剛剛邁入2016年的中國就爆出大動靜。遺憾的是，這聲巨響並非來自傳統新年的慶祝鞭炮。經濟資料顯示，中國國內製造業連續第十個月增長緩慢。而中國股市新年開盤就進入了向下的螺旋。1月4日和緊接著的1月7日，股市跌幅兩次觸發新近才剛剛確立的熔斷閾值，導致兩日關閉交易。1月4日，上證綜指跌6.9%，引發全球範圍內的股市暴跌，令全球股市遭遇低迷開場。1月7日，股市開盤僅僅29分鐘後，滬深300指數跌幅就再次超過7%。
沃頓商學院管理學榮譽教授馬歇爾·梅耶爾(Marshall Meyer)指出，除了國內經濟令人心驚肉跳，“中東地區長期持續的低程度衝突”也讓中國難以安心。“中國能源資源受到干擾對他們而言是真正的難題，這才是巨人的阿喀琉斯之踵。”
令人瞠目的開局，讓中國在2016年的經濟前景變得或許沒有那麼難以預測。各方都認為經濟發展將繼續放緩：中國中央政府很可能會宣佈新一年的官方GDP目標設定在6.5%左右，低於2015年的7.5%。根據專家判斷，去年GDP增幅或許為6.8%。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對2016年的預測則為6.3%。
儘管整體發展軌跡不盡如人意，但在其他很多方面，中國2016年的經濟前景仍然是完全不可預測的：甚至比近幾年我們所能記住的任何時間點都更加難以預測。來自沃頓及其他機構的專家表示，“不確定性是2016年所有投資者、開發商或任何在中國從事經營的人都會提到的關鍵字。”沃頓商學院管理學教授趙明遠（Minyuan Zhao，音譯）這樣說。“當然，放緩將是主旋律。畢竟經過30年的快速增長，沒有人會對此感到驚訝。特別是考慮到中國 (向老齡化人口發展)的人口變遷和2008年金融危機以來的過度投資。”
“X”變數
這其中的變數“X”就是對政府政策的展望。趙教授說道：“我們會看到政策走向趨於明朗，整體經營環境也會越來越清晰。投資者盼望多時的改革舉步維艱，尚沒有真正落到實處。包括國有企業改革和金融市場改革能否真正實現。如果是，將走向何處。對於中國經濟在2016年的走勢，市場還沒有達成一致意見……包括政策層面、管理者和投資者對未來經營的藍圖。”
中國過去三十年的高速增長是以製造業、投資和出口神話為基礎的。如今已轉向增長放緩階段，以國內消費、私營企業、創新與服務為新的依託。明確把握新的發展規則有助於更加順暢地完成轉型。專家認為，“從管理者視角出發，最主要的問題是行業政策，怎樣做可以，怎樣做不行，誰能進入，誰不能。”趙教授解釋道。“對絕大多數管理者來說，能夠看到清晰的界線更好。比如在金融界，很多IPO被延期，再提出後又被延期。有明確說法是好的，這樣才能看到未來三到五年的前景，知道自己的工作方向。明確和肯定有助於管理者和投資者制定長期計畫。”
不過目前尚不清楚，政府會在多大程度上、以怎樣的節奏推行官方所承諾的改革，幫助中國經濟完成從國家指導體系向市場推動體系的轉變。如果過渡太快，有可能導致盈利能力欠缺的國有背景企業和泡沫行業企業倒閉，造成大規模失業和社會不穩定。
中國無序而急速的經濟放緩也可能將世界其他經濟體拖入向下的螺旋。“相對于從製造業向服務業的結構性轉變，更重要的是保持一定程度的增長水準，以維持勞動力市場的合理緊密性，”彼得·博特利耶(Pieter Bottelier)教授這樣指出。他是美國華盛頓特區約翰·霍普金斯大學高級國際研究學院(SAIS)從事中國問題研究的兼職教授。
大衛·多勒教授是華盛頓特區布魯金斯學會參與“外國政策與全球經濟與發展專案”的高級研究員。他認為，目前來說中國官員“拿捏得還算到位，做得比較不錯。但是，一旦工業發展減速的情況愈演愈烈，並累及其他行業，那麼就可能造成麻煩。全球市場的擔憂在於更加嚴重的放緩。這不僅對中國不利，對全球經濟也不利。”
沃頓商學院市場行銷學教授、賓大沃頓中國中心執行主任張忠(Z. John Zhang)也說：“說到底，我們無法確定中國面臨的經濟挑戰和政府解決挑戰的決心最後會有怎樣的結果。”
市場一瞥
實際上，允許市場力量的進一步擺動意味著中國經濟的掌舵者可能會失去一部分對局面的掌控力。而一直以來，他們在實現中國經濟有序軟著陸方面做得還算基本到位。從2015年夏季就可見一斑：2014年年末開始，中國政府逐步向外國投資者開放主要的中國股票市場，並鼓勵國內投資者進入。中國股市在2015年6月13日達到最高點，市值在過去12個月中翻了一倍多。但隨後的6月12日到7月2日之間，上證綜指下跌28%；深證綜指則縮水三分之一。
儘管央行隨即下調利率，政府也採取了多種多樣的救市措施，包括暫緩IPO、要求券商和保險公司加大入市資金投入，證監會等部門啟動市場操縱調查等，但市場波動仍然不見停止。8月24日，上證綜指遭遇近十年以來的最大單日跌幅，市值相對於6月中旬的高點重跌約40%。
而就在8月11日，出乎全球股市意料的人民幣貶值則令這一情況雪上加霜。當天，中國央行將人民幣匯率中間價下調1.9%，是自1994年以來的最大單日下調幅度。貶值立即引發全球股市動盪，投資者將此舉解讀為新一輪全球貨幣戰爭爆發。路透社報導，1月7日，中國央行再次令市場措手不及，將銀行間外匯市場人民幣匯率中間價定為1美元對人民幣6.5646元，是2011年3月以來的最低點。
現實一點說，貶值是為了讓市場在匯率確定的問題上擁有更大話語權，以促使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接納人民幣作為特別提款權(SDR)一籃子貨幣。實際上，IMF已經於12月將人民幣納入SDR貨幣籃子。這是中國長期以來都想實現的目標。中國央行也採用了新的人民幣匯率制度，不再緊盯美元，而是與更多貨幣掛鉤。
中國雄心勃勃實現金融自由令我們意識到：政府管理者不能再想當然地認為自己可以控制市場的反應。博特利耶說道：“(8月11日)關於匯率的決定令市場對中國官方把控經濟的能力陡然擔心起來，因為在6月和7月的股市中政府表現得很糟糕。”匹茲堡PNC Financial副總裁、國際經濟學家威廉·亞當斯(William Adams) 說：“隨著中國大力實現金融系統的自由化，並向國際資本流敞開大門，這些舉動本來就有可能成為新的波動來源，給中國經濟帶來不確定性。另一方面，資本的自由流動意味著中國金融動盪可能會引發持續一段時間的全球金融動盪。”
亞當斯預計2016年人民幣仍會繼續貶值。2014年年中以來，絕大多數貨幣兌美元貶值超過20%，而人民幣的貶值幅度還不到5%。他指出：“市場力量都期待人民幣走弱。”他還補充說，特別是鑒於中國經濟正在放緩，人民幣對日元、歐元和其它非美元貨幣仍然相對強勢。人民幣貶值有利於中國出口，並能夠拉動生產者價格長期走低。
2016年是危機之年嗎？
儘管中國經濟轉型面臨的壓力多多，但多數專家認為無論是金融市場還是實體經濟在2016年爆發危機的可能性都比較低。“我們談論潛在危機的時間已經有很多年了，”亞當斯說道。“但這些危機根本沒有發生，包括房地產市場崩潰、工業產能過剩、公司債及地方政府債務危機等等。儘管我們不能全盤否定危機的存在，但目前很難說2016年和2015年會有多大不同。”
房地產是值得密切關注的一個行業，這是決定GDP跌幅的關鍵。博特利耶說：“2008年到2010年的刺激政策下，中國很多城市都出現了房地產供應倒掛，發放了過多的房地產開發信貸。自那之後，大量開發商大幅削減新項目開工投資，對原材料、門窗生產廠家以及傢俱等相關企業產生抑制。不過，房地產行業供需正常化應該在未來12到18個月之間到來。”
與之類似，製造業產能過剩的老大難問題會逐步得到緩解。不過博特利耶說：“目前還是一個正常的市場，沒有達到企業破產的程度。絕大多數破產都得以避免，特別是在地方層面，這是因為貸款展期的存在。信貸展期不好，會成為新的不良貸款來源，長期難以解決。但這樣做至少不像公司倒閉或裁員那麼糟糕。”沃頓的趙教授也認同這種觀點，指出：“這是一顆定時炸彈，但難道有人想要承受街頭抗議的結果嗎？如果政策制定者一再回避問題，結果和美國是一樣的。”
向好消息
儘管中國的製造業和房地產行業正在經歷痛苦的結構重組，但“好消息是服務業和消費水準增長喜人，勞動力市場相對緊俏，工資和家庭收入不斷增加。”布魯金斯學會的多勒教授說道。“收入和消費這兩個大頭發展態勢很好。雖然工業部門有麻煩，但這並不值得大驚小怪。2016年的一個風險是，工業面臨的問題可能會更加嚴重，導致企業關門，員工下崗，並對工資和消費增長產生負面影響。但如果消費和服務業水準保持目前的健康發展態勢，那麼對中國而言增長前景還是比較好的。”
沃頓的趙教授也這樣認為：“中國仍有巨大能量沒有爆發出來。消費者市場和服務業都會越來越興旺，大家都在議論由‘中國製造’向‘為中國製造’轉變，以利用這裡巨大的市場。儘管部分行業受到產能過剩的困擾，但是在醫療、教育等很多行業還有大量缺口。方向一旦明確，中國就會有大量資源和能量集中過來。”
來自PNC的亞當斯指出，中國在去年11月的零售額增幅為全年之最。線上零售業巨頭阿裡巴巴公佈11月11日當天的銷售額同比增加60%。這一天是“雙十一”，中國網路零售行業最盛大的活動之一。“消費部門可自由支配開支應該不是大問題，”他說。“很多跡象顯示，中國經濟正在向消費者驅動轉型。遲早有一天會影響收入增加。”實際上，根據中國國家統計局的數位，2015年前三季度經過通脹調整後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同比增加7.7%。
SAIS的博特利耶同樣認為：“儘管遭遇嚴重的經濟下滑，但勞動力市場絕大部分工種的工資都在繼續增加，無論是非技術型還是半技術型。”這對消費支出和中產階級的湧現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形成當前局面的原因部分是因為製造業向服務業的轉型支持了進一步就業；同時，雖然需求不減，但農民工供應卻有所放緩。此外，中國國內的增值高端製造業發展強勁，也支撐了比較高的工資。
雖然存在中國經濟前景不確定、美國提高利率的大環境，但很多富有的中國人及其子女仍然喜歡到海外花錢。沃頓的趙教授說：“目前，不確定因素推動人才和資金流向安全港。”但她也補充道：“這種趨勢並不一定能夠持續下去。也許中國會實行明確的投資和改革政策。我知道很多人將自己的錢放在海外，購買紐約和加州的房地產，並將孩子送到美國讀大學。然而他們並沒有將其視為最佳投資，因為他們更知道如何在中國投資。”
實際上，博特利耶說：“經濟重新達到平衡是一個重大課題，。需要很多年才會逐漸看到成效。這是一個艱苦卓絕的長期過程，短期內必然會被很多人誤解和誤讀。如果中國能夠撐過接下來的12到18個月，確保勞動力市場和房地產行業不發生重大問題，那麼重新平衡的好處才會越來越為人們所看見。”
歸根結底，沃頓的張教授說：“你不能只盯著GDP。它能夠說明一些問題，但並不是所有問題。GDP可以是不良的，無效的，但也可以是好的。”可以預見的是，如果中國政策制定者和中國國民可以為消費者推動型增長奠定良好的基礎，GDP一定能夠反映好的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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