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贫穷国家出售救命药：如何定价？

 

非洲艾滋疫情肆虐，国际援助组织、各国政府和制药公司就此展开全球讨论，商议富裕国家是否应比欠发达国家负担更多的药品费用。

 

近期沃顿召开了“全球经济之药业创新”会议，与会专家表示，从社会道义和经济因素着眼，差别定价体系情有可原，但却难以展开实际操作。

 

会议由沃顿商学院医疗保健系赞助召开，其中的一个小组讨论议题为“差别定价：协调欠发达国家的药品获取与研发激励”。小组讨论成员包括医疗保健系统教授帕特西亚·丹泽（Patricia Danzon ）、葛兰素史克公司全球定价与补偿策略副总裁罗伯特·胡蒙锐（Robert Humenrick）和伦敦的一个行业智囊团、医疗经济学办公室的主任艾德安·塔斯（Adrian Towse）。小组讨论由医疗保健系教授马克·鲍利（Mark Pauly ）主持。

 

丹泽在小组讨论会上发言说，从经济角度看，差别定价体系具有帮助实现政策目标的神奇功效。在这种定价体系下，富裕国家负担新药研发所需的大量经费，贫穷国家享受药品的成本价，每片药常常只需几便士。在欧洲各国，差别定价是多年来的通行作法。

 

丹泽说，要扩大差别定价体系的覆盖范围，让发展中国家的病人也从中受益，必须保障制药公司的专利保护能力。有了专利保护，生产商就可以收取溢价以支付新药研发所需费用。但是，许多患者权益的倡导者认为，鉴于艾滋病危机的巨大影响，应取消专利权让一般生产商能以低成本生产药品。

 

丹泽主张，生产商还需确保低价商品不会回流至高价市场，引起高价市场的需求和价格下降，也就是说，不能出现“外溢”效应。

 

有些疾病在穷国猖獗而在富国没有这种疾病，差别定价不能解决这类疾病的研究筹资问题。丹泽强调，解决这个问题需发放一些公共补贴。然而，丹泽认为，差别定价有一个很大优势，即它能更有效地应用现有药物。这是因为药物的大量成本，至少30%的成本都用在了初期研究上。实际药物生产本身所花成本非常小。她指出，在差别定价系统下，人们可以以边际成本价格购买产品，高收入国家居民的利益不会受到损害。

 

美国有些人认为这不公平，但事实是，如果[差别定价]开辟了市场，受益国家人民的生活得到改善，我们也不会受到负面影响。丹泽提请大家注意，差别定价不是成本转移。药品研发成本应看作联合成本，不能由一国承担。如果穷国支付生产成本上的费用，高收入国家的价格就会相应降低。

 

在差别定价之争愈演愈烈的同时，市场却渐渐趋于融合。欧洲实施差别定价虽然已有一定时期，但其差幅不及当前讨论的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差幅。

 

丹泽说，美国差别定价的最大威胁在于，法律允许再进口或平行进口美国制造的、以低于本国价格出售给他国的药品。目前非正式市场已经形成，美国居民从加拿大和墨西哥订购药品。我想美国非常有可能成为该领域的主要违规者之一。

她说，除实际跨境交易之外，如果各国使用国外市场价格作为其自身价格谈判的参考价，会削弱差别定价的经济依据。

 

参照甚至可能是间接的。比如，丹泽说，巴西以南非为参考，墨西哥以巴西为参考，这样一来，美国顾客在提及墨西哥价格时，实际指的是南非价格。现在所需要的是，中高收入国家愿意禁止平行进口和价格参考。如果政府不能提供可信承诺，停止平行进口和价格参考，私营部门可寻求回款和政府控制能力以外的其它商业作法。

 

然而，问题是即使在发展中国家，也有一撮富人能支付全价。丹泽认为，需要在发展中国家做些市场细分。最简单的方法是按私营、国营来区分。

 

葛兰素史克是艾滋病药物和疫苗的最大生产商，公司副总裁罗伯特·胡蒙锐指出，发展中国家内存在很多妨碍患者治疗的因素，其中包括不完善的卫生保健服务提供体系。他说，我们认为这不是纯价格问题。他还补充说，葛兰素史克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一直参与疫苗的差别定价方案，90年代以来一直参与艾滋病药品的差别定价方案，公司在50个国家有116个方案。

 

胡蒙锐还指出了妨碍实施差别定价的因素。他说，首先，差别定价必须具有可持续性。这意味着所定价格应能支付成本，确保我们能长时间地根据需要生产高质量产品。他还说，如果富裕国家在其自身价格谈判期间以发展中国家的低价为参考，无疑会打击行业积极性，抑制差别定价在发展中国家的实施。

 

胡蒙锐说，欠发达国家也有责任来保障差别定价计划的成功开展。国家必须时刻警惕，确保供穷国使用的药物不至回卖到发达国家以获取赢利。10月初，欧洲新闻机构报道，葛兰素史克原应发至非洲的价值1800万美元的低价艾滋病药物却转发到欧洲。胡蒙锐说，套利机会是很多的。

 

他接着说，葛兰素史克致力于让全世界都能用到它的产品，但是所有这些都应考虑用新方法来做生意。我们认为，扩大药品获取范围的问题很复杂。要求有新的合作精神，这是一个挑战。我们在摸着石头过河。

 

位于伦敦的医疗经济学智囊团的主任塔斯探讨了欧洲联盟委员会四月份发布的一份工作文件，文件概述了差别定价和药品获取的政策。塔斯说，尽管文件内容有一些经济学上的错误论断，但的确是政策上的一个良好开端。

 

他指出，委员会文件的一个可取之外是，消除了描述差别定价各术语的区别，比如“平等定价”，“可变定价”，“分层定价”，或简单的“折扣”一词。委员会说，“让我们不要被名称所困”。我们讨论的是与成本价相近、具有可持续性的价格。

 

委员会强调，有别于在非洲艾滋病危机中占大多数的捐助方案，差别定价应是自愿的，而不是强制的，并且应是可持续的长期价格体系。对此他表示赞许。

 

塔斯认为，委员会提高了以下行动的可能性：让生产商和成员国能合作制定包装，避免打折商品回运至高收入国家。然而，委员会建议，如果中等收入国家和享受低价的国家为区域联盟关系，则中等收入国家应享受提供给贫穷国家的折扣或参考价格，他认为这种建议有问题。

 

他还批评了那种建议生产商在发展中国家培养生产和研究能力的观点。塔斯说，这样做毫无意义。虽然会有例外，如研究某些地区的地方性疾病。但是，在大多数情况下，这种作法会增加差别定价的成本，破坏其经济理论基础。

 

批评归批评，塔斯指出，该提案是形成差别定价全球体系的开端，他希望英国能在推进委员会的观点中发挥带头作用。塔斯说，现在需要的是一个成员国采取措施，让委员会改正其不足之处，采取切实行动。我们很快就能使数以百万的患者能以成本价获得这些药品。而这需要公共部门的积极推进。

 

本文发表于2002年11月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