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辯論中的一面鮮明旗幟

 

在關於全球化的激烈辯論中，著名的國際貿易專家，聯合國全球化問題的顧問賈格迪·哈瓦蒂（Jagdish Bhagwati）提出了一個鮮明的觀點。正在哥倫比亞大學執教的他最近出版了一本新書。該書爲全球自由貿易進行了頗具說服力的辯解，正好回應了一些對全球化而引起的問題的擔憂。

 

理性和希望是哈瓦蒂新書《爲全球化辯護》的兩大基調。要在這一辯論中獲得認同，必須要有哲學家般的耐性和超然獨立， 而作者也確實需要理性和希望爲其言論開路。事實上，全球化問題的辯論和一個經典的哲學場景極爲相似：四個人從一個路口的四個角度同時看到一起車禍。做筆錄時，由於當時他們所處的位置不同，他們對車禍會有不同的描述和觀點。

 

如果研究一下2003年10月後出版的紐約時報，就可以發現爲什麽這個類比可以應用到全球化中來。紐約時報的三篇文章——約瑟夫·卡恩（Joseph Kahn）調查了中國鞍山一家血汗工廠的工作條件；萊瑞·羅奇（Larry Rohter）講述了玻利維亞窮人對自由貿易的抵制；路易斯·尤奇特（Louis Uchitelle）研究了美國的工作如何轉移到了國外——提供了貨真價實的證據表明全球化是一場正面的衝突。

 

那哈瓦蒂從他的角度又看到了什麽呢？他的道德感和同情心使他不會對工業化國家的失業或發展中國家惡劣的工作條件等現象視而不見。但他也指出，這些大衆媒體上吸引眼球的指責通常是由政治和社會因素造成的，卻讓全球化來承擔不公平的罪名。從長遠來看，他堅持認爲，全球化正使國際經濟和社會秩序向好的方向轉變。

 

哈瓦蒂把全球化定義爲“通過貿易、（來自機構和跨國公司的）直接投資（FDI）、短期資本流動、國際間勞動力與人口的流動以及技術的交流把各國的經濟活動融爲一體。”

 

從文化和技術的層面來看，批評者一般都認爲全球化把地球變成了一個均質的“麥當勞世界”。作者也對這兩個方面進行了探討，但他把重點放在經濟全球化所帶來的自由貿易和工作機會，以及匯合所有這些力量的政治領域。他以嚴謹的學術風格，花費數個章節對某一具體問題展開論述，仔細調查了對全球化的各種指責，並進行了博學有力的駁斥，但他偶爾也會贊同其中的一些觀點。

 

哈瓦蒂最突出的觀點也許是必須以“遊戲規則”的理念來理解全球化。公司在一個國家投資或者開設工廠是爲了使其更具競爭力。但在這樣的過程中，這些公司常常會受到持有不同考慮的政府的操縱。有的政府歡迎投資，但不鼓勵進口，而有的政府更傾向于自由貿易。哈瓦蒂認爲後者是最好的方式。每個國家都有其獨特的環境，而跨國企業必須適應這些環境。

 

“積極的提升策略”

 

哈瓦蒂極具說服力地指出，取消貿易壁壘會極大地提高經濟增長的幅度，從而提高貧窮國家的收入、消費以及生活水準。爲此，欠發達國家願意冒著降低關稅的風險，致力於出口産業，和跨國公司進行合作。在哈瓦蒂看來，經濟全球化是一項“積極的提升策略，”而非1980年代開始盛行的臭名昭著的“滴入”理論。

 

那麽爲什麽哈瓦蒂自由貿易的觀點未能引起更多的經濟學家和社會學家的共鳴呢？爲什麽世界貿易組織1999年的西雅圖會議引發了反全球化組織的暴力抗議呢？

 

從對這一概念的全盤否定到對單個具體問題的擔憂，全球化遭到了各種各樣的攻擊。哈瓦蒂指出，很多批評並沒有從經濟角度出發，而是從社會甚至文學理論的基礎進行論證。結構主義者，後現代主義者以及馬克思主義者都堅持認爲“價值”應該淩駕於經濟因素之上，成爲人類社會的基礎。而更集中更有力的駁斥則來自于經濟學家。比如約瑟夫·斯蒂格利茨（Joseph Stiglitz）把失業率和貿易自由化聯繫起來，維圖·塔茲（Vito Tazi）認爲電子商務的崛起和跨國公司對離岸金融中心的依賴會嚴重削弱民族國家籌集所需資金的能力。

 

哈瓦蒂最具啓示性的發現是非贏利組織在這場全球化辯論中所起到的作用。這些非政府組織(NGOs)在全球各地多達兩百萬個，其中印度就有一百萬。其中只有很小一部分專注於全球化中的經濟事務。然而媒體卻對他們的工作表現出了極大的熱情，經常頭版頭條刊登那些涉及到公司不正當行爲的報道。但哈瓦蒂認爲：非政府組織對全球化的批評通常都有他們隱藏的目的，目標也不盡相同。他們也傾向於誇大企業剝削工人和破壞環境的數位。

 

哈瓦蒂經過仔細觀察後指出：“頭上的光環不能成爲擋箭牌。”對於那些並沒有認真研究全球化的人所提出的高高在上的道德觀點，他拒絕予以認同。然而，有一份報告卻難以忽視。一個非政府組織“經濟與政策研究中心”於2001年7月遞交了一份非常有分量的全球化調查報告，題爲《1980至2000年間的全球化記分卡：進步萎縮的20年》。這項報告由該中心的兩位主任馬克·維茲伯特（Mark Weisbrot）、迪恩·貝克（Dean Baker）和研究員艾格·克雷（Egor Kraey）、朱迪·陳（Judy Chen）聯合完成。報告的結論對經濟全球化是否能促進經濟增長持懷疑態度。這一觀點與哈瓦蒂認爲全球化對提高全世界收入和生活水平至關重要的觀點背道而馳。很遺憾，哈瓦蒂沒有在自己的書中提到這份報告。如果沒有這個重大的忽略，那麽《爲全球化辯護》一書很可能成爲經濟學方面的經典著作。

 

“記分卡”的結論包括：“與再早的20年相比，過去的20年無論在經濟增長還是其他各個指標上，進步都在放慢……也許最可怕的變化就是那些最貧窮的國家的人均GDP增長率從小額的正數在第二個20年裏變爲了負數。”也就是說，報告指出發展中國家在1960年到1980年間的取得的進步要超過20世紀最後二十年的經濟發展。

 

“記分卡”還分析了這一下滑趨勢如何反過來影響了整個世界的生活水平。報告說，從1980年到2000年，無論是在提高人均壽命，降低嬰兒死亡率還是提升教育水準方面，都經歷了令人失望的退步。“記分卡”的作者在文章中說到，雖然沒有證據表明與全球化相關的經濟政策要對這一“惡化的表現”承擔責任，但是，“有例子證明在過去20年中實行的一些結構性和政策性調整至少要對這些退步承擔一部分責任。”

 

很不幸，哈瓦蒂沒能在書中就這一報告進行詳盡的評論。他相信降低關稅壁壘，重視出口以及與跨國公司進行合作能夠促進經濟發展，實現貧窮和發達國家的共同進步。從表面來看，“記分卡”中的觀點和他的理念似乎互相矛盾。然而，仔細分析“記分卡”後所得出的觀點卻證明了哈瓦蒂的結論。舉例來說，文中說，1997年的亞洲金融危機是由於大量資本流入金融市場隨後又迅速撤出造成的。哈瓦蒂同意這種看法，他說，當時那些被捲入金融危機的國家——泰國、韓國、印度尼西亞、馬來西亞和菲律賓的經濟基礎都很好。所有這些國家都擁護自由貿易。危機很大程度上要歸咎於管理不到位，“是倉促輕率的金融開放的産物，總是處在外國壓力之下，允許國際短期資本自由進出而沒有對全球化潛在的巨大風險予以足夠的重視。”

 

對世界銀行的不信任

 

哈瓦蒂對“熱火朝天的國際金融資本主義”予以嚴厲的譴責。這表明他並非是一個極力鼓吹不受管制的金融市場的教條主義者。他對馬來西亞於1998年執行的嚴格的資本控制給予了高度的讚揚，儘管這一做法遭到了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反對。這一點非常重要，因爲缺乏對開放的金融市場的監管、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的武斷決策——特別是關於公共機構的私有化進程——都是使得全球化招致責難的重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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