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的保险、人均寿命与由枪击致死导致的成本

 

尽管是世界上最先进的工业国家，但美国却具有一些非同寻常的特征。例如，美国卫生保健系统的运行成本为世界之最，然而美国公民的健康状况与人均寿命并未优于或高于其他国家的公民。另外，尽管美国被认为是世界上最安全的国家之一，但因枪伤致死的人数却令人触目惊心。2000年，美国报导了近11,000起持枪杀人和16,000多起开枪自杀案件。同年，欧盟——该地区人口总数大约比美国总人口高出25％——报导的枪杀案件不足1,300起，而在日本这一数字为22。（欧盟提供的数字是2004年5月1日欧盟扩张吸纳10个新成员国之前的数字。）

 

沃顿商学院保险与精算学教授让·勒梅尔说，我们应该综合起来看待这些事实。在最近一篇题为“美国因枪械致死的成本：人均寿命下降，保险成本增加”的论文中，勒梅尔研究了枪支对美国社会医疗及金融的影响。这篇论文将发表在2005年9月份的《风险与保险期刊》上，其研究结果令人大开眼界。

美国枪支暴力的研究人员从多个角度对其研究课题进行了探讨，其中包括最明显的方面——医疗成本，但还存在其他“更难以量化”的成本。勒梅尔写道：“这一部分的成本包括，执行法律时所需的公共资源成本、个人在保护和躲避方面进行的私人投资、受害者生产效率的损失及生活质量的变化、对在特定地点生活或工作自由的限制、确定居住和商业地点时受到的制约、零售机构营业时间的限制、被迫适应风险增加所需投入的感情成本，以及痛苦和恐惧的成本。” 

人均寿命的下降

长期以来，在美国对枪支管理争论的焦点是《美国宪法第二修正案》。该《修正案》规定：“纪律严明的民兵是保障自由州的安全所必须的，人民持有和携带武器的权力神圣不可侵犯。”拥护枪械管制的人认为，这项修正案意味着允许对持有枪械进行管制；而拥护持枪权利的人则认为，这项修正案意味着拥有枪支是法律赋予个人的神圣不可侵犯的权力。

由于对枪支管制与有权持枪之争的政治背景非常敏感，勒梅尔教授强调说，他所做的工作只是提供数据。例如，他引用了2000年的一个研究项目。该项研究估计，美国每年由枪支暴力导致的成本合计约为1,000亿美元，也就是说，人均360美元。考虑到勒梅尔的精算师背景，他研究的重点是人均寿命与保险成本。他表示，他的论文“以事实为基础，进行了精确计算，以期给这场辩论带来更多证据……没有人会对我提供的数据提出异议。”然而他也承认，人们“当然可以对我们如何使用这些数据提出异议。”

 

勒梅尔计算了由于枪支暴力导致的美国人均寿命的损失量，和由此导致的保险成本的增加额。令人震惊的是，这两项成本在整个人口结构中的分布极不均衡。勒梅尔说，2000年所有的因枪械致死案——即包括他杀和自杀——使人均寿命减少了103.6天。如果根据种族和性别来划分，不同群体之间存在明显的差异。男性人均寿命的减少量是女性的5到6倍，即166.8：30.5；非裔美国男子人均寿命的减少量是白人男子的两倍以上，双方比例为361.5：150.7。从逻辑上来说，最显著的差距包含了种族和性别的差异：非裔男子与白人妇女相比，前者人均寿命的损失量（361.5天）是后者（31.1天）的10余倍。

 

勒梅尔计算了每年的保险成本：因枪械致死导致的保险成本高达数十亿美元。他引用了美国人寿保险学会2001年的研究统计数据。这些数据表明，2000年底，美国共有1.48亿份团体和3,500万份个人定期人寿保险保单；另外还有1.25亿份团体和800万份个人终身保险保单，但每年的保费收入总共不到1,300亿美元。

如果将因枪械致死从等式中排除，先前计算过的定期保单将打9.87％的折扣，而终身保单的折扣为1.89%。勒梅尔估计，美国枪支暴力的年保险成本是49 亿美元。然而，“这种计算夸大了成本，”他写道，“受保人死亡率与人口死亡率存在很大差异。”勒梅尔继续指出，由于凶杀对青少年的影响很大，而25岁以下的青年人很少购买人寿保险，所以，当前的精算表已经在人口统计方面对凶杀打了“折扣”。

他接着说，即使减掉这些增加的保险成本来补偿这些因素，它们仍然可能与每年因枪伤导致的医疗成本（20亿到23亿美元之间），或由于因枪械致死而增加的刑事司法系统管理成本（约24亿美元）——包括监禁成本——处在相同的范围。

如果和流行病学的角度去比较，勒梅尔指出，“在所有的致命伤害中，只有机动车辆事故的影响较大（超过因枪械致死）。”另外，这些数字表明，“如果因枪械致死在美国完全消失，美国男性人均寿命的增加量将超过根除结肠癌和前列腺癌后人均寿命的增加量。” 

替代效应

许多人认为，减少枪械致死将延长人均寿命，并减少保险成本。而对此持反对意见的观点是，枪支只是实现目的的一种手段——那些有暴力倾向的人（无论对自己还是对他人）可以找到其他方式，利用所有可能的工具达到其目的，这就是所谓的“替代效应”。“但是我认为美国人并不一定比日本人和欧洲人更富暴力倾向，”勒梅尔说，“20世纪的历史清楚地表明，在其他国家同样存在众多暴力活动。我不认为美国人的基因当中存有暴力。”

 

他接着说，日本“在20世纪的暴力史中显然扮演了一个重要角色。但是在21世纪来临之际，日本已步入世界上最安全国家的行列：日本的零持枪率意味着零犯罪率。值得一提的是，日本的偷窃率、入户盗窃率等也都极低，这是对那些拥护持枪者认为家中放有枪支可以减少入户盗窃的观点的最好反驳。”

 

他引用了许多研究表明杀人案件的替代效应几乎为零。1988年进行的一项研究对美国西雅图市和加拿大温哥华市进行了比较。这两个城市在气候、人口、失业水平、平均收入及其他人口学特征方面都极为相似。但是，他写道，由于加拿大有关持枪的法律极为严格，只有12％的温哥华居民拥有枪支；而在西雅图，预计41％的居民拥有枪支。

勒梅尔写道，研究发现，“这两个城市在入室盗窃率、抢劫率、凶杀率以及非持枪人身伤害率等方面的数据基本相同。然而在西雅图，持枪伤人率比温哥华高7倍，持手枪凶杀率高4.8倍。”作者总结说，由于在西雅图，手枪很容易获得，这无形中增加了持枪伤人和凶杀的案发率，但这并未减少非持枪类的犯罪率。同时，限制持枪的法律减少了社区中的凶杀案的发案率。” 

勒梅尔表示，有充足的证据表明，替代效应在自杀案件中表现得更为充分。他写道：“减少一种自杀手段，可能导致另一种自杀手段使用率的增加。一些悲观厌世、有自杀企图的人如果无法获得枪支，则很可能试图采用其他手段结束自己的生命。的确，在日本、香港等地区，尽管获得枪支的途径受到严格控制，但自杀率仍远远高于美国。在这些国家和地区，自杀总人数中利用枪械自杀的比例不到1％……”勒梅尔接着说，“引入我认为适于预测替代效应的假设基本上不会对由于枪支而损失的寿命天数带来什么变化：对美国公民来说是从平均103.6天变为95.8 天。”

 

未来的研究线索

勒梅尔并不清楚他的这些数据将会用在何处。他在论文中指出，日本民间大约有50支手枪，其中绝大部分属于参加国际射击比赛的运动员的财产。最保守的估计是，美国人拥有的枪支数量超过2.5亿。他说，在美国，没收枪支几乎不太可能。

 

然而，在保险公司如何更好地定价，如何更公正地分配与枪支有关的风险成本方面，勒梅尔确实看到了潜在的机会。他表示，“有一些证据，包括来自宾夕法尼亚大学医学院的证据表明，即便你能够控制诸如居住区、教育等可变因素，拥有枪支仍会大大增加死亡的概率。”

    他也看到了在这一领域继续进行研究的空间，这即包括学术方面，也包括保险业方面。其中一条值得关注的线索是：保险公司在对人寿保险保单进行定价时所作的风险计算。人口统计特征及生活方式的选择是各种风险计算的主要根据，但是——鉴于近来的个人经验——向保单申请人提的一些问题令勒梅尔迷惑不解。“我上个星期刚刚申请了一份人寿保险，”他说，“我是名潜水员，（保险公司）问了我25个有关潜水习惯的问题。全世界每年只有100人在从事这项运动时丧命。没有人问我家里是否有枪，然而，仅在美国一地，每年遭枪杀的人就达30,000人。令人奇怪的是，没有人想过要问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