偶爾來到印度觀光的旅客可能很難相信全球最熱的經濟故事就在這裏上演，這個與中國一樣常常被提到的經濟發展熱門國家。在印度隨處可見陳舊破爛的機場、凹凸不平的道路和水泄不通的港口，各個大城市都遭受著燈光管制，尤其在電力需求猛增的夏季更是捉襟見肘。據政府的估計，印度在未來七八年中需要1500億美元的資金才能將基礎設施改造到標準水準。
波士頓諮詢公司的專家指出，只要對道路、港口、電力設施和機場進行改造，印度今後幾年可以輕而易舉地將7%至8%的GDP年增長率提升至8%至10%。（雖然收到基礎設施的限制，但印度05至06年度、06至07年度以及迄今為止的GDP增長率已經超過8%）。波士頓諮詢公司孟買分公司的董事哈什·瓦德翰（Harsh Vardhan）說，“基礎設施是個非常重要的問題。印度經濟已經起飛，更好的基礎設施不僅可以維持而且可以推動經濟增長。”
迄今為止印度的基礎設施改革之路一直充滿坎坷：雖然電信等行業突然呈現出一片繁榮光景，並似乎在一夜之間實現了無縫改革，但能源等行業的改革卻明顯遭遇了失敗。波士頓諮詢公司與沃頓的專家認為，電力行業改革的失敗以及電信行業的成功強調了外國投資與市場競爭在基礎設施改革中所起的重要作用。
電力管制與盜電
印度基礎設施最匱乏的行業莫過於電力行業。電力管制在印度的各大城鎮中屢見不鮮，經濟條件較好的家庭就自備柴油發電機來應急，較窮的人家就只能在黑暗和寂靜中等待。印度電力行業的資料顯示，到截止於3月31日的財政年度中，印度的高峰電力需求比供給多11.6%，即高出10,500兆瓦左右。而中國電力企業聯合會（China Electricity Council）的統計指出，中國今年上半年的電力需求將比供給高出七億千瓦小時。
沃頓麥克技術創新中心（Mack Center for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高級研究員萊維·阿龍（Ravi Aron）指出，昂貴且時常中斷的電力供給迫使許多印度企業投資建立自用的發電廠。中國不到四分之一的製造企業用電依靠自給自足，而印度這樣的企業大約要占五分之三。阿龍說，“這是企業資產負債表上額外的一項資本投資。建立自用電站的成本是非常昂貴的。”
印度電力行業的現代化改革之所以失敗並非因為缺乏努力。相反，電力改革曾經是1991年發起的經濟改革的核心組成部分。由於資金匱乏的限制，印度政府邀請國內及海外私營公司投資所謂的八大“快車道”項目。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美國安然公司（Enron）曾斥資28億美元在印度西部馬哈拉斯特拉邦建立的達博爾電站（Dabhol）。
到九十年代後期，這種快車道模式已經形同雞肋。絕大多數的專案都因資金不到位而無法完工。達博爾電站也因腐敗與定價過高的系列糾紛而關閉，馬哈拉斯特拉邦的新政府拒絕履行這項由前任政府簽訂的合同。
達博爾電站的失敗使印度政府為電力行業改革吸引外資的努力遭到沉重打擊，讓投資者覺得印度的局勢動盪不安，不是適宜投資的地方。更重大的損失是，電站投資項目的失敗為私營公司入主電力行業的國內問題染上了政治化的色彩，同時貪污腐敗的風氣也使改革進程變得烏煙瘴氣。
波士頓諮詢公司的瓦德翰說，“達博爾電站倒閉的陰影依舊沉沉地壓在投資者心上。政府無法籌到改革需要的資金，所以需要私營公司的介入。但私營公司只有在保證投資回報和獲得保障的情況下才會投資。印度政府必須保持政策的連貫並保證項目實施過程中的透明度。”
阿龍指出，“安然在印度的經歷告訴外國投資者，印度國內選舉產生的決策者是靠不住的。”波士頓諮詢公司董事阿瑞丹姆·巴哈塔查傑（Arindam Bhattacharya）卻認為，印度近年來的發電與配電監管制度已經比過去穩定，吸引的私人投資亦有所增加。
電力改革也沒有遇上好時機。2000年和2001年爆發的美國加州電力危機改變了全球的電力行業版圖。電力匱乏的現實也改變了人們的想法，即增長機遇並不只是存在于發展中國家，歐美等成熟市場同樣也存在增長潛力。因為有了選擇的餘地，印度似乎突然就不再是投資者眼中的香餑餑。
印度政府所有的邦電力局（State Electricity Boards）是電力行業改革的根本癥結所在。因為害怕惹怒勢力強大的農民遊說團體，邦政府總是以犧牲工業為代價來為農業支付巨額補貼。在印度旁遮普和安得拉等邦，承諾免費向農民供電已經成為標準的競選口號。而且由於政治庇護盛行，絕大多數的邦電力局都長期存在人員過剩的問題。
盜電也是造成電力問題的主要因素：普通居民將私宅或者私企電路接入公用電網已是司空見慣，或者是走向貪贓枉法的邦電力局員工行賄這條路。1992至2002年間，印度有四成的電力遭到盜竊。分析師根據最新的統計數位估計，截止於2004年3月31日的財政年度中，邦電力局的損失達47億美元，幾乎占GDP的1%。
蘇尼拉·卡勒（Sunila Kale）是賓夕法尼亞大學印度高級研究中心（Center for the Advanced Study of India）的研究專員。她認為是政治因素和聯邦主義阻礙了電力改革的步伐。具有諷刺意味的是，正是由於電力在人們日常生活中的重要地位才使得改革更加難以推行。她說，“電力改革已經成為充滿爭議的政治問題。無論是農業、工業還是其他任何活動都離不開電力。”另外，她說印度與中國不同，印度沒有實行政治集中制。“中國擁有否決權的人比印度更少。”
印度自1997年就開始解決邦電力局的問題，在世界銀行的鼓勵下採取將發電、輸電與配電分離的戰略。制定該戰略的假設是：市場將會形成紀律，激勵私營配電公司制止盜電和停止腐敗。與此同時，沒有政治壓力的獨立監管當局可以更加合理地定價，以在保證公司盈利的同時保護用戶的利益。
然而改革進程始終停滯不前。因不願惹惱勢力強大的農民遊說團體和拆散小心培養的庇護網路，邦政府對於改革的態度非常冷淡。2003年，新德里不得不出臺一項新法規，給予聯邦政府更大的改革權利。據卡勒估計，自那以後28個邦政府中有24個設立了獨立的監管機構，20個邦政府或者已將邦電力局解散，或者正在解散的過程中。印度政府最近通過價格競標啟動了一系列超大型電力專案（Ultra Mega Power Projects），該專案已在私營公司中引起強烈反響。目前有兩個項目已經完成競標，中標者承諾將制定極具競爭力的發電費率。此大型專案的啟動也表明印度的政策框架正在起到穩定軍心的作用。
電信業改革
印度的電信行業改革遭遇到許多與電力行業相同的困難。新加坡國立大學南亞研究所客座研究員拉胡爾·穆克赫吉（Rahul Mukherji）指出，改革伊始電信行業也是完全受效率低下的政府壟斷企業控制，亟需競爭，以及私人和外國資本的大量注入來提高效率。1991年改革剛剛開始的時候，電話在印度還屬於高檔的奢侈品，裝電話可能需要等上數年的時間。直到1995年，也就是推行自由化的四年後，也只有1%的印度人擁有電話，印尼是2%，中國是4%，泰國是8%。
儘管電信改革的啟動晚於電力改革，但電信改革卻要成功得多。2000至2005年間，印度新增固話線路1800萬線，移動用戶數將近7300萬戶。電信密度的增長超過三倍，達到11.5%，城市地區已經達到34.7%。新加坡電信（Singapore Telecommunications）、英國沃達豐公司（Vodafone）等外國企業，以及Reliance和Tata Group等印度大企業已為印度電信事業投資數十億美元。單2005年一年印度電信行業吸引的外國直接投資（FDI）就達25億美元。電信行業的急速發展也動搖了整個行業佈局。巴蒂電信（Bharti Telecom）的蘇尼爾·米塔爾（Sunil Mittal）估計身家為69億美元，是目前全球最富裕的印度人之一。
那麼推動電信改革如此順利進行的原因是什麼呢？自相矛盾的是，電信改革順利進行是因為電話被視為奢侈品而電力在人們眼中是生活必需品。也就是說從來沒有政治壓力迫使有關當局人為地壓低電話費率。穆克赫吉說，“大多數印度人並不認為電信服務是理所應得的。”
而且電信行業需要捍衛的即得利益要少於電力行業。大型國有電力公司也曾努力推行改革，但他們卻沒有辦法撼動邦電力局的政治勢力。政府得以在電信行業成立相對有權和有效的監管機構來平衡國有企業、外國投資者、國內私人投資者和消費者之間的利益。儘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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