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業vs.道德: 印度的腐敗對商業產生何種影響？

塔塔集團（Tata Group）董事長拉坦·塔塔（RatanTata）曾經表示：“如果你選擇不參與[腐敗]，你就會錯過相當規模的業務。”

人們已經撰寫了很多文章討論在印度開展業務的好處——低投入成本，豐富的勞動力，巨大的消費群。但是，對另一個話題的討論卻比較少：通過扭曲規則、打通環節、突破道德界限，在印度的公司得以茁壯成長。腐敗問題正在威脅印度政府的穩定，從體育、電信等行業曝光的醜聞涉及的總金額多達數十億美元，在這樣的時候，跨國公司的管理者更需要提出一個重要的問題：在印度取得商業成功是否必須付出道德成本？

繼1991年財政改革之後，印度的經濟增長強勢地邁入第三個十年。年增長率接近兩位數，中產階級在未來20年將翻八倍，移動用戶多達八億，這些經濟亮點以及其他的印度因素重塑了全球商業格局。巨大的機會讓世界各地的跨國企業競相趕赴這片次大陸，以分享印度這個新興的大蛋糕。聯合國貿易與發展會議（UNCTAD）最近進行的一項調查顯示，印度已經取代美國成為跨國公司第二最重要的外國直接投資（FDI）目的地。

逆流而上

然而，對很多跨國公司來說，想在印度市場小小地分一杯羹也很困難。高盛印度（Goldman Sachs India）承認，迄今為止其印度業務的增長仍然緩慢，因為公司的重點是只與擁有最高道德標準的客戶合作，以保護其聲譽。世界第五大風力發電機製造商、德國的Enercon公司被迫放棄其5.66億美元的合資專案，因為該公司受到當局的恐嚇，而且面對“政府唆使的盜竊行為”無法行使法律追索權。就連拉坦•塔塔也承認他之所以沒有建立一家國內的航空公司，就是因為政府官員期望得到賄賂。

可以理解，進入印度的外國公司倍感挫折。印度工商會聯合會（FICCI）於2010年開展了一項廣泛的調查，該調查發現只有12％的外國公司對印度總體的法律框架和監管機制評價為“好”。此外，在實地操作便捷性的問題上，只有14％的公司認為情況可以接受，而有93％的公司認為辦事程式上的延誤是一個嚴重的問題。

捷特航空公司（Jet Airways）、麥肯錫公司（McKinsey & Company）等大公司的高管在討論中表示，很明顯在印度的成功需要一種獨特的方法。各行業的管理者均認為，印度競爭力的核心在於變通方法（jugaad）這一概念；印度最大的房地產集團的前首席執行官（CEO）對它的定義是“找到通向你的乳酪的道路。”英國智庫列格坦研究所（Legatum Institute）的調查顯示，81%的受訪的印度商人表示，變通方法是他們成功的關鍵原因。印度經濟增長故事的基石恰恰在於這種運用一切必要手段進行的創新，就好比水總是會尋找阻力最小的路徑。

從容應對繁雜的官僚程式、落後的基礎設施和混亂無序的環境需要獨特的才能，而這種才能有時要求人們忽略西方的道德規範。在印度市場上，道德上值得商榷的情況隨處可見，小到平常瑣事大到驚天要案。當然，在民事層面從事日常業務時，桌子對面官僚的政府人員‘照章收費’：付了錢就給你簽名辦事。然而，隨著交易價值的上升，培養“互惠互利”的政治關係或許變得更加重要。在2011年早些時候，印度最高法院公佈的談話錄音詳細說明了印度國會議員、著名的權力經紀人阿馬爾辛格（Amar Singh）是如何幫助一家大型大宗商品公司Bajaj Hindusthan Sugar修改政策，獲得授權以及解決法律違規行為。在錄音中，辛格向他的客戶說：“沒有人能夠像我這樣幫你辦事。只要我當權，無論你想要什麼我都能給你。”

變通方法在現代印度商界隨處可見，而在發達的西方國家經濟體卻較為少見，這本身就很能說明問題。這種對比會讓普通的讀者想起吉卜林的名言：​​“東方是東方，西方是西方，兩者永不交會。”這又呼應了一系列刻板印象：認為新興的東方是不道德的，西方是道德的，發展中市場和發達市場之間存在一個三角洲，新興市場要成為金融精​​英必須打破一個必要的屏障。

然而，現實可能遠非如此。

文化背景及道德平衡

許多跨國公司的管理者可能會問，印度是否正在轉向更“西方”的商業道德，還是已經達到靜止狀態？雖然大多數人都假定是前者，但是，認識印度文化的獨特之處、理解其中的背景也至關重要。

從歷史上看，印度社會高度重視對集體的忠誠，例如某人所處的等級、村莊或家庭等。這使得印度形成了一種重視恩惠、友誼和宗族的文化，而這種文化與西方的利益衝突和純粹任人唯賢觀念是矛盾的。在一次調查中，印度政府官員明確表示，他們在做聘用決定時更看重的是忠誠度而不是能力，這反映了印度的社會風氣。

此外，印度的文學史也大肆宣揚為了崇高的目標，可以使用不光彩的手段。最能代表印度文化和哲學精髓的三部作品也有助於解釋當前的商業格局：史詩《羅摩衍那》（Ramayana）、《摩訶婆羅多》（Mahabarata）、和經濟學論文《政事論》（Arthshastra）。

在《羅摩衍那》和《摩訶婆羅多》兩部著作中，為了達到目的，就連神都會採取欺騙和弄虛作假。在《摩訶婆羅多》中，奎師那神（Lord Krishna）多次使用“卑劣”的方法打敗對方軍隊，甚至鼓勵主人翁Arjuna攻擊並殺死了一個手無寸鐵的對手。

此外，《政事論》也經常被著名的政治家和商人公開引用以闡述其戰略思想的基礎。《政事論》的寫作目的是向國王敬獻治國之策、經濟政策和軍事戰略。《政事論》主張，為了大眾的利益，可以使用欺騙，有時甚至可以使用殘暴的手段。按照馬克斯•韋伯（Max Weber）的說法，和《政事論》相比，馬基亞維利（Machiavelli）嚴酷的著作《君主論》簡直是小巫見大巫。《政事論》討論的話題包括“什麼時候一個國家應該違反條約、侵略他國”“什麼時候殺害國內的對手是明智的”。

印度文化源遠流長了三千多年，通過西方的道德視角看待印度文化似乎不妥。這兩種文明有不同的起源，因此，可能有不同的道德平衡。

圍繞在印度脖子上的沉重負擔 ……

印度寬鬆的道德標準、僵化的官僚機構和薄弱的執法機制肯定對印度造成了許多方面的傷害。經濟痛苦的原因在政府、企業和個人層面均可見一斑。

政治和商業領域的醜聞在印度隨處可見。2008年發生了臭名昭著的“2G”醜聞，政府發放電信牌照的標準是‘先到先得’，而不是通過拍賣授予。此舉估計令納稅人損失了400億美元，而且導致極具價值的資產被賤賣，許多符合資格的公司無法取得牌照。公司治理不嚴也傷害了投資者的信心，2009年，薩蒂揚軟體技術有限公司（Satyam Computer Services）被曝光的可疑的會計操作就是一個例子。在這場醜聞中，7000萬美元的實體資產被轉化為10億美元的虛構資產，受此影響，孟買證券交易所單日暴跌5％。

據估計，1.5萬億美元的黑錢（遠遠超過印度的國內生產總值）被藏匿在外國銀行，該問題的普遍性由此可見一斑。個體的案例能具體反映這個問題。Madhu Koda是一個部落農民的兒子，現在他當上了賈坎德邦現任邦長。經查，他的未公開資產高達10億美元，包括在泰國的一家酒店以及在利比理亞的一家煤礦。商人Hasan Ali被控犯有洗錢和武器交易罪，他欠政府160億美元的稅款。

因此，總體財政損失令人觸目驚心。根據“全球金融誠信”（Global Financial Integrity）的資料，自1991年以來，有3140億美元的資金以偷漏稅款、犯罪和腐敗的形式流出印度。此外，“透明國際”（Transparency International）的清廉指數排名將印度排在178個國家中的87位。在“經商便利度”指標上，世界銀行將印度排在183個國家中的第134位。人們普遍認為，這些因素造成了投資者信心的不穩定，印度的外國直接投資在2010年下降了31％。

… … 或是印度腳下的烈火？

另一種視角是將這些挑戰性因素（印度寬鬆的道德標準、僵化的官僚機構和薄弱的執法機制）視為印度腳下的烈火，印度企業和企業家的火盆。這個火盆塑造和錘煉著印度商人的創新精神和勇敢性格。

正是由於這個火盆的存在，印度最大的零售集團之一的董事長兼創始人表示，腐敗是增長的必要條件。他接著舉出“2G”醜聞的例子：如果沒有它，牌照以拍賣方式授予，行動電話的資費不可能這麼快就下降到每分鐘兩美分。

當遇到由這些挑戰性因素創造出的機會時，這個火盆也幫助印度商人大膽創新。Dhirubai Ambani是使用（合法或不合法的）創造性解決方案創造經濟價值的典範。他最初是一名加油站的工作人員，後來成為世界上最大的企業集團之一、阿姆巴尼集團（Ambani）的老闆。阿姆巴尼集團通過出口垃圾換取進口權利；其內部的產能遠遠超出許可證配額。阿姆巴尼集團還以“零配件”的名義進口大型設備，並且影響紡織及電信法律的修訂，使之有利於自己。與此同時，阿姆巴尼集團還打通官僚環節，建立了世界上最便宜的煉​​油廠，讓移動通話比明信片還便宜，並幫助印度的能源市場進行私有化。今天，由他的信實集團（Reliance Group）發展而成的公司的總市值已經超過1600億美元。

這些挑戰性因素創造的機會也被人通過道德的手段加以利用。旨在向低收入家庭提供貸款的、由政府資助的財務項目效率低下，所以小額信貸行業得以形成。Ujjivan Financial Services是一家小額信貸機構，於2004年在班加羅爾成立，服務物件是城市貧民。Ujjivan的產品經理Kavitha Nehemiah表示：“政府的相關管理不善，腐敗，無法覆蓋到目標受眾。此外，銀行有意回避這一人群，因為對他們的業務有文書方面的要求，成本高且回報低。”Ujjivan的貸款利率是24％，這遠遠高於銀行利率，但是低於私人放貸人，私人放貸人收取的利率為50％至300％。截至2011年3月31日，該機構已向991000名客戶發貸總計超過4.5億美元。

另一個值得注意的是，有的時候，寬鬆的道德標準、僵化的官僚機構和薄弱的執法機制影響相對較小，在這些情況下，印度商人也能夠運用這些經驗教訓。印度的火盆磨練了企業的創新和勇敢，這些特點可以迅速地成為公司在創新和創造力方面的競爭優勢。“一萬盧比的汽車”，塔塔Nano汽車在成熟的汽車行業掀起了波瀾，而且被一家重要的新聞出版物譽為“本土工程技術的勝利。”雖然它的價格自推出以來已激增40％，相比其最接近的競爭對手，其價格仍便宜一半。

路在前方

如今印度媒體的風雲人物是安納·哈紮爾（Anna Hazare），他希望通過發動人民運動，以加強印度的權衡制約，打擊腐敗。他領導的人民反腐運動將道德推向了印度民族意識的前沿，迫使印度直面其道德標準，並明確選擇一條前進的道路。2011年8月，在哈紮爾為期12天的絕食結束後，印度的國會議員瓦倫·甘地（Varun Gandhi）指出：“這場運動讓印度的年輕人相信他們是變化的積極推動者”。他補充說：“星星之火正在燎原。我們可以說，這是一場無聲的革命，但其實它並不是悄無聲息。”

目前，跨國公司的管理者必須認識到，在印度的企業必須遵循的道德規範和西方的不同。今天，在印度的成功來自於遵守這些規則。在未來，跨國公司的管理者要認識到，印度正在緩步走向一個新的道德平衡。在印度，商業和道德的交匯點正在發生變化，印度的權衡再也不會像過去那樣了。

跨國公司的管理者還應意識到，雖然這種轉變的方向是必然的，其程度卻是難以準確預測的。這種轉變將會是一個徹底變革還是輕微震顫？它將重塑界限，還是僅略微改變現狀？

歸根結底，這個答案取決於印度的商人。他們的枷鎖也給了他們很大的推動：烈火燒傷了他們，但同時也造就了他們。怎樣的新平衡對他們，對印度最有利？為了達到這個目標到底需要哪些措施？決策者能夠理解這些措施嗎？願意執行嗎？

只有時間能告訴我們答案，向我們揭示這個兩難問題將如何解決。跨國公司的管理者應多加留意，以免錯過業務機會。

這篇文章的作者是Ajay Anand, Kavitha Cherian, Arpan Gautam, Roopak Majmudar 以及Arzan Raimawala, 他們是2013年Lauder學院的成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