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布扎比（Abu Dhabi）政府在07年11月下旬宣佈，該國政府花費75億美元購得了花旗集團4.9%的股份。公眾的反應是這家公司終於在次貸危機的按揭困局中找到了一根救命稻草。
12月上旬，出於大致相同的原因，瑞士聯合銀行（UBS）將其10.8%的股份出售給新加坡政府和一家神秘的中東投資公司，總價值達到115億美元。這回公眾的反應仍與上次相同。
但是外國所有制——或更確切地說，外國政府所有制——真是件好事嗎？許多專家認為這陣欣欣向榮的趨勢需要更待時日，以觀其效，尤其值得注意的是這些基金是否有從純粹的投資管道轉而成為向“目標”國家施壓工具的跡象。沃頓金融學教授弗蘭克林艾倫（Franklin Allen）認為：“對政治壓力的考慮是合理的擔憂，不過至今我們還沒觀察到任何端倪。”
沃頓金融學教授理查馬斯頓（Richard Marston）認為，外國政府所有制本身沒有任何問題，但是外國政府所有制與外國企業所有制又有所區別。馬斯頓說道：“很顯然，某些產業被某些國家擁有時，我們會對此產生憂慮。”他同時舉了航空和軍工合同兩例。“你一定會考慮到，這些購買者其實就是政府，因此不得不質疑他們的動機。”
今年，通過一種名為主權財富基金（sovereign wealth funds）的投資工具，各國政府已將數以百萬計的資金投入到西方金融公司，從券商貝爾斯登和投行巴克萊到對滙豐銀行和黑石集團的控股，由於次貸風波，投資者們都能以相對低廉的價格進行投資。而兩個中東政府基金甚至擁有了倫敦證交所三分之一的股份。
其中，06年阿聯酋的一家政府所有制公司試圖買下經營美國若干個港口的公司，這一計畫遭到了最為激烈的抗議。大部分的不滿是因為一個中東國家竟然能夠控制恐怖分子可能的入境點的權利。“與法國不同，一談到中國或者阿拉伯國家，人們就變得情緒化。”馬斯頓說道。
安全之外的隱憂
政客和經濟學家們仍然對主權財富基金不斷增長的實力感到擔心和憂慮，其中大部分基金來自中東和亞洲。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估計，主權基金控制了大約3萬億美元的資產，從1990年的5億美元開始連年遞增，並有望在2012年達到10萬億美元。
儘管跨國投資早已不是什麼新鮮事物，但主權基金仍引起了人們的特別關注，因為投資決策是由政府而非個人和公司作出的。除此之外，與中央銀行傾向於將儲備投資於美國國庫券之類的資產項目不同，主權基金通常投資於企業公司。今年，此類投資最大的目標國就是美國。
全球最大的20個主權財富基金每個規模均超過100億美元，估計它們控制了超過2萬億美元的資產，使得對沖基金擁有的1兆5千億美元相形見拙，而後者由於其市場影響力而更能受到法規約制。與對沖基金一樣，大多數主權基金也是保密的。它們沒有資產列表，也沒有義務就其投資政策出具報告。
阿布扎比投資當局成立於1976年，是世界最大的主權基金，擁有資產約達5000至8750億美元。這一廣為引用的分析結果是去年八月美國華盛頓經濟智庫彼得森經濟研究所的資深研究員埃德文楚門（Edwin M. Truman）得出的。第二大基金是由新加坡政府投資集團掌握的1000至3300億美元，該基金成立於1981年。新加坡還擁有一家擁有1080億美元資金的投資集團淡馬錫控股，始自1974年。十二月上旬，淡馬錫宣佈將向一個由美國高盛集團設立的私募基金提供10億美元用於在中國的投資。
挪威的政府養老基金擁有3080億美元的資金。科威特兩個基金總額高達2130億美元。俄羅斯擁有一個1220億美元的基金，而中國也擁有一個660億美元的基金。其他的一些大規模基金分別由卡塔爾、阿爾及利亞、澳大利亞、汶萊、韓國、馬來西亞、哈薩克斯坦、委內瑞拉、加拿大、伊朗和新西蘭擁有。
儘管這些基金大都是由擁有巨大貿易順差的主權國家建立的，但美國卻有一個特例：由州政府管理的阿拉斯加永久基金，成立於1976年，用於石油利潤的再投資。
歷史最長的基金是科威特的通用儲備基金，早在1960年就成立了。這些基金由於國際油價的飆升而日漸龐大，正受到越來越多的關注。楚門教授說，如果控制這些基金的國家更多地將其外匯儲備金注入這些基金，它們的規模將更大。比如，中國擁有660億美元的主權基金，但其外匯儲備金高達1.2萬億美元，大部分投資於美國的國債。據艾倫說，中國正有意更多地注資主權基金，因其害怕更多的購買國債將導致國債市場的不穩定。“如果它們把所有的錢都投入國債，這將產生價格效應。”艾倫說道。
權宜之計——石油收益再投資
多數規模不斷擴大的主權基金都要感謝不斷上漲的油價。馬斯頓教授注意到，事實上，最大的基金都屬於石油出產國並非巧合，這些國家正使用基金這一手段對石油收益進行再投資。當石油資源枯竭後，它們因此又會有新的收入來源。同時他補充道，挪威的基金被認為是運作的典範，當初成立該基金的目的就在於對北海石油收益的進行再投資。“他們是這樣表述設立基金的本意的，“是的，我們想將部分財富存起來而不是立即將它們散盡，這樣我們能為挪威人準備上一筆年金，以彌補石油資源耗盡的事實。””
沃頓商學院的金融學教授理查·赫林（Richard J. Herring）說，建立外匯儲備的國家大多將其資金用於投資美國國庫券之類的流動性資產。一旦外匯儲備規模達到足以滿足任何類似貨幣干預之類的短期需求時，各國政府便開始認為自己有能力對其資金進行長期投資，以取得更好的回報率。“資金流動的需求得到滿足後，你就要開始考慮做長期投資。這是很自然的事情。”
赫林還說，主權基金由於總是進行長線投資，因此它們起了穩定世界金融市場的作用。但由於前20個主權基金的規模十分巨大，它們在一小群人的控制下產生了強大的集聚經濟效應，而這些人大多來自於獨裁國家。而資金規模相對較小的對沖基金卻是由許多的決策者共同操縱的。
美國前財政部長，哈佛大學校長勞倫斯薩默斯（Lawrence Summers）在《金融時報》撰文時指出，政府持股人也許不會總像普通持股人那樣只追逐利益。他在文中寫道：“資本主義制度的遊戲規則是股東迫使公司採取行動以達到其股份利益的最大化。而這一規律能否隨著時間的推移成為政府股東的唯一動機還很難斷言。各國政府都希望自己的國有公司有力地參與競爭，或是榨取技術或是施加影響。”
他同時說道，目標政府，或是“東道主”國家此時將會處境尷尬。“試想有這麼一天，某國加入了某一“志願聯盟”並要求美國總統支持一項針對由其投資的一家公司的減稅政策？抑或是決定是否要幫助一家負債累累的公司走出困境時，該公司的大部分債務正由同盟國的中央銀行所持有呢？”
迄今為止，還未出現過一起將基金權利用作施加政治壓力或其他非投資目的的案件。僅有的幾起事件也都無傷大雅，例如：2006年6月，挪威基金出售了其在沃爾瑪公司價值4千萬美元的股份，以譴責該公司對待其員工的做法。
但是，將基金的金融影響力用以達成金融以外目標的誘惑仍無處不在，赫林說道。他回憶起上世紀八十年代，許多美國大學和老年基金將其資金注入南非企業的情況。“出於經濟以外的因素，許多影響力較大的控股方重新分配了他們的資產組合。政府基金總是具有部分政治色彩，這就是事物的本質。”
西方企業的內部觀察
根據赫林教授的觀點，主權基金對於金融服務業公司的投資不僅是為了取得更好的投資回報，他們更希望學到這些西方公司的運作模式。除了近期的幾樁交易外，中國政府在07年初花費30億美金購買了黑石集團9.3%的股份。黑石是總部設在紐約的一家私人股本公司。“我的推斷是，這些（投資）與你看到的來自挪威的被動資產投資有本質的區別。”
他補充道，即便如此，人們也不必因此而拉響警報，如果真正發現任何問題，美國政府還是可以及時介入的。“如果我們確實感到情況不妙，比如，擔心農業加工業的戰略重要性受到了威脅時，遊戲規則仍可以改變。”美國的法律是鼓勵投資的，只要這些投資不對我們的國家安全產生威脅。”
許多觀察家認為，今日最大的威脅並非來自於各國的政治把戲，而是主權基金對於金融市場產生的影響。世界貨幣基金組織的出版物《金融與發展》秋季刊中，IMF的研究主任西蒙·詹森（Simon Johnson）在一篇文中寫道：“非常不幸的是，對於主權基金，我們知之甚少。它們中的極少數基金才發佈其資產、負債或投資策略資訊。”
他說，如果這些基金的重點在於收購和持有戰略，正如大多數人認為的那樣，那麼他們能夠起到穩定市場的積極作用。但同時，他也列舉了一些坊間的說法，證實了主權基金正在投資其他的一些基金，比如對沖基金。通過借貸的方法擴大了他們的影響。杠杆作用使用不當時，也會破壞市場的穩定。
文中提到，當今全球的可交易證券總價值為165萬億美元，因此主權基金的3萬億美元資金並不值得引起巨大的擔憂。但如果這個數字上升到10萬億，而且許多基金確實使用了杠杆的話，這些主權基金就值得人們密切關注了。
彼得森研究所的楚門教授正積極呼籲，希望主權基金能夠“多些透明度和可信度”。至少，他說道，這些基金應該發佈年度報告，羅列其投資策略和持股內容。今年秋季，美國財政部就要求IMF和世行聯手為主權基金制定了一份“最佳操作”（best practices）指南。
最後，艾倫、赫林和馬斯特三位教授一致認為，更高的透明度是件值得宣導的好事。但是赫林也注意到這樣的要求可能實行起來並非易事：“事實上決定投資策略的人並未參與制定操作指南，因此我們很難讓人遵守這些所謂的“自願”性指導意見。”
Join The Discussion
No Comments So Fa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