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最低工資線背後的複雜經濟學

今年2月，奧巴馬總統在國情咨文中呼籲國會將聯邦最低工資標準從每小時7.25美元提高到9美元。“雖然我們已推行稅收減免政策，但拿最低工資且需養育兩個小孩的家庭仍生活在貧困線以下，”他表示，“這是不合理的。”

今年夏天，愛荷華州民主黨參議員湯姆·哈金（Tom Harkin）提出了《最低工資公平法案2013》。法案規定將聯邦最低工資標準提高到每小時10.1美元，並自動將最低工資與生活成本掛鉤。在《政客》（Politico）觀點版的一篇文章中，哈金表示，提高最低工資標準“有益於工人、商業和美國經濟”。

上周，新澤西州以壓倒性投票通過了將每小時最低工資提升到8.25美元的提案，成為第二十個最低工資標準高於聯邦最低工資標準的州。考慮到未來的通脹因素，該提案對州憲法進行了修訂。新澤西州的新法贏得了廣泛的支持。此外，今年初秋，加利福利亞立法機構批准了一項法案，規定加州在2016年前將最低工資標準從每小時8美元提高至10美元。

根據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今年早些時候的民意調查，美國民眾普遍支持大幅上調目前的最低工資標準（支持71%，反對26%）。

但低工資工作背後的經濟原理相當複雜，國會和商界內部也強烈反對提高最低工資。問題是，並沒有一個統一的經濟目標能符合每個人的利益。比方說，如果你是一名低工資工人，提高最低工資可能對你有利，因為這不會明顯改變你失業的幾率。不僅如此，你還可能賺的更多。如果你的工資略高於最低工資，最低工資的提升也是有利的，因為這意味著會給你的工資帶來上調的壓力。但如果你經營一家小企業，以最低工資雇傭員工，提高最低工資就意味著你要從口袋中掏出更多錢來支付員工的工資。希望能從事最低工資工作的人也會因此受到損失，因為提高最低工資降低了招聘需求。

當今社會這個收入不公平，6.6%（約2040萬）的美國人被歸類於極度貧困（自2000年增長了4.5%），因此許多人將提高最低工資看做一個道德問題。事實上，在過去30年裡，國會僅採取了三次措施來提高最低工資。沃頓商學院（Wharton）管理學教授彼得·卡普利（Peter Cappelli）表示：“我們對不公平現象的容忍度不斷提高，對幫助窮人的興趣也不斷減少。”

卡普利同時是沃頓商學院人力資源中心的主任。“如果工資的增長停滯不前，這會使社會乃至[整個國家的]經濟增長付出很大的代價，”他補充道，“最低工資已不再僅僅是付給青少年的。許多人的生存依賴於此，這也算是他們的安全保障，好比納稅人為之買單的食品券。許多人有工作卻無法維持生計，這對社會來說並不是一件好事。”

 “ 生活工資 ”

支持提高最低工資最有力的論點之一是“生活工資”的概念。“生活工資”能讓民眾有更體面的工資，足以維持生計並且更好地照顧家庭。如今，拿最低工資的人全職工作一整年大約能掙1.5萬美元，靠這筆收入的兩口之家仍然生活在貧困線以下。

然而觀察人士指出，純粹將提高最低工資作為一項減貧戰略並不像看起來那樣簡單。首先，多數生活貧困的適齡勞動者沒有工作，因此並不能從最低工資的提高中獲益。其次，許多人拿著最低工資，但其家庭生活在貧困線以上，包括賺取額外零花錢的高中生、享有社會保障仍想獲得額外收入的退休人員和其他為增加家庭收入的兼職人員。

 “但是很多人長期只能做這些工作。”沃頓商學院管理學教授馬修·比德維爾（Matthew Bidwell）說道。

資料顯示，拿最低工資的工人中有一半以上的家庭年收入不足4萬美元。“因此當我們將最低工資看做‘生活工資’時，面臨的問題是：‘維持誰的生活？’”比德維爾問道，“對於一個沒有依靠剛起步的學生或年輕人，最低工資也許可以維持他們的生活。對於一個四口之家而言，明顯不能。[對於後一種情況，這就是]一個公共政策問題。”

比德維爾補充道，提高最低工資也反映了這些企業的價值觀。他指出，一些大公司的老闆，包括好事多（Costco）的首席執行官雷格·耶利內克（Craig Jelinek）和星巴克（Starbucks）的首席執行官霍華德·舒爾茨（Howard Schultz）都支持加薪。“對一家像星巴克這樣的大企業而言，這關係到企業如何看待自己作為雇主的角色，以及企業關於如何對待員工的價值觀。”比德維爾指出：“‘生活工資’的說法在情感上很有說服力。它提出了人們的勞動應有所償。作為一名全職勞動者，不應當生活在貧困中。我們的社會價值觀主張獲得一份體面的工資。”

儘管一些人聲稱最低工資的上漲還是會以更高的物價轉嫁給消費者，其他人則認為低收入者增加了納稅人的開支。沃頓商學院管理學教授亞當·科布（Adam Cobb）表示，為了支持靠最低工資維持生計的人的生活，政府提供了多種社會服務專案，例如發放食品券和推行醫療補助計畫。

 “那些給員工薪水不高的雇主往往鼓勵員工利用社會服務專案，”科布指出，“在我們生活的世界中，這似乎無可厚非：沃爾瑪向員工支付低於貧困線的工資，同時鼓勵員工享受社會服務。”

今年早些時候，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和伊利諾伊大學厄巴納-香檳分校（University of Illinois at Urbana-Champaign）的研究人員進行了一項研究，分析從2007年到2011年美國的年均工人公共福利支出情況。該研究發現，速食業員工家庭更加傾向于使用公共福利項目，其數量要比一般家庭高兩倍。研究還發現，在此期間，聯邦和州政府每年為速食業員工家庭提供公共救助的成本接近70億美元。

“一些人堅持認為政府不應當干預勞動力市場。但事實上，政府已經參與進來了，”科布說道，“我們正被迫捲入低收入就業體系中。”

觀察人士指出，鑒於平均最低工資工人的情況各不相同，‘生活工資’的爭論越來越吸引人們的關注。越來越多的美國人依賴低薪工作來維持生活；根據全國就業法計畫（National Employment Law Project, NELP）的資料顯示，本次經濟復蘇過程中的新增工作有60%為低薪工作。美國勞工統計局的資料顯示，與過去不同，如今從事最低工資和低收入工作的工人年齡多為30或40歲，擁有中等教育學歷，是重要的家庭經濟支柱。

科布說，認為只有中學生從事這類工作的觀點已經落伍了。“去任何一家速食店或雜貨店看看。是哪些人在裡面工作呢？不僅有青少年，還有成年人。我們需要考慮哪些群體靠最低工資為生，然後制定可以反映這一現象的政策。”

商業緊縮

關於最低工資的爭論經常歸結於一個問題：提高最低工資究竟能給就業率帶來多大影響？這可能是經濟學所有分支學科研究最多的問題之一。人們對提高最低工資最大的擔憂是，企業面臨更高的勞動力成本，將不得不解雇員工或招聘更少的員工。近年來，加州大學歐文分校（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Irvine）經濟學教授大衛·諾伊馬克（David Neumark）和美國聯邦儲備委員會（Federal Reserve Board）經濟學家威廉·瓦斯切爾（William Wascher）就該問題發表了多項具有影響力的研究成果。他們認為，提高最低工資標準降低了低技能、低工資工人的就業率。

喬治城大學麥克多諾商學院（Georgetown University's McDonough School of Business)的管理學教授布魯克斯·霍爾頓（Brooks Holtom)指出：“任何時候政府對就業市場的干預都會對就業產生影響，但有時不一定是積極的影響。如今，當低技能工人和年輕人的就業率保持較高水準時，政府干預的影響就尤為明顯。工人的最低工資上漲必定會以其他方面的損失為代價，而最有可能的就是就業崗位的削減。”

霍爾頓補充道，在當今競爭極為激烈的零售業中，企業更加傾向於解雇員工而非提高產品價格。他指出：“提高價格並非明智之選，因為顧客都親睞廉價產品。人們想要更快捷地獲得更便宜、更好的雜貨和速食，所以在一天的工作後，[一些]工人的口袋裡的錢多了一點，而[另外一些工人]將面臨失業。這就是提高最低工資帶來的低效率。”

然而許多其他研究表明，提高最低工資對就業率的影響很小。“理由是再怎麼提高最低工資對企業的影響也不會很大，”比德維爾說，“提高工資對雇主產生的負擔還不足以讓他們解雇員工。”

事實上，有證據表明較高的工資能夠提高生產力。麻省理工大學斯隆商學院（MIT’s Sloan School of Management）澤伊內普·托恩教授（Zeynep Ton）所做的一項研究顯示，許多非常成功的連鎖零售品牌，如Trader Joe’s連鎖超市和好事多零售店，向他們的店員提供高於平均水準的工資。與競爭對手相比，這些企業擁有業內最低的產品價格和穩定的財務績效，能為客戶提供一流的服務。

NELP政策分析師傑克·鄧波（Jack Temple）認為：“各行業的企業[可以]調高工資，較高的工資可以減少員工招聘、解雇和培訓的成本。企業還可借此降低商業模式中的低效率。”

另一方面，有證據表明提高工資將會降低企業的盈利能力，特別是對小企業而言。由企業支援的研究機構就業政策研究所（Employment Policies Institute）研究部主任邁克爾•桑斯曼（Michael Saltsman)指出，儘管提高最低工資的支持者針對的是表面上有能力向工人支付更高工資的大企業，實際上許多支付低工資的雇主都是小企業。

“我們很容易將注意力放在麥當勞或漢堡王這樣的大企業上，但是，實際上絕大多數的速食店都由特許經營人所有。”桑斯曼說道。他還指出，特許經營人所承擔的勞動力成本占銷售額的30.5%，而利潤一般在5%左右徘徊。“這樣你就能明白為什麼小企業更加關注提高最低工資，因為他們希望最低工資為10美元[一小時]，而不是15美元。如果勞動力成本增長25%，那麼這就‘吃掉’了這家店的所有利潤。”

桑斯曼提出將勞動所得稅收抵免（earned income tax credit）作為提高最低工資的替代措施。勞動所得稅收抵免允許擁有勞動收入的工人從政府獲得一定的收入退稅。這一救助計畫僅針對貧窮家庭，而且救助額度可以更加慷慨。“從減貧政策和工作激勵措施的角度而言，勞動所得稅收抵免十分完美，”桑斯曼指出，“這更好地發揮了白宮的作用”。

霍特國際商學院（Hult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chool）企業家精神和創新學教授麥克·格蘭迪內蒂（Mike Grandinetti)認為，對技能較低的工人進行職業培訓也是解決這一問題的重要方法之一。“我們需要解決問題本身，而不是問題的表像，”格蘭迪內蒂說道，他同時還是一位天使投資人和連續創業者。“我們需要為人們提供培訓、指導和經濟機會教育。我們需要提高他們的技能，這樣他們才不會處於劣勢地位。這才是真正解決這一問題的方法。目前，我們都只是圍繞著這個問題打轉而沒有抓住問題的核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