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誰擁有未來?”為什麼賈倫•拉尼爾對數字經濟依然樂觀?

如果說科技行業內真正存在多才多藝的人,值得讓該行業為之自豪的話,那這人非賈倫·拉尼爾(Jaron Lanier)莫屬。拉尼爾現在53歲,披著一頭濃密的髒辮。他是一位元博學多聞的電腦科學家、作曲家和視覺藝術家,還是一位元作者。20世紀80年代初期,拉尼爾讓“虛擬實境”(virtual reality,VR)一詞普及開來,並且創立了VPL研究中心(VPL Research)來開發虛擬實境產品,這些成就讓他聲名鵲起。拉尼爾所帶領的團隊利用頭盔式顯示器、第一代虛擬實境頭像和第一個沉浸式虛擬實境應用平臺,開發出了第一款多人虛擬世界。公司的專利最終被出售給昇陽電腦系統有限公司(Sun Microsystems)。

1997年到2001年期間,拉尼爾曾擔任高級網路和服務公司(Advanced Network and Services)與美國遠端沉浸專案(National Tele-immersion Initiative)的首席科學家。美國遠端沉浸項目由多家研究型大學合作進行,曾在2000年演示過第一款遠端沉浸模型。2001年至2004年期間,拉尼爾曾在矽谷圖形公司(Silicon Graphics)擔任訪問學者,進一步地研究遠端呈現和遠端沉浸。2006年至2009年期間,他曾在微軟公司擔任特別學者,並且此後一直在微軟研究院(Microsoft Research)擔任合作架構師。

目前,拉尼爾最著名的是其撰寫的兩本書籍。這兩本頗具影響力的書籍主題均為我們所生活的這個數字世界的未來發展,一本是2010年的暢銷書籍《你不是新奇玩意》(You Are Not a Gadget),另一本書為《誰擁有未來》(Who Owns the Future?),最近剛剛出版發行。兩本書均獲得了廣泛熱評。(《你不是新奇玩意》一書被《紐約時報》[The New York Times]評為2010年最暢銷的十本書之一。)拉尼爾也由此被人譽為科技行業的良心,這種身份為他在數字精英圈中贏得了朋友,也招來了同樣多的敵人。用最簡單的方式來表述的話,拉尼爾所擔心的是在我們正在打造的未來的數字世界裡,少數公司和個人會掌握龐大的財富,而整個經濟開始萎縮,工作數量減少,中產階級和拉尼爾所稱的“經濟尊嚴”也隨之受到衝擊。拉尼爾認為我們可以避免這種命運,但前提是我們要開始向人們支付(從個人資料到3D印表機使用的設計等)數位資產的相應報酬。目前這些數字資產都是白送。人們也許希望免費得到資訊,但拉尼爾相信如果資訊收費,只要是平價的,這個世界將會變得更加美好。

拉尼爾並不單單只是一名科學家。他收藏(並能彈奏)稀有古樂器,其收藏規模是世界上最龐大的古樂器收藏之一,而且他常常在眾多演講中進行古樂器演示。2010年10月份,他與福羅裡達州溫特派克市的巴赫管弦樂團(Bach Festival Orchestra)合作,首次公演自己的作品《阿米莉亞交響曲》(Symphony for Amelia),這首曲目也是他在過去幾十年裡受邀創造的眾多曲目之一。拉尼爾同時也與自己的樂隊Chromatophoria一起,率先將虛擬實境技術搬上了音樂舞臺。該樂隊曾經在蒙特勒爵士音樂節(Montreux Jazz Festival)進行過表演。此外,拉尼爾也曾與小野洋子(Yoko Ono)、菲力浦·格拉斯(Philip Glass)、奧奈特·科爾曼(Ornette Coleman)、特裡·萊利(Terry Riley)、和迷幻瘋克樂隊(Funkadelic)的喬治·克林頓(George Clinton)等形形色色的藝術家進行過合演。拉尼爾的畫作曾在美國和歐洲的眾多博物館和畫廊展出,他的個人畫展1997年在丹麥羅斯基勒市的丹麥現代藝術博物館(Danish Museum for Modern Art)舉行。他同時也曾協助構思史蒂文·斯皮爾伯格(Steven Spielberg)2002年的科幻電影《少數派報告》(Minority Report)中的小器具和場景。

沃頓知識線上在華盛頓州雷蒙德市微軟公司的總部對拉尼爾進行了採訪,請他就誰將主宰未來發展談談自己的看法。拉尼爾的辦公室位於北加利福尼亞州,當時他正在微軟公司總部進行考察。

以下是經過編輯後的該次訪談的內容摘要。

沃頓知識線上: 在前一本書《你不是新奇玩意》中,你就已經為《誰擁有未來》這本書做好了鋪墊。哪些因素促使你認為有必要撰寫這第二本書呢?

拉尼爾: 根據自身的經驗,我對所處的這個世界有所觀察和領悟,但大家所遵循的原則(而且似乎是惟一原則)同我的觀察所得存在差異,這些促使我認為有必要撰寫第二本書。我們一直堅信投資特定類型的資訊技術企業是在為社會造福。但事實上,這些投資通常是在分裂社會,導致更為極端的收入不平等。在金融行業的利潤率擴大之際,我們似乎無法將該行業不斷的機能失調同資訊技術的崛起聯繫在一起。

前一本就該主題所撰寫的書相對而言更為寫意,就連這本新書仍然只是全面瞭解這些主題的一個入門。但我覺得至少有必要採取進一步的舉措,努力去解釋特定的數位化趨勢是如何影響到我們的經濟、社會和政治的。但同前一本書一樣,我只是提出了更多的問題,還需要更多的努力來加以解決。我覺得這第二本書還不夠全面。

沃頓知識線上: 我們似乎非常樂意放棄資訊經濟中最堅挺的財富——也就是我們的個人資料——要不就是白送,要不就是用來交換數位世界一些無關緊要的瑣事。為什麼會如此呢?

拉尼爾: 只要是所要求做的事情比較輕鬆有趣,人們會比較願意接受建議。在我看來,技術專家如果之前針對數位經濟所提出的是另一種模型,該模型也可能同樣會被大家所接納。我覺得人們會樂意嘗試,這並不是什麼特別重大的問題。

問題在於人們並沒有真正懂得自身資料的價值所在。依照目前流行的交易方式,人們可以用個人資料來換取免費服務或所謂的便宜貨。而人們也被灌輸了一種錯誤的思想,認為這種無所不在的交易方式是公平公正的。但事實並非如此,因為人們並非交易中的一級參與者。所謂的一級參與者,是指參與談判的各方在談判中有對等的討價還價的能力,這樣大家的討價還價才會是開放市場經濟中的公平交易。但如果我們從經濟結構上來說只是處於從屬地位,不得不接受他人所提出的條件,那麼相比於獲得個人資料的那些人而言,我們通過交換所得到的自由度和權力就小得多。

我目前正在籌備一個研究項目,希望能夠更好地瞭解資料的價值。要實現這個目的,有眾多方法可循,其中一種方式就是分析積分卡、常旅客會員、或類似的東西。關於收集顧客情報與鎖定顧客資訊之間的區別存在一定的爭議,但我認為這兩種行為的目的非常類似。如果用某人在一年內使用積分卡或不使用積分卡這兩種情況之間的區別來作為衡量方式,那只能衡量該人個人資訊價值中非常小的一部分。我強烈質疑當我們利用此類技術來衡量個人資料的累計價值時,我們是否能夠看出其價值是逐漸遞增的。這點我並不確認,只是一個假設。

如果我理解得沒有錯,那麼存在一個有趣的問題,即來自普通大眾的資訊的價值是否會超越貧困線?我認為我們正在朝那一點發展。如果這種情況的確出現,那麼我們就有可能面臨一種新的社會,以前關於“左”和“右”的爭論將不復存在,相反將會出現一個更完整的全新的市場,它能以系統化的方式營造穩定的社會保障性。這種可能性讓我很是著迷。這種對未來的設想並非不理性。

沃頓知識線上: 你認為社交媒體在資料不平等問題上要承擔多少責任?

拉尼爾: 從本質上來說,我並不認為社交媒體應該承擔責任。真正應該承擔責任的是面向消費者的互聯網的使用方式。這種使用方式是為了實現一種極端的收入分配不均,其方式類似於過去20至25年裡金融界所發生的情況。我認為矽谷並不存在什麼邪惡的計畫,想要發生這種情況。例如穀歌公司並沒有從一開始就有路線圖,說如果我們收集每個人的個人資訊,慢慢地就可以去通過交易授權來賺錢,或者是有能力利用大資料的統計計算力來操縱產值。

但從某種意義上來說,在電腦技術開始時就已經預示了這種基本方案。當時控制論這些詞語常常使用更為頻繁,而且像諾伯特·維納(Norbert Wiener)這些人都在談論資訊系統讓人們彼此操控的潛在可能性,以及這些會如何導致權力失衡。矽谷重新發現了這些古老的思想,但其方式讓大家過於快速地從中贏利,而沒有時間去進行反省。你會看到矽谷正出現與金融業之前的情況非常類似的一種模式,即使用大規模的計算來收集大量的資料,以獲得超過較小的電腦擁有者的資訊優勢。

不知你是否曾經看過(臉譜網首席執行官)馬克·紮克伯格(Mark Zuckerberg)早期時的電子郵件。當時他還是一個剛剛起步的學生。在郵件中,他表示自己難以相信人們將所有的個人資訊交給自己。人們的這些行為讓他感到目瞪口呆。他的學友們之所以這樣做,原因非常簡單,就是因為大多數第一批的用戶都非常信賴他人,秉性善良,而且敢於嘗試事物。但在社交媒體中,他們馬上就變成了有點帶敲詐勒索意味的的圈子的目標,這些圈子讓他們參與其中,不得脫身,因為如果你不在臉譜網上熱情地參與這個遊戲,你的聲譽就變得岌岌可危。人們害怕如果不賣力地進行互動,那麼他人對自己的看法、自己在這個世界的形象、以及自己留給他人的印象都可能因此受到破壞。人們因為這種恐懼而投入了巨大的精力,其程度讓我很是吃驚。

沃頓知識線上: 任何經濟轉型的早期都通常伴隨有結構的不連續性,但在資料推動的經濟中,這種不連續性似乎尤為地深刻。為什麼會出現這種情況呢?

拉尼爾: 因為網路效應壓過了其他所有一切,而且網路效應能夠非常快速形成。17世紀的鬱金香熱出現得快,破滅得也快。但在數位網路世界,事情的發展速度更快,而資料並不會像鬱金香那樣枯萎凋謝。網路鎖定具有持久性的特點。早期,市場在受到現代的數位創業者顛覆時,能夠快速且輕鬆地重建平衡,但現在,市場無法遠端來同樣輕鬆快速地自己重建平衡。

另一個問題在於無法將直覺判斷力自動化。但如果你在網路上有大量的資料,而且運用統計運算法則來對資料進行處理,你就會產生一種幻覺,認為自己已經將直覺判斷力自動化了。這是一種很容易就出現的幻想。

目前我們對大腦或直覺判斷力的工作方式還沒有能夠有非常充分和完全的科學瞭解。但我們講起來似乎已經對這些方面有了完全的瞭解。我們總是在談論如何已經完成人工智慧研究,或者如何已經制訂出所謂的智慧演算法。但事實上我們都是自己在騙自己。對於那些使用大型電腦的人來說,要他們承認這個事實是相當難的事情。他們總是持有一種幻想,錯誤地認為自己是在與一套完整的科學打交道,而且他們已經充分掌握了所有可能的認知。

在這些體系中有一種錯誤一再出現,那就是有人深信他們手裡拿著終極水晶球,因為他們的統計關聯運算是在進行預測,因而在一定程度上,基於非常簡單的原因,這個世界不是完全的混亂無序。從定義上來說,大資料運算也將具有預見性,而且電腦越大,回饋系統越精密,其預見性就越強。

但同樣是根據定義,人們會不可避免地碰到某個時刻,此時統計學不能預測到變化,因為它們不能反應出因果結構。也正是在這種時刻,像美國長期資本管理公司(Long-Term Capital Management)這些公司倒閉,抵押貸款計畫破滅,高頻率交易失敗。而且如果給穀歌和臉譜網以機會的話,它們這些公司在這個時刻也會破產。不過如果在建設整個社會時,其建設思路是讓人把終極認知這個謬誤誤解為一種真理的話,那麼就可以讓這個幻想維持更長的時間。但它最終總會破滅。

核心問題在於將我們的思想和責任自動化的這個觀念上,所以我們不必再去推動這種觀念。那是這種電腦技術使用方式的核心問題。這並不意味著網路或電腦技術本身有什麼問題。從根本上來說,這只是表示這是一種極其惡劣的使用方式,在短期內非常具有誘惑力,而我們也一再地陷入這種模式中。

沃頓知識線上: 如果你所稱的“海妖伺服器”(siren servers)導致我們的許多工作受到衝擊,那麼如果延續這種發展趨勢,你認為20年後,資料驅動經濟的發展狀況會是怎樣?

拉尼爾: 我認為資料驅動經濟可以發展成為美好的事物。要讓它成為美好的事物,需要一定的因素,現在主要缺失的因素是更為全面和更為誠實的會計制度。單靠這一個變化就可以讓資料驅動經濟變得既具有創造力,又具有可持續發展性。

目前我們沒有那種制度。例如當你使用穀歌或微軟自動翻譯某文檔時,這個過程似乎顯得頗不可思議。有人能夠幫我將檔翻譯成另一種語言,而且是免費的,這難道不好嗎?但事實絕非如此。在數位化的網路世界裡,沒有什麼有價值的東西不是由人來完成的。不會有什麼天使或外星人出現來充實網路,讓整個網路能夠運轉起來。

現實情況是,這些提供自動翻譯的公司會搜索互聯網碎片,查找之前存在的翻譯內容。自動翻譯的結果只是對既有翻譯進行統計後的東拼西湊,而既有翻譯是由真實的人所完成的。所有這些真實的人都位於幕後,而他們的工作並沒有能夠得到報酬。

現在,你也許或說,你會給這些人每人幾分錢,謝謝他們為資料庫所做出的貢獻,但這些錢數位太小,可以忽略不計,而這點對任何人來說都是如此。但如果你計算一下所有提供自動翻譯服務的網站,以及這些自動翻譯服務所發生的數量,那將會有成千上萬的小型交易。這些數字相加,就會變成一個非常龐大的數字,這就體現了人類翻譯者所貢獻出的真正的價值。從某種意義上來說,我們將啟動一個面向所有人的版權計畫。

這也帶來了許多許多的問題,而且許多人質疑是否值得去追蹤所有這些價值鏈,或者說這樣做是否有道理。這點也是可以理解的。但從科技的角度來說,這項工作絕對可以完成。一些人擔心這項工作太過複雜,那是因為他們不知道我們目前進行的工作有多麼地特別和複雜,都已經達到了離奇的程度。如果擁有誠實的會計制度,那麼完整的資訊經濟就會被簡化,而且其效率比我們當前的效率都要高。其中的工程設計工作並不會讓我感到害怕,其成本也不會嚇到我。真正難以去表述的,或者說讓我感覺挑戰最大的難題是:究竟是什麼情境會讓我們從存在嚴重不均衡的已有體系轉變到我剛剛形容的那種體系?

我估計最可能的情境是誕生某種體現網路價值的新平臺,而且顯然眾多新平臺將會出現。也許是3D列印,因為該行業內的眾多公司目前仍然規模非常小。或許它們會團結在一起,然後說“如果不採用現在通用的Linux模式,而是讓人們在使用3D設計時要付費,讓我們看看會出現什麼樣的情況。”如果這個方法奏效,許多人通過為3D印表機進行設計而取得了成功,該行業的價值也會因此而飆升,那麼這種模式或許也會得到其他行業的效仿。在書中,我也提到了未來其他可能會提供這種機會的平臺,例如聯網的人工腺體。

我們還可以想像其他的機制。最近,我與諾姆·尼森(Noam Nisan)等同事談過一些想法,其中一點是試圖在數位網路中找到高效、持續、遞增且大規模的集體協定方式。如果有大量的人為某資料庫貢獻自己的力量,他們將可以把自己的價格定在某個中值,而不是搶著去壓價。我相信這種機制是可以存在的。

沃頓知識線上 :你是否認為問題的一部分在於我們中的眾多人早已經放棄了手中的權杖,至少在個人資料方面如此?

拉尼爾: 截止目前,轉變問題是最難的一個問題。但正如你所知,過去進行過許多的轉變,因而我認為未來我們也將可以實現眾多轉變。

讓我用一段美國歷史來舉例。最初,美國西部的土地被視作不要錢,儘管免費土地這件事情帶有一定的欺詐性,因為你必須通過壟斷的鐵路系統才能到達那些土地。但它與當前的情況有一定的相似之處,而且兩者也帶有相同的冒險色彩。最終人人對結果感到滿意是因為我們通過更多人作為平等公民與他人進行交易使得我們從免費土地和壟斷鐵路轉變到一定程度的實體經濟。所以美國西部的發展是一個有用的模式。

有一部美國西部片名叫《雙虎屠龍》(The Man Who Shot Liberty Valance),我個人很喜歡這部電影。這部電影拍攝於1962年,由詹姆斯·斯圖爾特(James Stewart)和約翰·韋恩(John Wayne)連袂主演。電影講述是政權的更替——在前一任政府的統治下,人人在一定程度上是自由的,但政府傾向于持槍歹徒和貴族,而後一任政府的執政基礎是法律之下的平等公正,那樣對人人都好。我覺得這種類比是非常合理恰當的。

有成功的轉變,同樣也存在一些非常糟糕的轉變過程,我非常討厭的一種模式就是直接革命,因為它存在一個問題,即不能確定接下來要發生的情況。你知道自己將打破許多東西,但不清楚最終得到的體系會更好還是更加糟糕。

在科技界中,有許多人在談論革命問題。人人都希望自己像神一樣神聖。人人都想成為改變世界的人,成為獨一無二的人。這讓我想起許多人曾經說過,他們將見證馬克思主義革命,一切都將好起來。問題在於你想像自己可以控制一切,但事實上並沒有做到。也許所有發生的一切將會傷害到許多人。認為我們將變得獨一無二,我們將改變一切,這從本質上就是一種愚蠢、不成熟且殘酷的觀念。更為理想的一種想法是不管方法有多麼地不完美,但我們努力去逐步改善一切。

沃頓知識線上: 即使在一個能夠給我們的資料以公平報酬的世界裡,我們又如何去避免自我商品化呢?當我們對自己所做出的貢獻無法加以控制時,又如何去讓它與其他人的貢獻有所差異呢?

拉尼爾: 我在書中所提議的是一種苛刻的數學系統。我相信該數學體系無法全面地展現現實情況,這也是此類系統始終存在的一種狀況,但不管怎樣,它可以做到非常直截了當。該系統基於“假設”計算。問題在於,如果我的內容從未存在過,那麼要在特定的雲計畫裡面加以區分又有什麼價值呢?如果我沒有翻譯過書籍,人們也不可能從中提取大量的例子,那又會怎麼去影響新的雲翻譯的市場價值呢?

如果企業家不能去進行此類假設計算,那麼也就意味著其雲運算的結果是隨機或無序的,而他也不應該從中去賺錢。數位經濟建立的基礎應該是如果不能計算資料庫貢獻者的價值,那麼就不能靠自己的計畫來賺錢。在某種程度上,是否能夠計算和認可貢獻者的價值將成為是否能夠從中獲利的衡量標準,因為其他的計算都是隨機且無序的。換而言之,其他的收入在一定程度上是網路效應鎖定租金,而不是真正的價值創造。數字創業者應該是依照他幫助他人所創造的財富來按比例提成。

這聽起來有點像是一個比較棘手的概念,但它相當地直截了當。當你借助某種數位網路計畫來賺錢時,其中既有實際價值創造,也有鎖定或網路效應帶來的收入。如果要想知道這兩者的差別,要區分並不難,因為如果一般人有不被鎖定的靈活度,那麼你就可以計算當他們離開時你的價格會發生什麼變化。最終,數字基礎設施企業的利潤將會變得更符合常態,只有7%,而不會是高達7000%(大笑)。不管你是幹什麼的,鎖定效應都同用於計算的資料庫的價值無關。所以個人貢獻者的價值會累加成為整個資料庫的價值,而作為企業,就應該在該基礎上再去增加價值。

那樣即使沒有監管者,這種資訊經濟的設計也會不斷對你強調鎖定租金收入,而結果就是更具生產力的社會。關於數位網路,它們既可以提高生產力,也可以大幅降低生產力。差別在於人們是因為真正的創造價值還是因為單純地依靠網路效應來賺到錢。向資料庫貢獻者付費是瞭解其中分水嶺的重要測試方式。通過這種方法,可以不再需要監管者,但仍然擁有一個受到管控的數字經濟。

沃頓知識線上: 你設想了一個“定位於中產階級的”資訊經濟。在該經濟體系中,資訊不再免費,但至少是平價的。那麼工人階級要如何融入該經濟體系中?

拉尼爾: 對我而言,關鍵在於在數位系統中進行互動的人的收入是呈冪律分佈還是正態分佈。簡單來說吧。在談到中產階級的時候,我的意思是社會收入更多地呈正態分佈,而並非冪律分佈。冪律分佈有一個高高的尖塔,外加長長的尾巴,兩者之間是很短的“頸部”。也就是說只有少數的贏家,其他所有人則都是豔羨者。免費圖片分享應用軟體Instagram和美國偶像節目(American Idol)都類似於冪律分佈。正態分佈則是對人群整體進行度量的結果,不會去進行分類。

經濟學的數學計算裡面有一個固有的難題,即在一定程度上給經濟中的個體自主權,那麼就會有不同的個體收入,人們會自己創造自己的生活,這樣就會導致各種層次的收入,而根據任何具體的標準來衡量的話,總會有些人落在末尾。不同的衡量方式可能會得出不同的結果,被落在後面的人群也會有所不同。但總會呈現出某種類型的分佈,有人就位於分佈圖的底部。

我想指出,據我所知,任何衡量社會好壞或是否有進步的方式都存在一個相似之處,即看正態分佈的中間是否有一個高高的駝峰,這同我們是否願意稱這一塊為中產階級無關。如果你喜歡安·蘭德(Ayn Rand)的作品,那就不得不承認,沒有顧客就沒有市場。而且顧客必須來自于中產階級,否則市場本身缺失可持續性。同樣,如果你是政府公務員,也應該希望國家擁有強大的中產階級。否則收入失衡將會導致民主流程受到腐蝕,這也正是美國目前存在的問題。如果你是社會大眾,你也必須擁有強大的中產階級,否則社會將會分崩離析,出現社會等級制度,這種情況在全世界各地一再出現。

人人都應該想要出現同樣的分佈曲線。正如我在書中所指出的,不同類型的數位網路設計將會導致冪律分佈或正態分佈。如果我們選擇可以帶來正態分佈的網路設計,那麼就可以獲得可持續發展的數位社會。那就是該書的中心思想。

但你問的是誰會被落在後面。在我看來,如果我們擁有一個真正的資料社會,而且該社會有誠實的會計制度,那麼有一點非常神奇,那就是只要活著,你就會給該網路做出貢獻。即使有人試圖盡可能地漠然和遊手好閒,他至少也會給現代網路計畫貢獻一定的價值。有時相比那些在做實事的人而言,這些人似乎在網路上更為積極。這個網路社會需要人們的大量參與,來計算各種與雲相關的東西。因此很可能即便是低階層的人都可以在這個網路世界裡找到合理的生活基準。

全面的數字經濟可能最開始時會從人們那獲取更多的價值,所以即使是位於正態分佈最差的那一段,你也可能發現基準線沒有赤貧那麼可怕。但分佈圖體現的是分佈狀態,所以仍然會有人位於最底部。我認為任何一個社會都必須有一定的機制來幫助人們脫離分佈圖中最底部的位置。

沃頓知識線上: 你的思想核心是“經濟尊嚴”這個概念。為什麼這點對於健康的經濟而言至關重要?它與之前的經濟革命的目標有何區別?畢竟尊嚴曾是美國在一個世紀之前所努力抗爭的目標。

拉尼爾: 尊嚴意味著經濟中的眾多參與者都是扮演著一等公民的角色,能夠同時擔任買方和賣方,有足夠的靈活性來進行選擇。如果不能實現這點,那麼就不是真正的市場經濟。

我在書中提到,在數位網路誕生之前,一直到20世紀末,中產階級出現的方式——也就是讓社會收入分佈呈現類似於正態分佈的方式——主要是通過特殊的棘輪機制,我在本書中稱那是“防洪堤”。這些機制都有些許人為的感覺,就像是計程車駕駛執照、工會會員資格或類似的東西。總是要翻過某種山丘——不管這種“山丘”是否明確存在——然後才能躋身一個受到保護的階級,從而獲得集體協定的權力。大學教育和中產階級抵押貸款就曾在一定程度上像是個漏水的防洪堤。

數位網路過去一直在衝擊所有這些“山丘”,將它們瓦解,那也是互聯網過去一直在傷害中產階級的主要機制。

以計程車駕駛執照系統為例。其本身遠遠達不到完美的標準,而且在某些情況下是徹底腐敗的。但不管怎麼樣,它是通往中產階級的一條道路,對於移民一代來說尤為如此。現在有了Uber這種互聯網公司,在乘客和有車待租的司機之間直接搭起了一座橋樑。任何人都可以主動地去與計程車司機進行競爭。這也由此導致了人人爭相報出最低價,因為這些公司所選擇的效率方式導致了冪律分佈,凡是使用Uber電腦的人就會生意興隆,但其他每個人都在拉低彼此的收入。所以儘管從相當短期的角度來看,此類對防洪堤的攻擊能夠提高效率,但在這個過程中導致了收入的冪律分佈,破壞了市場的基本顧客基礎。這種做法最終將會自食其果。

如果我們可以有一種有機的方式來打造呈正態分佈的收入,取代傳統的專門的防洪堤系統,也許我們可以得到更自由的、更誠實的、更公平的、更持久的、同時腐敗更少的社會。我的想法可能是錯的,但只要去計算一番就知道這種想法具有一定的意義。還有許多工作要做,但從根本上來說,這些方面存在一定的潛力。

沃頓知識線上: 如果一定請您進行預測,那麼您認為未來將把握在誰的手裡?你對此是持樂觀還是悲觀的態度呢?

拉尼爾: 我認為這是完全樂觀的一件事情,但我想稍加解釋,因為有人說過,“讀過您的書後,我感覺非常沮喪。”可我的感覺與此截然不同。悲觀主義者是那些看不到改善空間的人。世界上最悲觀的人是那些盲目樂觀的人,因為這些人認為我們已經達到了完美的程度。我在科技領域認識成千上萬這種人。科技領域有許多人認為經濟和數位技術世界的情況已經達到了盡善盡美,我們正在營造一個理想的完美境界。但我持不同看法。

事實上,我之所以撰寫這些書籍,是因為身處科技行業時,時不時聽到一些花言巧語,稱我們正在為這個世界創造大量的美好和幸福。當你突破科技行業的範圍環顧四周時,會發現事實上只有極少數的人真正發展得很好,而整體上中產階級正在走下坡路,從全域來看即將出現巨大的問題。我無法容忍這種脫節。在我看來,盲目樂觀主義從根本上是一種虛無主義。也許是一種裹著糖衣的虛無主義,但在一定程度上比公開的虛無主義更具欺騙性。

而樂觀派會說,我看見了問題,但我會開始去尋找解決方案,儘管這項工作非常艱難。這種人才是真正的樂觀主義者。

我不清楚從盲目樂觀主義到真正的樂觀主義要經歷多麼長的時間。我不知道是否本世紀就可以實現,還是要等到3個世紀之後。我不知道什麼時候可以實現那點,但其中的道理很簡單。如果你希望文明的原則是個體之間進行互動,那就必須有強大的中產階級。這個道理是堅不可破的。想要創造可持續發展的文明,除此之外別無他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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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誰擁有未來?”為什麼賈倫•拉尼爾對數字經濟依然樂觀?." China Knowledge@Wharton. The Wharton School,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16 十月, 2013]. Web. [20 April, 2024] <https://www.knowledgeatwharton.com.cn/zh-hant/article/35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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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誰擁有未來?”為什麼賈倫•拉尼爾對數字經濟依然樂觀?. China Knowledge@Wharton (2013, 十月 16). Retrieved from https://www.knowledgeatwharton.com.cn/zh-hant/article/35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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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誰擁有未來?”為什麼賈倫•拉尼爾對數字經濟依然樂觀?" China Knowledge@Wharton, [十月 16, 2013].
Accessed [April 20, 2024]. [https://www.knowledgeatwharton.com.cn/zh-hant/article/35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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