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步的代价：制药公司能否使药价更“平民化”？

 

阿斯利康（AstraZeneca）北美分公司执行副总裁大卫·布伦南（David Brennan）认为，美国的药品定价系统正正趋于破裂。制药公司阿斯利康的总部设在英国和瑞典。而麻烦在于，包括制药公司本身在内，没有人知道该如何解决这个问题。

 

上周加入阿斯利康董事会的布伦南在二月召开的沃顿医疗保健大会上做出以上评论。显然，他并不赞成对定价系统进行全面彻底的清查：这样的举措可能会损害制药行业的生产力。过去三十年来，制药行业为人类的健康长寿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他认为，所有相关机构，包括制药公司、保险公司 、消费者、医护人员、医院和各个企业，都应该采取切实的合作态度。

 

布伦南说，“我们必须心平气和地看待这个问题。某些对制药行业的猛烈抨击和怨声载道都是不对的。”

 

但他提出告诫，保持冷静并不意味着无动于衷。医疗费用日益上涨，患者等待就医的时间越来越长，各方必须想办法解决这些问题，同时继续以财务手段激励创新和保持上佳的治疗质量。他说，“各方必须对整个医疗系统的财政来源达成共识，争取为最大多数的病人谋取福利。如果无法做到这点，美国医疗保健系统所取得的非凡成就将难以为继。”

 

几乎所有人都同意布伦南的观点：制药行业目前状况不佳。默克制药公司去年九月从市场上撤回畅销止痛药万络（Vioxx），因为有人起诉公司早已获知此药会导致心脏病和脑中风的危险增加。结果，其他与万络同类型的药物——第二型环氧化酸（Cox-2）抑制剂——譬如辉瑞制药公司（Pfizer）生产的希乐葆（Celebrex），也面临着联邦法院的质询。今年二月份，万络等第二型环氧化酸抑制剂获得了美国食品与药物管理局咨询专家小组的批准上市。该专家小组建议限制面对消费者的直接市场营销活动，并提出在包装标识上添加关于药物伴有严重副作用的黑匣子警示说明。另一种畅销药物苯丙胺混合盐制剂（Adderall）于二月也开始接受详细审查，由于有报道称该药物——由英国塞拉制药公司（Shire Pharmaceuticals）生产，用于治疗注意力缺乏与多动症——与全球20起突发的死亡病例有关，加拿大已宣布暂停该药的销售。

阿斯利康公司同样也未能幸免于难。2004年，该公司生产的降胆固醇药物罗苏伐他汀（Crestor）的销售额达到9.08亿美元，但去年美国食品与药物管理局请求将该药撤市，因为有报道称该药会产生肌肉和肾脏损害等严重的副作用。3月14日，食品与药物管理局又撤回了该请求，声明罗苏伐他汀的副作用与其他同类药物相差无几。虽然打了胜仗，但阿斯利康仍然面临着其他的问题：12月，因为临床试验结果对其抗癌药物艾瑞莎（Iressa）的疗效提出质疑，阿斯利康撤销了其在欧洲的上市申请。10月，由于担心新型血液稀释剂希美加群（Exanta）的副作用，FDA保留了该药品的上市批准。

尽管遭遇到这些挫折，阿斯利康仍然取得了不俗的销售业绩。2004年，公司销售额为214亿美元，盈利31亿美元，每股摊薄收益1.82美元，而2003年公司销售额为188亿美元，盈利23亿美元，每股摊薄收益为1.32美元。此外，公司股票的表现超过了制药企业的平均水平。截止于2月22日的五年中，阿斯利康股价上涨了21%，而同期道琼斯制药指数下跌了15%。

新的重磅产品在何处？

      

布伦南说，除最近的头版头条外，所有大型制药公司都面临着根本的挑战：缺乏重磅炸弹式的新药问世。考虑到药品研发的高昂成本，这些公司要获得盈利就必须继续推出新药。他指出，“2003年，美国制药公司的药品研发支出超过330亿美元，但出产的成果却不多。1996年的高潮时期共有53种新药获得批准，而近几年来该数字已跌至20多种。”

 

获批新药数目降低的原因多种多样。如果曾经有过“低垂的累累硕果”，那么制药公司早在很久以前就攫取了这些果实。而这些公司目前面临的科学研究问题比以往更加复杂，新药获得批准的成本也更加巨大。除此以外，如果某种疾病已有有效的治疗方法，投资者往往不愿意再投资研发新药。综上所述，制药公司推出的上市新药要获得盈利，其销售额就不能低于５亿美元。

有分析师预测制药行业将经历整合，部分原因是市场上缺乏新药。理论上讲，通过并购企业可以裁掉多余岗位，集合双方研究实力，从而提高运营效率。有人预言：“几乎没有任何证据显示，扩大公司规模可以使真正关键的数字——成功上市的新药数目——有所提高。”布伦南对此却不以为然。

 

他认为，这个数字对消费者和制药公司同等重要。毕竟，药物仍然是治疗疾病最具成本效应的方法之一。“与其他统计数字相比，新药上市数目更能说明过去30年来制药行业取得的成就。2004年，癌症取代心脏病成为美国85岁以下人群的头号杀手，他指出，“这主要是因为治疗心血管疾病的药物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在如此严苛的审查下，制药商如何能循规蹈矩地研发新药？布伦南认为药价是导致消费者自负医疗金飞涨的罪魁祸首。另外，药品定价系统似乎也混乱不堪。“在美国哪些人支付的药价最高？”他问道。“最穷的人。在药店以现金买药的人支付的药价最高。”

 

布伦南对消费者的烦恼表示理解。毕竟，阿斯利康也要为其数以万计员工的医疗费用买单。为此，公司与其他160家大公司联合成立了飞跃集团（Leapfrog Group）。集团成员对医疗行为进行调查，向符合各种医护标准的医院支付奖金。“此外，我们还在内科医师中开展了一个叫“卓越之桥”的项目。该项目为糖尿病和心血管疾病的治疗制定了标准，所有达标的内科医师都可以获得奖金。”

 

其它企业也采取了具有类似效果的措施，包括实施财务激励手段，譬如提高员工自付医疗金，以促使他们在买药时更加谨慎。

现在断言这些激励措施是否有效还为时过早。有早期证据显示，这些措施产生了始料未及——也不受欢迎——的结果。布伦南说，“兰德公司（Rand Corporation）的研究报告指出，当自付医疗金翻番时，糖尿病、哮喘和胃病患者处方药的使用率下降了17%至23%。而与此同时，这部分患者的急诊率上升了17%，住院率也提高了10%。”

鉴于各种调查结果，2002年邮件及文件管理公司必能宝（Pitney Bowes）决定降低糖尿病和哮喘药物的个人自付金。布伦南说，“结果在两年内选择住院治疗的患者数目显著下降。”

展望未来，无论是医疗行业的整体经济模式，还是各家制药厂商，都将经历变革。推动变革的既是成本驱动，也是技术进步使然。

制药公司对是否能负担大批销售人员表示怀疑。布伦南指出，“销售模式承受的压力与日俱增。但这就好比核裁军：各方都不愿迈出第一步。”个人销售模式仍会保留，但“六七个人同区销售”的日子将不复存在。据他猜测，制药行业将回复到他本人25年前刚从事销售时的光景——那时通常每个地区只有一名销售人员。

此外，由于基因科学的进步，疾病可以更早地确诊和治疗，所以制药公司向消费者传达的信息也将有所改变。布伦南说，“我们可以诊视患者，然后告诉他，‘你患了某种疾病，全部治疗费用将是25万美元，但可以让你没有性命之虞，且到了50岁也不受心脏病的困扰。这样的信息将在业内创造新的价值取向。”

    他还补充道，“我相信医疗行业的发展即将步入另一个激动人心的新时代。但要实现这个目标，必须确保尽可能公平地分配医疗系统的成本和利益，同时使风险与奖励相匹配来激励探索先进技术的进取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