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業界在愛滋病危機中的作用和責任

 

         愛滋病病毒/愛滋病已成為當今最嚴峻的婦女健康問題，對於近期“全球婦女健康問題賓夕法尼亞峰會：不安全世界中的女性安全”與會代表們來說，這已是不爭的事實。的確，在非洲某些地區，愛滋病病毒檢測呈陽性的人群中有60%是女性，而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區年輕女性的愛滋病發病率呈快速增長趨勢。這兩項觸目驚心的統計資料使得聯合國愛滋病規劃署（UNAIDS）（聯合國所有愛滋病相關活動的協調機構）宣佈：愛滋病病毒/愛滋病越來越多地吞噬著女性的生命。

然而，克裏斯托夫·默里（Christopher Murray）的幻燈片卻依然讓代表們感到震撼。這些幻燈片講述了全球婦女死亡率和發病原因，儘管與人們普遍關注的愛滋病病毒/愛滋病問題並不抵觸，卻展示了婦女健康領域不為人熟知、更加廣泛的一面。默里，這位世界衛生組織（WHO）前執行主任和哈佛大學全球健康計畫現任理事，談到了流行病學在保健政策中的重要地位。他說：“英明的決策需要暢達的資訊，而在衛生保健決策方面，我們需要瞭解各種問題的嚴峻程度並保持跟蹤與監督。”

默里說，直到最近我們才開始系統地考察全球各地的死亡率及其他方面的疾病問題。他在談到世界衛生組織發起的一項研究時說：“二十世紀九十年代早期啟動的全球疾病負擔研究，顯然是這方面最早的嘗試。”該研究不僅關注死亡原因，還揭示了疾病和殘疾狀態下的生活費用。研究披露了其他健康問題的巨大影響，如精神病和兒童性虐待。事實上，當前的統計資料顯示，在研究全球婦女疾病負擔時，抑鬱症的發病只是稍遜於愛滋病病毒/愛滋病。給衛生保健體系造成最沉重負擔的兩大疾病是下呼吸道感染和圍產期併發症。

 

默里告訴與會聽眾，瞭解這類統計資料，可避免人們將宣傳與實實在在的流行病學混為一談。“有一種明顯的傾向……人們只關注某些能夠吸引眼球的問題，卻忽視了其他問題的重要性，”他說，“這並非說得到更多關注的問題不重要，然而，生性健忘的人們容易遺漏其他的一切[需求]。假如不宣傳，不提倡，有些事情很難進入人們的視野。”

 

政府、決策者和各種機構在安排有限的資金預算時，也總是注重那些“有所可為”的事情。在決策衛生問題的解決時機和方式時，人們也考慮到這一點。默里說：“有些問題可能是個大問題，但以當前的技術，我們所能做的微乎其微”。因此，他補充道，決策者務必要瞭解需要解決哪些問題，採取不同戰略的成本，受益者是誰等等。

 “幾十億人的傷心地”

近些年的一個趨勢是，大公司逐漸開始承擔以前由衛生部長們擔當的角色。蓋茨夫婦基金會就是一個鮮明的例子，該基金會主要關注兒童健康和疫苗問題。5月16日，蓋茨在日內瓦世界衛生大會上的發言表達了他對於世界衛生狀況的擔憂。他說：“在我看來，這個世界是幾十億人的傷心地，這是無法粉飾的事實。”他認為，很多團體應該為全球健康危機負責：只因尚未殃及後院，有些富裕國家政府對世界上最致命的疾病不管不問；私人部門也無意研製治療這些疾病的疫苗和藥物，原因是貧國根本付不起醫藥費；而發展中國家本身也沒有盡心盡力地改善本國人民的健康狀況。

來自哈佛大學的默里認為，“企業，作為向雇員提供衛生保健的雇主以及進行衛生保健技術和服務創新的巨大引擎，具有著舉重輕重的作用。”他引用可口可樂、雪佛龍德士古和喜力的實例，闡述公司如何為雇員和周邊社區創建和執行愛滋病病毒/愛滋病計畫。喜力在公司網頁談到其愛滋病毒/愛滋病政策：“我們相信，公共衛生的主要責任在於國家政府。但在國家政府無力履行基礎公共衛生責任，且這種缺位影響到雇員績效時，公司將充當組織衛生保健的輔助角色。”

事實上，越來越多的公司開始承擔這一新角色。三年前，想要在愛滋病問題上有所作為的企業們團結起來，成立了全球企業抗愛滋病聯合會（GBC）。該聯合會由克林頓執政時期的美國駐聯合國大使理查·霍爾布魯克（Richard Holbrook）領導，交流最佳範例，提供專業技術知識，並鼓勵成員公司知識共用。現在，該聯合會成員已從最初的17名增加到200名。

愛滋病的連鎖反應

全球企業抗愛滋病聯合會在宣傳材料中表示，很顯然，是清醒的商業頭腦促使企業對這一流行病做出了反應。“成本增加、生產力降低、公司經營所依賴的整體經濟環境受到威脅，這一切都可能傷害到公司的經營效益。”文中寫到，“勞動者處於風險日增的環境中，流行病對於正值盛年的人們產生了巨大的影響。”事實上，這些成為“受害者”的勞動力對公司造成了極大的打擊。由於年輕人被傳染的風險最大，因此，對於那些雇員處於愛滋病高發區的公司，其收益率勢必受到影響。例如，當雇員們患愛滋病時，公司便面臨著支付高額醫療保險、病假和殯葬津貼的問題。生產力同樣受到影響，例如越來越多的員工由於疾病或者照顧生病的家人而缺勤，以及由於人員的高度流動性，造成技術和知識的流失。

愛滋病危機還會對宏觀經濟水平造成極大的影響。世界衛生組織發佈資訊表明：在非洲國家，每20%的成年人被傳染愛滋病，非洲的國內生產總值就會降低1%。國家財政也同樣受到沉重的打擊，隨著衛生保健需求的增加，公共部門幾乎入不敷出。並且，從純粹的市場觀點來看，大流行病給家庭支出帶來巨大的災難，失去家裏的經濟支柱可能會導致家道中落，照顧生病的家人也可能使家庭背負沉重的經濟負擔。即使是在相對富裕的國家，像非洲人均國內生產總值最高的博茨瓦納，這種情況也會使得人們疲于應付。世界衛生組織和聯合國防治愛滋病組織預測到，未來10年內，在博茨瓦納，“愛滋病將從政府預算中割去20%，逐漸消蝕開發收益，貧困家庭的收入也將銳減13%”。

撇開道德動機不談，對於可口可樂這一非洲最大私營雇主來說，商業動機是非常明顯的。2001年，該公司啟動了可口可樂非洲基金，資金主要集中在衛生保健、教育和環境方面。公司2004年報告中說，“目前，愛滋病病毒/愛滋病是非洲的發展和未來所面臨的最大威脅，”並得出結論，“出於道德和商業的必要”，公司需要積極應對這一大流行病。該公司在非洲大陸的衛生領域投入了巨額資金。2003年，可口可樂的非洲分公司獲得了8.27億美元的淨營業收入，比前一年增長21%。然而，基金主席亞歷山大·卡明斯（Alexander Cummings）在2004年報告中警告說：“這種增長勢頭正受到愛滋病病毒/愛滋病傳播的威脅。”

書籍和告示牌

可口可樂非洲公司有1,500名直接雇員和6萬名罐裝廠雇員，加上他們的家人，組成了一個約30萬人的社區。可口可樂公司的愛滋病計畫範圍廣泛，主要包括提高意識和預防方案、社區參與和治療、關愛所有雇員及其家庭。該公司在執行計畫時並非單槍匹馬。它與聯合國愛滋病規劃署、國際勞工組織、聯合國兒童基金會等組織進行合作，以期獲得技術上的援助。可口可樂準備從現在起的十年間向愛滋病病毒/愛滋病計畫投入3,000萬美元，除了財力上的支持外，可口可樂公司還在採取一切可能的措施來應對愛滋病危機。例如，它利用其灌裝廠發放由聯合國愛滋病規劃署等組織編寫的教育書籍和材料、捐贈用於教育目的的告示牌，並要求其廣告和營銷夥伴為制定宣傳計畫投入時間和專業技術。

可口可樂的參與主要體現在其雇員和雇員家庭上，而其他一些公司則採用了與此不同的方法。例如，雪佛龍德士古正在研究解決疾病根源的方法。自1992年以來，該公司便一直在為改善安哥拉的血庫和血液服務做出努力，其目的是降低輸血污染的風險。該公司在有關非洲活動的報告中說，自參與此項工作以來，由於輸血而導致的新增愛滋病病毒感染病例從24%下降到了1%。

這種富有說服力的資料有助於公司評估其計畫的有效性及必要性。喜力公司在決定擴展其服務之前在中非開始了一個為期10年的愛滋病病毒防治計畫。它最初以教育為主旨，向雇員提供資訊和避孕套，並提供抗逆轉錄病毒治療諮詢和短期課程，以防止疾病的母嬰傳播。但是，2001年，該公司對計畫進行了擴展，將對雇員及其家庭成員的照顧、支持、治療也涵蓋其中。該決定部分是基於公司進行的一項研究，此研究評估了為愛滋病病毒呈陽性的雇員引入高效抗逆轉錄病毒療法（HAART）的成本效率。研究分析了提供和不提供這項療法服務的風險，以及對於喜力作為社區領袖和人性化雇主形象可能產生的影響。這項在非洲和亞洲的三個生產區域進行的研究表明，與高效抗逆轉錄病毒療法有關的風險因素並不僅限於藥物自身的成本。最終，研究得出結論：“儘管對於公司來說，抗擊愛滋病的花費不菲，但不提供抗逆轉錄病毒療法而產生的間接成本很可能更加高昂。”

正如默里所言，“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國家在衛生保健的質量和提供方面存在著很大的改進空間，同樣，企業協助解決這些問題的空間也很大。”

         然而，全球企業抗愛滋病聯合會指出，儘管由企業領導的行動正在全球對抗愛滋病病毒/愛滋病的活動中起著重要作用，但僅靠企業自身無法解決這一危機。該組織建議，“與其取代政府和政治領袖的領導，企業界倒不如通過實踐範例，通過展示如何有效地提供預防、檢測和治療服務，支持和敦促政府採取行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