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個世界從來都不缺少危機。無論是極端伊斯蘭組織伊斯蘭國（ISIS）入侵了另一個城市，還是加沙地帶的衝突再一次升級，地球會成為很危險的地方。在新興市場投資，尤其是在混亂時期，可不是膽小的人能幹的事情。但對富有超前思維的投資機構來說，睜大眼睛——同時敞開錢包——走進新興市場，卻可能獲得豐厚的投資回報。
當然，私有資本早就看到了新興市場中這種風險與投資回報之間的關係。但阿布拉吉集團（The Abraaj Group）最近在紐約舉辦的“美國全球成長型市場論壇”（U.S. Global Growth Markets Forum）出現的新思路認為，這些市場正在經歷一場那些希望獲得長期豐厚回報的投資者無法視而不見的結構性轉變。
“新興市場正在發生的情況，以及大部分新興市場的增長，是個結構性問題，也是個轉型問題，而且並不是個一次性事件。”在本次論壇中發表演講的一位世界銀行（World Bank）前官員談到。“它們會從根本上顯著改變世界經濟全球化的格局，而且具有重要意義。”
他認為，在未來很長一段時間內，新興市場都會是世界經濟增長的引擎，這一稱號以前屬於發達國家。這些新興市場的增長速度已經超過了發達經濟體：120個被歸為新興市場的國家，年度GDP增長速度一直是（發達經濟體的）2到3倍。
此外，機會也並不僅限於讓人耳熟能詳的巴西、俄羅斯、印度、中國和南非這些“金磚國家”（BRICS），拉丁美洲的大部分國家、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區和東南亞同樣機會多多。“只關心對金磚國家的討論會讓你錯失良機。”那位官員談到。
然而，過時的假設仍然讓想在其他市場深入挺進的投資者感到恐懼。舉例來說，因為最近20年來，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區很多國家進行了來之不易的改革，所以，非洲比大多數地區都更好地抵禦了最近這場全球性金融危機的衝擊——從表面來看，這一結果似乎有違直覺。
雖然來自發達國家的投資者在是否進入的問題上還在躊躇，但中國和印度——它們本身也是新興市場國家——則在銳意進取。的確，它們的行為證明了新興市場最近正在發生一場結構性轉變：這些經濟體之間的貿易和投資正在爆炸性增長。資本從發達國家流向新興市場的舊有格局正在蛻變。
我們來看看以下資料：15年前，新興市場國家之間的貿易活動和投資活動只占全球貿易和投資總額的3%。今天，這一比例已經高達25%。確實，來自新興市場的外國投資，有三分之一都流入了其他新興市場。
論壇一位元主題發言人談到，如果美國的企業不更快行動起來，那麼，它們就把先發優勢拱手讓給了中國和印度等國家。不過，這也正是私募基金介入其中，成為有效利用新興市場機會的先行者的良機。
隨著新興市場中產階級或者說消費階層的崛起，那裡的機會已昭然若揭。論壇的另一位發言人談到，舉例來說，在最近30年裡，3億中國人已經進入了這一階層。他還接著談到，專注於中產階級不斷增長的地區，是個正確的長期戰略。隨著財富的增長讓他們更有鑒別力，消費者也變得更精明了。“購買決策精明程度的發展速度，比我們想像得快得多。”那位世界銀行前官員談到。
另外，某些創新也源自新興市場，之後才流入了發達國家——顛覆了技術由發達經濟體創造，之後流向中等發達國家，很久以後才流向新興市場的傳統週期。現在，很多創新首先由新興市場推出——因為那些國家傳承的基礎設施通常不足，所以這些創新在那些國家很有必要——之後流向西方國家。舉例來說，在蘋果（Apple）和穀歌（Google）引入美國之前很久，肯雅就發明了移動支付（mobile money）。這也是正在發生的結構性轉變可為私有資本創造大量機會的表徵之一。
不過該論壇的一位發言人告誡說，投資者應該採用恰當的策略進入這些市場。一個來自中國的經驗是，他們通過跨部門的投資與對方建立親善關係並獲得影響力。舉例來說，一家中國銀行可能會給一個非洲國家提供貸款，之後，在那個國家建設學校、鐵路和港口。美國的企業和私有資本往往不會考慮這種方式。
在噪音中發現有用的資訊
當一場危機衝擊某個新興市場時，資本往往會出逃。但一位元資深記者在論壇中談到，這種思維是不成熟的。“在這些市場，人們對地緣政治的恐懼和歇斯底里式的反應比對實際情況的反應要強烈得多。”他談到。“媒體行業很願意披露這些危機，公眾也很容易受到驚嚇。”結果怎麼樣呢？“事實上，局勢的變化並沒有人們預期得那麼大。”他談到。
論壇的另一位發言人談到，所以，（判斷形勢）需要超越報紙的頭條報導。應該重新檢視最初吸引投資的那些投資題材，比如快速增長的人口不斷增長的消費需求等。如果這些沒有改變，就應該留在原地不動。“投資者在新聞報導中應該關注影響基礎趨勢的正確的事情。”一位發言人談到。
舉例來說，一家私募基金的合夥人談到，即便在“阿拉伯之春”（Arab Spring）之後，他們機構也一直堅持在埃及的一個醫療診斷企業投資，因為那裡存在對醫療保健服務的持續性強勁需求。這家企業最終在倫敦證券交易所（London Stock Exchange）掛牌上市了。“即便在政治動盪中，如果你立足長遠，你仍會發現，有些部門還是會不斷增長的。”他談到。
另一個例證是突尼斯。作為“阿拉伯之春”的發源地，投資者在動盪爆發時紛紛出逃，這個國家因此經歷了股票市場和貨幣匯率的大幅下跌。但是，對基本面的審視表明，因為消費趨勢變得更為強勁了，GDP在動盪期間仍在繼續增長。
有一家私募基金的大部分投資依然留在突尼斯，該機構投資的企業包括：雞肉生產商Gallus，製藥公司Unimed和Opalia，塑膠公司PEC，以及松餅生產商Moulin D’or。該機構是在“阿拉伯之春”爆發兩周後收購的Unimed，大約兩年後，該機構將Opalia出售給了一家義大利公司，並從這筆交易中獲得了32%的回報。
論壇的一位發言人談到，的確，正如突尼斯的例證表明的，避免將宏觀經濟指標和微觀經濟結果錯誤地混在一起是至關重要的。為了將兩者區分開來，很重要的一點是，要細緻地瞭解各個新興市場，而不是對整個地區一概而論。委內瑞拉的負面報導很多，但這並不意味著整個地區的經濟發展潛力都會受到負面影響。投資也可以選擇性地進行：有一個投資者就只關注54個非洲國家中14個國家的六、七個部門。
投資者之所以常常會在新興市場中損失金錢，是因為交易對手不能抓住潛在市場機會，而不是因為政府或者宏觀經濟狀況發生了改變。“交易對手是我們投資過程中的最大風險。”論壇的一位發言人談到。“很顯然，我們也要面對商業風險和運營風險——這些也是我們必須要面對的風險。”
此外，匯率風險也是個重要問題，不過論壇的一位發言人建議說，投資者應該關注的是投資的純收益。舉例來說，如果一位投資者購買了一家年增長率為20%的公司，那麼，在遭受一輪匯率衝擊後，她仍能獲得15%的投資收益。那麼，恰當的收益率應該是多少呢？那位發言人談到，假設公司的息稅折舊攤銷前利潤（EBITDA）的年複合增長率在20%左右，那麼，投資收益應該在25%到30%之間。
論壇的一位發言人談到，雖然投資者對某個新興市場的腐敗無計可施，不過事實證明，腐敗對投資回報的影響很有限。他所在的機構一直審慎選擇投資的地區。“我們不會在非洲全部54個國家投資，而是只關注四個國家，這些國家的民主化進程（在不斷進步），政府親商，人們也希望政治環境變得更好。”他談到。
案例研究：醫療保健
醫療保險是世界任何一個地方都不可或缺的服務，但新興市場在這一領域支出的增長速度比發達國家快3倍。此外，城市化也推動了癌症和糖尿病等疾病發病率的增長。可當一個國家沒有足夠的醫生和足夠的醫院病床，但需求仍在不斷增長時，私有資本怎麼有效利用醫療保健市場中的機會呢？發達國家擁有的醫生最高可達新興市場的10倍，前者的醫院病床最高則可達後者的8倍。
一家私募股權投資機構的策略是，從購買一宗基礎資產開始，比如，一個城市中最好的醫院。這樣的醫院往往都有醫療專家，當新注入的資本為醫院的擴展提供了資金支援時，那些醫療專家則可以吸引更多的醫生加盟。此外，該投資機構還會引入管理人才和臨床創新。將資產置於當地人可以負擔得起的經濟生態中是至關重要的，開始的步驟應該是降低擁有更高效率的設施的建設成本。“如果你（的成本）身處市場的最高端，那麼，你的成本結構就無法延續下去。”一位發言人談到。
如果沒有足夠的心臟病醫生等醫療專家，那麼，醫院可以培訓年輕的醫生、心臟科護士和社區工作者在緊急情況下參與診療，並參與窮人的救治工作。舉例來說，在印度，由社區工作者運作的高品質透析，每次透析治療只需20美元就可以產生與西方國家同樣的治療效果。
去瞭解這樣的細節對投資者充分認識市場是至關重要的。“派出‘先遣部隊實地調查’，在那些國家安插一些能說當地語言、瞭解當地文化的人是很重要的。”一位發言人談到。“商業冒險失敗有50%是因為他們無法進行跨文化溝通。”
此外，還需要瞭解當地消費者看重的是什麼——是品質嗎？還是價值？另外，要瞭解當地的商業實踐。論壇的一位發言人談到，舉例來說，在中國，用免下車訂餐視窗（drive-thru window）訂餐並不符合當地人的習慣，不過他們會不下自行車購買餐食。“這些都是細節問題，不過有時候我們會想當然從事。”她談到。“這些細節也是成功的秘密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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