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中國的銀行系統接到了“鳴槍警告”——惠譽國際信用評級有限公司（Fitch）將這個國家“長期本幣發行人違約”（issuer default rating，簡稱IDR）的前景從“穩定”下調為“負面”。雖然AA的評級結果只比以前降低了一個級別意味著人民幣債券依然處於投資級別，但是，來自該評級機構的這條不祥資訊表明，經歷了狂亂的借貸之後，中國的銀行已經深陷壞賬的泥沼，如果在接下來的幾年裡，它們的資產負債表在任何時候出現惡化，可能都需要政府的救助。惠譽國際稱，出現這種結果的可能性有60%。“有這樣一種可能：如果這個部門陷入困境，市場是無法消化這些風險的。”香港的惠譽國際聯席董事何永燊（Vincent Ho）談到。“我們不排除中國最後為這一龐大的系統提供主權信用支援的可能性。”
雖然惠譽國際的報告已經推出了幾個星期，不過，陰雲依然在不斷聚集。舉例來說，在微觀經濟狀況方面，5月，通貨膨脹率高漲至三年來的最高點——5.5%，儘管中國在不斷加息，同時也在不斷強化銀行貸款的數量限制，不過，人們認為，這些陰雲不會在短期內消散。
此外，惠譽國際並不是為中國的銀行敲響警鐘的唯一一家評級機構。穆迪投資者服務公司（Moody’s Investors Service）在6月初發佈的有關中國銀行業的報告中也指出，這個部門的不穩定狀態比他們以前的判斷更甚。今年年初，穆迪公司就曾告誡說，中國銀行的“不良貸款”（non-performing loans，簡稱NPLs）規模，遠遠高於中國官方報告的只占全部貸款1%的水準。從很大程度上來說，造成這些不良貸款的原因在於地方政府的數萬億人民幣貸款，穆迪公司稱，在銀行的資產負債表上，不良貸款占全部貸款的比例增加到了8%到12%的水準，不妨與評級機構認為不良貸款率5%到8%的“基本狀態”（base case），以及不良貸款率10%到18% 的“緊張狀態”（stress case）比較一下。無論不良貸款的百分比到底是多少，它們都是頗為龐大的數字。
數量，而不是品質
就資產規模而言，中國大陸的銀行系統位居美國之後，是全球最大的系統之一。《銀行家》（The Banker）雜誌稱，在全球12家資本充足率最高的銀行中，中國的銀行就佔有三個席位：中國工商銀行（資本充足率位列第6）、中國建設銀行（第8）和中國銀行（第9）。中國銀行業監督管理委員會2010年的年度報告顯示，這些銀行與中國農業銀行和中國交通銀行一起，在中國的所有貸款中佔有半壁江山，其他國有金融機構則占另一半貸款的大部分。
助長銀行部門貸款增長（同時削弱其一級資本充足率）的因素主要是房地產行業。惠譽國際估計，在迅速擴張的銀行貸款中——去年的銀行貸款相當於國內生產總值的140%，2008年的銀行貸款則相當於當年國內生產總值的111%——有很大一部分往往通過地方政府融資平臺（local government financing vehicles，簡稱LGFV）流入了房地產市場。
穆迪公司估計，在地方政府未償還的10.7萬億債務中，至少有高達8.5萬億元（1.3萬億美元）是通過銀行融資的。地方政府未償還債務是緊隨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機推出的14萬億刺激計畫的重要部分（這些債務的規模，超過了中國官方對地方政府債務完成首次審計之後在最近公佈的數字）。這些貸款的很大部分將在接下來的幾年中到期。儘管地方政府融資平臺得到了國家的明確支持，不過，因為這些融資平臺與銀行具有互連關係，所以，它們並非沒有風險。
芝加哥西北大學（Northwestern University）的政治學教授史宗翰（Victor Shih）表示，地方政府融資平臺在不動產項目的債券發行中發展迅猛，其中的“風險最終將會回到銀行系統。” 因為在境內債券市場中，國內金融機構是僅有的大規模參與者，所以，它們持有的地方政府融資平臺債券對不動產市場的衰退極為敏感。“這些債券被完全捆綁到了房地產和土地的價值上。”史宗翰談到。“沒有地價的持續上漲，地方政府就無法募集到用於償付債券持有人的資金。”
設在新加坡的經紀機構里昂證券亞洲（CLSA）的董事總經理弗雷澤·豪伊（Fraser Howie）預測說，銀行危機將會在經濟生活中產生骨牌效應。“如果你要解決銀行系統和信用體系的資金配置失當問題，那麼，這些措施就會對銀行的收益率和生存能力產生巨大的衝擊作用。”此外，他還指出，這個國家的無數國有企業——在包括便宜的銀行貸款在內的諸多補貼措施的支援下，它們得到了興旺的發展——也會因此而受到重創。如果真的發生了重大的銀行危機，那麼，“你就會看到，資金將會設法撤出中國。那麼，政府怎麼才能保持該系統的穩定性呢？他們需要處理大量的問題，因為局面極為複雜，所以結果難以預測。”
另外，中國修正這一部門問題的機會很少，惠譽國際認為。在去年6月發佈的一篇報告中，“我的同事認為，中國的銀行系統在接下來的2到3年中陷入困境的可能性有60%。”惠譽國際的何永燊談到。“就主權信用評級而言，自我們將長期本幣發行人違約的前景由穩定下調為負面以後，我們還有為期12到18個月觀察局勢變化的時期……在此期間，我們可能會進一步調整評級。”
何永燊認為，地方政府融資平臺以及與不動產相關的貸款是人們的主要關切所在。該機構估計，如果不良貸款的比率升高到15%到30%的區間，那麼，這個系統就需要數額相當於國內生產總值10%到30%的資金的支持。5月，中國央行稱，截止到5月，銀行業的不良貸款比率為1.1%，不過，私營部門則估計，這一比率要高得多。比如說，瑞士信貸（Credit Suisse）就估計，這一比率在6月的水準處於25%左右。
這個問題還會被銀行部門很難估算的“表外負債”（off-balance sheet liabilities）進一步放大。何永燊談到，惠譽國際認為，表外負債的規模可能高達10萬億元。
很多這類負債是以“委託貸款”（entrusted loans）的形式存在的（委託貸款為金融機構的表外業務，是指由政府部門、企事業單位及個人等委託人提供資金，由商業銀行（即受託人）根據委託人確定的貸款物件、用途、金額、期限、利率等代為發放、監督使用並協助收回的貸款。——譯者注），在這種貸款中，銀行是一個公司客戶向另一個公司客戶提供貸款的中間商。彭博社（Bloomberg）在6月的一篇報導中指出，今年第一季度，中國的銀行促成了3，200億元的這類貸款，這些貸款都沒有記錄在銀行的資產負債表中，央行的資料顯示，其數量增長了110%。儘管銀行在這類貸款中沒有直接的信用風險，不過，一旦最終借款人觸發了違約連鎖反應，銀行系統依然很容易遭受衝擊。
力度太小，為時已晚？
中國的監管機構意識到了銀行發放的過量房地產貸款的危險，並推出了更嚴格的限制性措施，同時要求金融機構優化其資產負債表。在過去18個月的時間裡，央行16次提高了銀行的存款準備金率（目前的存款準備金占其存款額的21.5%），並且在今年三次提高了利率。7月6日最近一次加息之後，一年期貸款的基準利率現已達到6.56%，一年期存款基準利率為3.5%。
此外，中國還推動其金融機構從市場中募集資金。官方報紙《證券日報》稱，今年，中國大陸的銀行將募集1，300億元的資金。目前，這項工作進展順利。中國民生銀行宣佈將在上海市場發行大約200億元的可轉換債券，同時，將在香港上市的“H”股總股數增加大約40%；交通銀行和中國銀行擬在香港分別發行200億元的人民幣債券；中信銀行將通過配股在香港和上海募集260億元的資金。
與此同時，國家最近出臺的調控措施——包括貨幣緊縮政策以及終止某些基礎設施專案的舉措——已開始啟動，以防範銀行系統的崩潰。儘管史宗翰對這些舉措表示贊許，不過他也談到，其中的有些措施應該更早而且更積極地實施。“出於政治理由，調控措施還沒有完成。所以，投資規模一直在不斷增大，泡沫也在變得越來越大。”政府官員“試圖完成一次非常、非常柔軟的‘軟著陸’”。但是，因為這樣的著陸太過“柔軟”，實際上，已經完全不是“著陸”了。泡沫還在不斷膨脹，只是膨脹的速度已經減緩了。固定資產投資也不再以40%而是以25%的年增長率增長。
這並不意味著現在實施的舉措不會產生影響，也不意味著不會很快爆發危機。無論從何種角度而言，一場危機都不一定是壞事。“中國正在實施的諸多舉措確實可以‘增加價值’，但是，一場危機則能擠去很多泡沫。”豪伊談到。“中國泡沫的破裂，能讓人們更冷靜也更現實地重新評價中國，從長期來看，這是一個更好的結果。”
沒有輕鬆的出路
就避開危機而言，中國有幾個有利因素，其中就包括異常強大的外匯儲備。惠譽國際4月份的報告指出，“這個國家的資產負債表，為其應對金融系統出現的問題提供了強大的資源。”截止到2010年年末，中國持有的外國淨資產規模相當於國內生產總值的50%，其比例僅次於臺灣，位居全球第二，臺灣持有的外國淨資產規模相當於國內生產總值的92%。
但是，依靠外匯儲備來防範國內銀行系統的危機同樣也充滿風險，特別是因為美元在中國的外匯儲備中佔有很大的比例。今年春季，基於美國不斷增長的債務規模，信用評級機構標準普爾公司（Standard & Poor’s，簡稱S&P）對美國發出了一連串警告，截止到6月底，美國的債務達到了14.46萬億美元，相當於國內生產總值的98%。標準普爾公司稱，在未來1到3年內，還可能下調美國主權債務的信用評級。6月，隨著圍繞提高美國債務上限的爭論的展開，穆迪公司和惠譽國際也加入了標準普爾的陣營。（如果8月2日之前華盛頓的政治家沒有就提高政府14.29萬億美元的舉債上限達成一致，那麼，美國就將面臨著債務違約的結局。）
的確，下調美國主權債務的信用評級會讓中國更難以解決其金融問題。中國儲備美元的任何大規模拋售行為，都會引發國際資金從美國的國債撤出的後果，從而，會將中國推向更為艱難的境地。因為中國無法將如此之多的資金投資到其他地方。
確保中國不會“陷落”符合其他國家的利益。尤其對美國而言，不太可能找到另一個債務持有人，也不太可能找到另一個債券買主。“我們可以認為美國‘大到不能倒’——可是，同樣的表述並不適合中國。中國的問題更加複雜，它的金融系統必須切實進行徹底的改組。”豪伊談到。“當然，人們會為幫助中國付出巨大的努力，但是，誰知道（如果中國‘淪陷’）會產生什麼樣的結果和附帶後果呢？”
儘管經濟風險起源於中國不穩定的金融系統，美國的國債規模巨大，而且兩者相互交纏，不過，這種狀況也為人們提供了一個樂觀的理由。雖然中國可能擔心，現在購買美國國債並不像以前想像得那麼安全，同時，美國的政治家也對這個國家被中國“所有”牢騷滿腹，但雙方都承負不起讓對方崩潰的後果。
美國政府和中國政府“必須達成合作，否則，它們將會雙輸。”惠譽國際的何永燊談到。“他們把兩國之間的關係處理得比以前更好了，而且這兩個超級大國很清楚它們正在‘玩什麼類型遊戲’。所以，它們有望在中期內使問題得以解決，而全球性金融危機爆發幾年以來的證據也表明，它們一直合作得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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