個月來，在美國和其他國家要求遮罩某些網路言論的呼聲越來越高。前聯合國高級專員侯賽因(Zeid Ra ‘ad al-Hussein)指責緬甸軍方官員利用社交媒體煽動種族滅絕言論，他還呼籲臉書刪除相關內容，臉書也確實這麼做了。
今年早些時候，斯里蘭卡政府在針對穆斯林的暴力事件後關閉了該國的臉書、WhatsApp和其他平臺。直到臉書高管訪問該國並承諾減少仇恨言論和社交媒體濫用，該禁令才被解除。
在多次國會聽證會上，議員們紛紛要求社交媒體擔負起相應責任。今年4月，臉書CEO紮克伯格在作證時被問及對仇恨言論的定義，他表示:“參議員，我認為這個問題很難回答，這是我們努力解決這個問題的原因之一。”對於讓臉書刪除關於否認猶太人大屠殺的頁面，紮克伯格表示拒絕。
另外則有一些人認為社交媒體對內容過度控制，只向用戶回饋他們已經關注過或相信的內容。賓夕法尼亞大學資訊科學教授于歐（Christopher S. Yoo）表示：“令人擔心的是，社交媒體正在產生一種回音室效應，這樣會加劇社會的兩極分化。他們可以選擇傳播和禁止傳播哪些資訊。我們的應對辦法應該是從根本上限制社交媒體對資訊傳播的控制權。”
于歐教授補充道：“另一方面，在2017年大選之後，許多人擔心社交媒體正在傳遞虛假或誤導性資訊，他們的應對方法是對編輯內容加強控制。另外，劍橋分析公司(Cambridge Analytica)醜聞出現後，以及特朗普要求在穀歌上搜索特朗普的名字時，對搜索結果進行監管，而社交媒體不知道該如何應對。我可以理解這些企業負責人的處境，我相信他們想做正確的事，但很難確定對錯的標準。”
但是，如果仇恨言論營造出一種令人恐懼和沮喪的氛圍，臉書的新聞資訊（news feed）是否會變成一個公眾開始回避的地方呢?
社交媒體的責任界限和法律盲點
社交媒體可以對仇恨言論採取行動，也可以選擇放之任之。目前的法律對他們的責任沒有任何要求。
紐約法學院教授、《如何應對仇恨：為何說我們應該利用自由言論而不是審查制度》（HATE: Why We Should Resist It with Free Speech, Not Censorship）一書作者斯特爾森（Nadine Strossen）表示：“嚴格來說，根據第一修正案，他們可以做任何他們想做的事情。他們可以說,‘我們只會發佈共和黨成員的言論，’雖然受到特朗普的指責，但臉書可以做這些事。”反歧視法律可能會阻止種族歧視和其他因素的歧視，“但無法阻止政治意識形態”。
波士頓大學(Boston University)傳播學教授卡羅爾(John Carroll)說道，第一修正案只涉及政府對言論自由的控制。他表示社交媒體“一直非常不願意刪除鐘斯發佈的虛假內容……但是作為一家私營企業，他們絕對有權這麼做。”
事實上，許多美國人認為社交媒體在審查制度中扮演著積極的角色。在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 6月份針對4594名受訪美國成年人進行的調查中，當被問及是否認為社交媒體會積極審查政治觀點時，72%的受訪者表示贊同。共和黨人尤其傾向於認同。
社交媒體公司一如既往地否認自己積極審查政治觀點，而遠離審查的傾向在其企業結構中根深蒂固。《美國1996年電信法》第230條規定，對於“互動式電腦服務”提供者或使用者(相對于出版商)，以及傳播協力廠商內容的提供者和使用者，應免於承擔責任。換句話說該法案堅定地把後來出現的社交媒體變成了一個基本上無需承擔調停職責的公告板。
斯特爾森說道：“因此社交媒體在一開始就聲稱，‘我們不是媒體公司，我們是科技公司。’他們深知自己有權利和能力像傳統媒體那樣，可以選擇發佈什麼、不發佈什麼，可以編輯內容，但他們故意說，‘我們選擇不參與這種內容歧視，我們讓所有人都擁有發聲的平等權利。’”
為了避免扮演資訊把關人的角色，社交媒體對自己做了這樣一個定位：就像電話公司一樣，只負責傳達資訊，對於通過其電話線路進行的對話內容沒什麼責任。
這個類比不合理的地方在於，打電話的人並不會聽見數以千計的白人至上主義者關於否認大屠殺的言論。
于歐教授提到，第230條還規定“為正直之人遮罩淫穢、污穢、騷擾或令人反感的內容，為創造一個安全的港灣，公司作為資訊傳遞者擁有一定的內容編輯自由裁量權，且無需承擔任何責任，如此才能平衡這些問題。”
然而對於他們應該行使多少控制權的問題，法院並沒有給出明確的答案。于歐教授指出：“如果我們認真對待這項法規，社交媒體的控制僅限於淫穢或騷擾內容。不過已經有法院判決將這種責任擴大到非常廣泛的類別，這將給予社交媒體公司控制其新聞源的自由。還有一些法院對責任範圍的解釋比較狹窄，在這種情況下，公司將面臨大量責任，因此這方面存在很大的法律不確定性。”
誰來解釋言論是否正當？
接下來是一些關於誰來解釋的棘手問題；個體解釋者在實踐中會夾雜個人生活體驗，形成偏見；在該環境下更大的問題是無法考慮演算法。
例如在7月4日之前的幾天裡，德克薩斯州的一家社區報紙發佈了《獨立宣言》，但卻被臉書標記為敏感內容，並刪除了27至31段的內容。目前尚不清楚刪除是否純粹是演算法上的問題，還是涉及到人工審查，但據Slate報導，觸發因素似乎是《獨立宣言》涉及“殘忍的印第安野蠻人”。
沃頓商學院行銷學教授伯曼(Ron Berman)表示，言論監管的另一個棘手方面是，某個群體認為自由合法的言論可能被另一個群體認為是具有煽動性的，而使用者協議基本上起不到什麼作用。“這些協議中有很多都介於平臺上不正當行為和不合理後果之間的灰色界線，這就很成問題。例如在臉書上呼籲加泰羅尼亞從西班牙獨立，可能會被一大群加泰羅尼亞人視為自由合法的言論，但如果後來引發暴力抗議，則可能會被視為非法。”
社交媒體面臨著越來越大的壓力，要求他們對仇恨言論採取行動，但斯特爾森認為，即使鐘斯蔑視、侮辱和貶低人格的思想確實違反了社交媒體社區標準，對言論進行規範將是一個嚴重的錯誤。
她補充道：“對於該概念，有兩批人的看法是完全對立的。有人認為Black Lives Matter（黑人的命也是命）是對其他人的貶低。又有人說All Lives Matter（生命皆可貴）是種族主義，因為對那些生命處於危險之中的人麻木不仁。這些都是主觀意見。唯一的解決辦法就是不要壓制言論自由。如果授權政府官員或私營部門來做自由裁定，則會造成更大的傷害。”
但社交媒體網站確實有合理的商業理由來盡可能多地消除仇恨言論。伯曼說道，像臉書這樣的兩面派平臺面臨的風險是，“如果臉書的廣告定位演算法允許廣告商暗示基於種族、性別或其他因素的歧視，或針對性演算法有可能傳播仇恨言論，那麼會有其他廣告商不願意出現在縱容該等廣告內容的平臺上。”
臉書的社區標準聲明稱，該平臺不允許散佈仇恨言論，“因為它製造了一種恐嚇和排斥的環境，在某些情況下可能會助長現實世界的暴力。我們對仇恨言論的定義是基於我們所稱的受保護特徵對人們進行的直接攻擊。我們還為外來移民身份提供了一些保護。我們將攻擊（attack）定義為暴力或非人性化的言論、關於種族劣等的陳述，或要求驅逐或隔離。”
臉書、YouTube視頻網站和推特正在招聘數千名新版主，或者臉書所稱的“動態消息完整性資料專家”（News Feed integrity data specialists），負責對違反其標準的內容進行過濾。但據調查報導中心(Center for Investigative Reporting) 去年的一份報告顯示，這些版主的行為並不一致，這種不一致性讓社交媒體的少數用戶處於劣勢。該報告援引臉書用戶的例子稱，他們發佈的關於種族問題的帖子被臉書刪除，但當他們要求白人朋友發佈同樣的內容時，發現這些帖子沒有被刪除。
斯特爾森說道：“這些標準不可避免地具有主觀性，所以該等標準將按照實施者的主觀價值來執行。”
然而在矽谷的思維模式中，普遍存在一種信念，即一切都可以通過演算法來解決，艾倫說道：“矽谷的人認為，每一個社會問題都會找到技術解決方案。他們相信一定有解決方案，只是目前還沒有找到而已。”
自由市場的智慧
看待該局面的另一種方式是，社交媒體作為一個行業其發展尚且不成熟。于歐教授說道：“在某種程度上，我認為社交媒體公司正在經歷一場高科技的成長過程。許多技術誕生之初都會有一個善意忽視的階段，他們沒有花太多時間考慮產品的廣泛社會影響以及受到監管的可能性。”
斯特爾森認為，由於社交媒體的出現，雖然有很多消極因素被釋放，但很多好的事情也被廣泛傳播。“你通過這些新技術接觸到更多的仇恨言論，同時應對仇恨言論的方法也會更加有效。如果沒有社交媒體，你不可能掀起諸如Black Lives Matter、#MeToo以及反槍支運動之類的社會正義活動。多虧了社交媒體，這些運動才得以蓬勃發展。”
艾倫表示，社交媒體公司的運作方式需要更加透明：“這些演算法是如何工作的?”他們是如何決定我看到什麼，不看到什麼? ”
另一個顯而易見的解決方案是用不同的平臺來適應不同的口味，有的平臺用於分享假期照片、聯繫高中朋友，而其他平臺則是側重於政治和爭議性問題。
于歐教授說道：“我認為事實上已經在這樣發展。觀察一下年輕人在做什麼。他們同時活躍於多個社交媒體平臺，對他們來說不同的平臺有不同的用途。你已經開始看到社交媒體的多樣化，這是一個良好的健康發展。”
喬治華盛頓大學媒體與公共事務學院副院長卡普弗(David Karpf)，與波士頓大學的卡羅爾教授共同做客沃頓知識線上，在節目中他表示，同樣重要的是要注意到臉書、推特和穀歌結合在一起“基本上壟斷”了數位資訊環境。“如果這三家公司聯手關閉你的帳戶，那麼你的頻道要想吸引大量觀眾就變得異常困難。”
截至6月30日，臉書的月活躍用戶數為22.3億。考慮到目前全球社交媒體用戶總數為33億，這就出現了一個問題：臉書目前的規模是不是過於龐大，很難被視為一個普通的社交媒體企業？鑒於其規模和普遍性，是否更像一個公共事業？
于歐教授則表示：“我不這麼認為。人們在擔心臉書的主導地位時，是否已經忘了10年前它還不存在。從更大範圍內來看，新平臺不斷湧現或舊平臺以戲劇性的方式進行改革，這表明市場動態千變萬化……穀歌僅是一家20年歷史的公司。蘋果公司在改革之前一直處於低迷狀態。這些都是令人難以置信的巨大變化，這是一個不斷受到創造性破壞積極影響的行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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