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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車上路:一個局內人如何看待美國政府對汽車巨頭的救助

本文是對於史蒂芬·拉特納(Steven Rattner)所著的《大檢修:奧巴馬政府緊急救助汽車業內幕披露》一書的書評。

鑒於通用汽車剛剛宣佈有望在今年實現盈利,並完成了史上第二大的IPO,現在對這場政府策劃的通用和克萊斯勒重組案加以總結,應該說恰逢其時。奧巴馬政府早在正式進入白宮之前,就已經開始著手操辦此事了。

而史蒂芬·拉特納(Steven Rattner)應該是介紹此次軟著陸實現過程的一名好嚮導:2009年2月到9月,他一直是政府汽車工作小組的負責人。用他的話來說,他就是“車隊的頭兒”;而普通公眾則稱他是“奧巴馬的汽車沙皇”。就在短短幾個月裡,拉特納和他的工作小組引導著克萊斯勒和通用汽車完成精簡重組,一切都依照美國《破產法》第11章第363條進行,保留有用的資產,甩掉沒用的包袱。在克萊斯勒重組案中,具體表現就是挑選一位“資深合作夥伴”,與菲亞特結盟。

拉特納最近推出了一本解密政府救助汽車業的書:《大檢修:奧巴馬政府緊急援助汽車業內幕披露》(Overhaul: An Insider's Account of the Obama Administration's Emergency Rescue of the Auto Industry)。此書的意義不僅在於拉特納親身參與了這項救助計畫,更在於他個人特殊的工作經歷:從華爾街走入白宮的拉特納曾就職於摩根斯坦利。他在華爾街的最後頭銜是私人股權投資公司四方集團(Quadrangle Group)的四位創始人之一。更早之前,他還是《紐約時報》的一名記者,先是駐華盛頓,後又駐倫敦。他的經歷在《大檢修》一書中都有展現。

拉特納提供了一些理解這次救助所必需的資料,並詳細描述了個中細節和背景資訊,以便我們掌握汽車行業和助其形成的經濟全貌。更重要的是,拉特納向我們講述了一個精彩的故事,帶我們領略了這一事件中的重要人物和真實經過。

只不過,拉特納自己的故事並不會因此書的出版而結束。儘管他已經和四方集團沒有往來,但由於該公司涉嫌行賄以獲得紐約州養老金業務,因此自2009年7月卸任“汽車隊”負責人以來,拉特納也一直官司纏身。4月,四方集團用1200萬美元就該案達成和解。

然而,問題遠沒有結束。就在上周通用啟動IPO的當天,拉特納與證券交易委員會也達成了和解,接受為期兩年的證券交易禁令,並支付了620萬美元的和解金——儘管他並不承認自己有罪。幾乎就在同時,紐約州總檢察長、侯任州長安德魯·科莫又提交了針對拉特納的民事欺詐指控,要求對方支付2600萬美元的損失賠償金,並終生禁入紐約州證券行業。第二天,拉特納針對自己在四方集團的前合夥人發起仲裁請求,要求對方彌補因“違規行為和違反合約”而令自己蒙受的損失。

衰退還是復活?

人們對於美國汽車業商業操作和競爭地位的關注由來已久;近五十年以來,這方面的書也層出不窮。

1965年,當美國汽車業整體、特別是通用汽車借助戰後的良好時機,一舉取得全球霸主地位時,當時還默默無聞的年輕律師拉爾夫·納德(Ralph Nader)就曾出版了一本名為《任何速度都不安全》(Unsafe at Any Speed)的書,對汽車企業的商業操作行為進行了全面的批判——特別指出了其中的安全問題。納德指出,汽車的轉向柱在發生正面碰撞時無異於一把鋒利的長矛;怪異的自動變速器設計可能導致在不合時宜的時候逆向滑動;儀錶盤的材料沒有必要那麼堅硬和鋒利。

通用汽車對這本書的回應只能用“尼克森式的遮掩與腐敗”來形容:他們發動了一場騷擾戰,派人監視納德,竊聽他與別人的談話,甚至監聽他的電話。結果,納德以“侵犯隱私權”為由,將通用汽車告上了法庭。1970年,通用公司付給他42.5萬美元作為和解。納德用一部分和解費成立了“汽車安全研究中心”。

又過了20年左右,面對日本車市場份額不斷增加的狀況,美國國內一片憂心忡忡。1986年,普利策獎獲得者——記者大衛·哈伯斯塔姆(David Halberstam)出版了《大清算》(The Reckoning)一書。作者用800頁的篇幅,一絲不苟地跟蹤了福特和日產兩大汽車企業的並行發展歷程。目前經營得頗為成功的——並且是“底特律三巨頭”中唯一沒有伸手向政府要求救助的——福特汽車,當時卻萎靡不振:密歇根流傳著一個笑話,福特(Ford)英文名字的首字母連在一起的意思就是“死在路上”(F ound O n the R oad D ead)。

拉特納的書在24年後問世,仿佛是一首結束曲,三本書的終篇。美國汽車行業能否在走完精簡破產程式後愈挫愈勇——擺脫不堪重負的債務、過剩的製造廠和經銷店、令人頭疼的勞動合同——仍有待觀察。經濟和整個行業的成功(或失敗)取決於一張由客觀環境和主觀決策編制而成的大網,複雜,而且難以預測。

書中角色點評

如果說《大檢修》一書中存在反面角色,那麼政府救助通用汽車時的公司首席執行官裡克·瓦格納(Rick Wagoner)應該當之無愧。書中對於瓦格納的描述與其說是“邪惡”,不如說是“失察”和“無能”。以他為象徵的這種公司文化長期佔據主導地位,以至於當通用汽車加速撞向破產的磚牆時,人們依然抱著一種自以為是、甚至安靜平和的心態。瓦格納承認通用存在問題,但卻沒有能力認識到問題的嚴重性,只認為那要歸咎於他控制範圍以外的客觀原因:油價和勞動力成本太高;經濟陷入整體萎靡;而那些都會好起來,通用汽車仍將強大如初。

“作為一個土生土長的局內人,”拉特納寫到,“瓦格納沒有展現出一絲一毫的勇氣,改變通用公司的迂腐文化。他有著漸進規劃者的作風,行動時慢吞吞。他似乎抱著一種不可動搖的信念,那就是通用汽車和其它任何公司都不一樣;它可是‘通用汽車’啊!別的公司無論發生什麼狀況,都和通用沒有關係。”

相形之下,書中展現的塞爾吉奧·瑪律基翁(Sergio Marchionne)則是一個介於變化莫測和不擇手段之間的人物。他在故事一開始時是菲亞特的CEO,後來則成為了克萊斯勒的CEO。這個總穿著黑色毛衣、衣冠楚楚的男人,在初步討論結盟克萊斯勒的問題上忸怩作態,欲說還休;當兩家公司坐下來就細節問題開展談判時,又總是面有慍色,動不動就大發脾氣——那段時間,他的口頭禪是“你覺得我**有那麼蠢嗎?”而當他一旦大權在握後,又變成了一個坦率直言、工作效率極高的首席執行官。

有人可能傾向於將他在中間階段的表現稱為一種戰略,是在以強硬的方式討價還價。但仔細觀察之下,這種行為卻是醜陋的,而且個人色彩濃厚。在這些談判中,美國汽車工人聯盟(UAW)和2002-2010年聯盟主席羅恩•格特爾芬格(Ron Gettelfinger)完全是占理的一方,甚至是憤怒的一方——比工會代表通常的形象還要正面得多。 

“我看見羅恩·格特爾芬格的臉一下子就氣得通紅,下巴上的肌肉也收緊了,”拉特納寫道,“因為他意識到,塞爾吉奧這是想要再次切割整個計畫。但他最後還是開口了。‘你的人,’他提高了音量,‘每個人都有兩所豪宅。而我們只是普通人,平頭百姓。我們只是在努力謀生活,你對我們的索要太過分。’他對工作小組氣憤不已,對克萊斯勒氣憤不已,尤其是對菲亞特氣憤不已。格特爾芬格用手指著塞爾吉奧,面無表情地說:‘我們可是有約在先。’”

拉特納將自己所領導的汽車工作組全體成員稱為“聰明過人”、“工作勤奮”,既理想化,又十分務實,就像是金融界的“特種部隊”。蒂莫西·蓋特納、拉姆·伊曼紐爾、拉裡·薩默斯,以及總統奧巴馬的形象,也都是機智、富有決斷力。拉特納沒有給伊曼紐爾挑刺;書中的薩默斯有時甚至會努力控制自己的怒火。“可以看出來,拉裡會很努力地控制自己。”拉特納寫到,“我曾參加過一次會議。會上,一個年輕同事自顧自地說道:‘這簡直是最傻的……’拉裡開始回擊他。但後來他停住了,出了半口氣,繼續說:‘剛才和你說話的是老拉裡。新拉裡要說,你有沒有這樣想過?’”

絕大部分在書中遭到批評的政府人士都是共和黨人,或者布希政府的留任者。特別是時任聯邦存款保險公司(FDIC)董事長的希拉·拜爾(Sheila Bair)。在救助計畫努力爭取通過的關鍵時刻,她意圖從中破壞,憑藉自己的影響力拖延不相關的談判,因此激怒了拉特納。“我過了一陣子才意識到,我們被捆在希拉·拜爾自己編織的網中,”拉特納寫到,“她來自堪薩斯州,做過律師。和本·伯南克一樣,她是布希政府任命的官員。還和伯南克一樣,她是一位學者,只不過不那麼明顯。但她與伯南克不一樣的是,她也是一個政治家——1990年,她在自己家鄉州的國會共和黨黨內初選中落敗。”

一個時代的終結?

通用汽車前CEO“發動機”查理·威爾遜(Charlie Wilson),在被時任總統的德懷特·艾森豪提名為國防部長時,曾在國會作證。當時他說了一句後來廣為流傳、但實際引用有誤的話:“對通用汽車好的事情,對美國也會有好處。”我們在這裡也可以進行一個類比,拉特納雖然沒有明說,但至少在書中有所顯示:“通用汽車變成怎麼樣,美國也會變成怎麼樣。”

《大檢修》的很多篇章都帶有某種傷感的特質。相對于展望未來,本書對於過去的追溯更加宏大而有力。從拉特納對於通用和克萊斯勒的各種描述中,我最大的感受就是:這兩個曾經稱霸全球的企業,到了2008年秋天卻命懸一線,只能靠政府一點點注入救命錢來維持生命。

拉特納不遺餘力地強調那些在救市之前、之中和之後獲益的其他人,並一再指出:各類企業集團組成了一張錯綜複雜的大網,而汽車企業就處在這張網的正中央。從汽車原材料(如鋼鐵、玻璃、橡膠、塑膠)的製造商,到生產元部件(擋風玻璃雨刷、線束、轉向控制杆)的供應鏈,再到美國各主要街道上出售成品的汽車經銷商,拉特納描繪了一張清晰的關係圖,告訴我們一旦任由這些汽車巨頭轟然倒塌,會給美國經濟帶來怎樣的影響。汽車企業減少10萬個工作崗位,就可能導致關聯行業失去100多萬個崗位。

但更令人感到不安的,卻是拉特納所描述的聯邦政府自身的狀況。逐漸老化、軟弱無力的巨人,幾乎做不了什麼,還不如躺下的格列佛,被成千上萬根又粘又亂的蜘蛛絲捆綁,被一堆芝麻大小的官僚機構和夢想成為獨裁者的小人物包圍,所有這些人只癡迷於自己那片微不足道的封地,而不去理會更大範圍人的利益。

當然,喊出“過度管制”的口號是保守派人士的習慣;但聽到一個民主黨人這樣說就非常有意思了。但就像拉特納在整本書中所表現出來的那樣,他對於問題的界定總是具體而精確,其中一些問題早在他接受正式任命之前就已經開始研究了。“接受調查可以成為一項全職工作。”他指出,“每個接受任命的高級官員都備有兩套完整的大部標頭檔:一份是SF-86,這份安全調查聲明繁瑣得令人難以想像。舉個例子來說,每個申請人必須列出過去7年以來的每一次出境行為;另一份是SF-278,其中要求披露每一項經濟利益和義務。我數不清楚自己花了多少時間進行投訴,但卻清楚地知道有幸為聯邦政府工作,讓我花了40多萬美元的訴訟費。”

這個數字令人目瞪口呆。而當我們在讀了170多頁之後發現,拉特納的淨收入大概有1.88億美元,這種驚訝感依然沒有減輕。比起對於“服務成本”的簡單抱怨,這個數字更能解釋擺在那些想成為政府隨便什麼公務員的人面前的那道“門檻”。 

這不僅僅是官僚主義的問題,就連在拉特納和他的團隊最經常辦公的地點——實實在在的財政部大樓裡,也到處都有妨礙事情有效解決的障礙:電話不接,(有時甚至工作也不做)。想找一間可以播放PPT檔的會議室也不容易,辦公裝備往往老舊不堪。給人留下的印象就是:這是一座由強大而自信的國家建造的外表堂皇的宮殿,而裡面卻在不斷地朽化。

比如,拉特納在書中寫道:“接下來一天針對通用汽車的盡職調查環節,則讓人感受到了另外一種不安。”“在此之前,哈利(指的是哈利·史蒂文,汽車工作小組的成員組長)花了半天的時間尋找一個能放PPT檔的地方。(從這裡我瞭解到,美國財政部的配備落後到根本無法款待外面來的訪客。財政部大樓占地兩個街區,幾間會議室就分散在這裡的各個角落,並且分屬於不同的部門。)最後,她終於在所謂的‘財政部附屬樓’內排上了一個會議室。這座破舊不堪的附屬樓位於賓夕法尼亞大街上。我曾無數次經過這座建築,只是從來沒想過它竟然為財政部所有。我們的開會地點是在六層的一個沒有窗戶的房間,內部環境也不比外面更能帶給客人舒服的感覺——狹窄、單調、死氣沉沉。可是令人無法理解的是,這個地方竟然叫做‘傑出中心’。”   

甚至就連吃飯喝水都是個問題。“在離開辦公室之前,我問哈裡,我們邀請客人們吃些什麼。‘沒東西吃。’她回答說,原因是財政部沒有預算用於準備會議小食,‘甚至連一瓶水也沒有。’期待我們的訪客會在六個小時的時間裡不吃不喝,似乎太不近情理(更別提我們自己了)。因此,我自掏腰包給了哈裡100美元,告訴她去一趟三明治店。後來,當我們需要在午餐時間接待訪客時,這就成了一種慣例做法。”

拉特納所抱怨的並非沒有魚子醬,而是麵包和水這樣的東西。只不過,他通篇總是提到“自己給每個人買了吃的”,在本書前三分之一的內容中反復出現。我沒過多久就感到,他這並不是在表達自己的慷慨,而是想為自己多爭取一些認同分。

揭露內幕

拉特納因為養老金醜聞遭到了批評,這可以理解。如果能為這個人說點什麼的話,那就是醜聞並不會損壞這本書的可信任度。拉特納對於裡克·瓦格納直率的評價——以及解雇他的有效行動令密歇根的一些人感到不舒服,他們認為瓦格納只是替罪羊。拉特納對於後面這個問題的回應(無論是在這本書中,還是在公共場合說的話中)都是:當一個失敗的公司需要進行重組時,留下CEO沒有任何意義。且不論他的說話方式,這個表態在邏輯上是難以辯駁的。

拉特納在《大檢修》一書中告訴讀者的,是他對於自己所領導的一個專案的觀點。這是第一次有人站出來,對拯救汽車業的行動說點什麼;這也不會是最後一次。拉特納的文章條理清晰,在新聞報導和個人看法之間找到了很好的平衡。他向我們介紹了此次救市在局內人眼中是什麼樣子,同時也介紹了他眼中的美國政府——當它工作的時候,以及當它不作為的時候,這些都是很有用的資訊。從這兩個角度來看,這算得上是一本全面、有用、可讀性強的枕邊讀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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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車上路:一個局內人如何看待美國政府對汽車巨頭的救助." China Knowledge@Wharton. The Wharton School,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08 十二月, 2010]. Web. [26 April, 2024] <https://www.knowledgeatwharton.com.cn/zh-hant/article/26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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