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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以為是的觀念”:為什麼自由派和保守派合不來?

儘管沒完沒了的預算談判、槍支政策的爭論和其他很多問題揭示出了美國民主黨和共和黨兩極分化的現狀,但皮尤研究中心(Pew)去年進行的一項研究證實,黨派偏見已顯著減少。面對這樣的趨勢,民主黨和共和黨有可能融洽相處嗎?為了探討這一問題,最近,沃頓商學院的菲力浦·泰洛克(Philip Tetlock)教授對《自以為是的觀念:為什麼政治和宗教會把好人分開》(The Righteous Mind: Why Good People Are Divided by Politics and Religion)一書的作者喬納森·海德特(Jonathan Haidt)進行了訪談。期間,海德特解析了自由派和民主派如此難以相互理解的原因,並就如何改變這一局面的問題表達了自己的看法。

以下即為本次訪談經編輯的文字版。

菲力浦 · 泰洛克: 我們今天請到了紐約大學的喬納森·海德特博士,請他來談談自己的著作《自以為是的觀念:為什麼政治和宗教會把好人分開》。喬恩,非常高興請你來到這裡交流。

喬納森·海德特: 謝謝,菲爾。很高興來到沃頓。

泰洛克: 你這本書深入探討的一個重大問題是:為什麼自由派和民主派會如此難以相互理解呢?為什麼會這樣呢?

海德特: 道德能做到的大事情還沒有被充分認識,道德的本質在於,它能讓我們結成族群,而族群則能做大事情。在動物世界中,只有有親屬關係的動物才能達成合作,你偶爾才能看到結成夥伴的動物,但在其他情況下,你看的只有家庭。人類擁有結成群體幹大事情的驚人能力。如果回顧一下人類合作的早期歷史,你總能在其中發現廟宇、神祇和宗教的蹤跡——人們會環繞在把他們結合到一起的神聖之物周圍。但與此同時,這些神聖之物也會讓他們喪失判斷力,他們不能獨立思考,或者說他們成了黨徒,他們成了一個群體的一員。

每個國家都有其特有的這類爭鬥。自由派和保守派堅守的是不同的神聖原則、抱持不同的價值觀,他們絕對無法相互理解。同時,他們也被禁止相互理解,否則,就會被踢出自己所屬的“部落”。

泰洛克: 你的這本書是去年出版的。之後發生的事情讓你改變觀點了嗎?

海德特: 這本書出版以後,我的觀點沒有什麼改變。除了極左派以外,無論是右派、左派,還是中間派和自由派,人們對這本書的反響都還不錯。有些極左人士討厭這本書,同時,“新無神論者”(new atheists)也不喜歡它,不過這些群體正是我這本書的批評物件,所以,這個結果並沒有讓我感到意外。我開始寫這本書以後,我的觀點有了很多改變。當我開始動筆寫這本書時,我依舊自認為是個無黨派的自由主義者。其後,我開始從只是研究文化中的道德轉向研究政治文化中的道德,就好象研究不同的國家一樣。我是在2004年約翰·克裡(John Kerry)在大選中敗給喬治·W.布希以後開始轉向的,當時,我真想抓住克裡和民主黨人士的衣領問他們:“難道你們不知道怎們進行一場道德論證嗎?為什麼你們總是拿利己主義來吸引人們,總是說:‘我的政策會給你帶來更多實惠。’呢?你們不會展開一場道德論證嗎?”

我起初進入這一政治心理學領域,是為了幫助民主黨。一路走來,我一直想“鑽進”擁有不同道德觀的人們的頭腦裡,後來我漸漸認識到,每一方都能看到某些事實,都有某些洞見,都能看到自己面臨的來自反方的威脅。

泰洛克: 你自己完成了一次思辨之旅。那麼,一般人可能改變自己的觀點嗎?

海德特: 可以,不過你要研究25年的道德,要寫作一本書,在這本書裡,你還要富有同情心地描述另一方的狀態,完成了這些以後,你應該可以改變觀點。

泰洛克: 我之所以提到你改變觀點的可能性問題,是因為你在本書中非常推崇一種人們用來破解道德迷局的“道德直覺論”(moral intuitionist theory)。你能簡單說說什麼是“道德直覺主義”(moral intuitionism),以及它對我們改變自身觀點的能力有什麼意義嗎?

海德特: 好的。哲學史的一條主線就是“非理性主義”(irrationalism),從哲學角度來看,我們人類是理性的生物,或者至少可以成為理性的生物。如果我們培育自身的理性思維能力,我們就可以驅散情緒的迷霧看到真理,我們就能彼此交流,並能發現真理。我的這本書就是對這一主題的持續討論。就此而言,我非常認同大衛·休謨(David Hume)的觀點,這位18世紀的蘇格蘭哲學家曾說過,理性是,而且也只應該是熱情的奴隸。我認為,來自心理學研究的實證證據表明,我們的論據往往陷於“馬後炮”。我們提出的有關道德問題的論據,往往是我們已經知道要往哪條路走之後提出的,我們會像一位新聞秘書那樣提出自己的論據。總統會將某個觀點告訴新聞秘書,之後告訴他:“請證明這個觀點的合理性。”總統不會說:“看一下我們得出這個結論的過程的記錄,之後,向人們解釋清楚。”他會說:“利用你認為最具說服力的證據來證明這個觀點的合理性,不管是什麼樣的證據。”這就是我們的理性思維方式。這也是我們非常善於向他人提出理由的原因。但是,別人並不會因此而改變自己的想法,我們隨之認為:“噢,他們一定不夠真誠。這是個多麼強大的證據啊,可為什麼你就不改變自己的想法呢?”

改變人們思想的竅門是,首先將他們引向你的方向。首先要讓他們看到一個結論,讓他們感受這個結論。不妨想想馬丁·路德·金的演講《我有一個夢想》(I Have a Dream)。這就是一種論證,但是,它是一種埋藏在隱喻和令人振奮的言辭中的論證。它首先會讓你洞開心扉,之後,隱喻才能悄悄潛入,隨後,你會看到其中的邏輯關係。我認為,說服的理由非常重要——不過必須是合乎直覺的理由,而不是直覺排拒的理由。

泰洛克: 如果你現在是美國的總統,你會怎麼鼓勵自由派和保守派之間展開更多的公民對話呢?這是現任總統還沒有做的事情。

海德特: 對這個國家來說,位列第一位的當務之急就是政治改革,也就是讓我們的政治機構更好地運作。所有人都認為,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國會已經大大兩極分化了,這一變化有很多理由。普通人也變得更加兩極分化了。當然,身為公民,我們可以做的事情很多,但是,真正的問題所在是一個特定機構的動態,它就是美國國會。有一個名為NoLabels.org的組織提出了很多解決方案。我們都知道,我們需要進行競選籌款改革,我們需要進行選舉改革。可如果把這些問題全部解決,可能需要10年甚至20年的時間。那個組織提出了一些簡單的解決方案,其中最重要的一點就是改革立法議程,使其回到紐特·金裡奇(Newt Gingrich)(美國著名政治家,在美國共和黨內聲名顯赫。1995年到1998年期間,他擔任美國國會眾議院議長。——譯者注)時期的形式,也就是在華盛頓每週進行5天的會議,之後,每月離開一周。紐特·金裡奇任職時,他告訴新人說:“不要搬到華盛頓。”在那之前,他們都居住在華盛頓,他們或者他們的妻子或配偶都在學校董事會任職,他們彼此相熟,他們也都認識彼此的孩子,他們都有個人關係。

接下來,不妨想想看:政治家擅長什麼呢?他們都是很有熱情的人,都是擁有高超社交技巧的人,這也是他們進入這一領域的資本。他們彼此之間會做交易,那是他們的出色技能。這是一個事實上已經陷入了麻煩的機構,事實上已經形成了分權體制,可你現在說:“讓我們把他們分成兩部分吧,這樣,他們彼此之間就不再相熟了,他們之間就沒有交情了。他們在國會大廈附近就不會乘坐同一輛小型公共汽車或者同處一節地鐵車廂了。每個人都有自己的車。讓我們終結他們之間的所有個人關係吧,接下來,我們就可以讓他們解決難題了。”可這麼做是行不通的。這就是我們現在的狀況。

很多簡單的解決方案都有助於國會更好地運作。如果國會不是這麼兩極分化,那麼,充斥所有兩極分化媒體中的那些我們必須彼此仇恨、另一方要破壞我們的國家之類的資訊就會大大減少。

泰洛克: 喬恩,你在本書的最後一章寫到,商業倫理課程並不能顯著改善學生畢業後的行為方式。可是你現在已經開始在紐約大學斯特恩商學院(NYU Stern)講授商業倫理課了。為什麼要這麼做呢?

海德特: 因為他們要求我開這門課,而我又不能說不。我在這本書中的表述聽上去對此並不抱什麼希望。我堅持這樣的觀點:在一個學期中,每週講授兩堂這種獨立的課程,並不會將商業倫理的理念灌輸到人們的頭腦中,他們進入職場之後,當他們面對要做某些工作——某些顛倒黑白的工作,向消費者隱瞞某些資訊的工作——的要求或壓力時,他們也不會記起曾經上過的商業倫理課,並進而想到:“噢,可這麼做是錯誤的。”沒有證據表明(這樣的課程)會取得那樣的結果。社會心理學對“情境壓力”(situational pressures)影響的研究表明,它的影響力是壓倒性的,所以,我並不認為一門商業倫理課程真的能取得多少成效。

我的希望是,我們在斯特恩商學院能使這一課程成為為期兩年的學習過程的一部分,使其適應專業精神的需要。成為一名商界專業人士意味著什麼呢?就像全國每一所學校的學生一樣,當學生最初進入斯特恩商學院時,他們也有一個心態開放期,期間,每個人都想弄清自己應該怎麼做——怎麼做才是出色的,在這裡取得成功的正確途徑是什麼?我們會在第二學年的中間講授商業倫理課程,有些太晚了,因為他們這時候已經知道如何成為斯特恩商學院的學生了。我們想做的是,在學生入學的第一周就講授大量的商業倫理內容,並在第一學年的其他時間裡開設強化班,之後,在我們講授專業精神規範的每一堂課裡都加入某些商業倫理的內容。

更重要的是,因為我認為,在面臨情境壓力時,我們堅守行為道德的能力很有限,所以,我想教學生如何設計倫理體系,如何考慮到人類本性中的所有缺陷和古怪品性,如何學會與之打交道,以便為關心自己聲譽的人設計組織機構和創建公司。在大多數情況下,人們對自己聲譽的關切更甚於金錢。那麼,我們怎麼才能營造出這樣的環境?從某種意義上來說,人們可通過做正確的事來維護其聲譽的環境,這是最重要的原則。

泰洛克: 在政治領域,自由派和保守派之間的這些差異極為顯著,那麼,在商業倫理領域也存在這些顯著差異嗎?商業倫理的某些方面是不是跨越意識形態的呢?某些方面是不是也像政治議題一樣兩極分化呢?

海德特: 是的。商業倫理有些核心議題,比如,“信託責任”(fiduciary duty)等。你有為聘任你的人工作、完成一項協議、將他們的利益置於首位的義務。我認為,在這些核心議題上並不存在黨派之別。而在其他議題上,比如,在“企業社會責任”(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簡稱CSR)的問題上,則顯然存在黨派差異。商業倫理最火爆的主題之一,就是我們如何讓公司尊敬三個指數,或者將這三個指數最大化——不只包括財務結果,而且還包括社會效益和生態效益。顯而易見的是,這一主題能吸引左派學生,而不是右派學生。

我不知道哪些問題對右派學生更具吸引力。保守派往往更多地關注個人責任問題。而自由派則常常更關注受害者和窮人。但是,這一課程的核心內容似乎並不存在意識形態問題。

泰洛克: 舉例來說,弗裡德曼學派(Friedmanite)的自由主義者通常會將任何偏離股東賦予的信託責任的行為都視為事實上的偷竊行為。這是一種強硬的立場。你遇到過這樣的立場嗎?

海德特: 是的,我也遇到過。我讀過密爾頓·弗裡德曼(Milton Friedman)表明這一觀點的那篇文章。那是一種很有說服力的觀點。如果我們的市場確實是有效市場,在這個市場中沒有“外部效應”(externalities),不存在對公共物品的掠奪,市場擁有完全資訊,而且不存在欺詐行為,那麼,我認為弗裡德曼的觀點就是無懈可擊的。我想,弗裡德曼很清楚市場現狀,所以,他並沒有說:“噢,不管市場狀況如何,只要將股東價值最大化就行了。”

如果我們擁有這樣的完美市場,公司不會把自己的成本強加給不知情的受害者,那麼,這種觀點就有很多可取之處。但是,我們並沒有這樣一種體系,而政府的監管則是達致這樣的目標必不可少的。這也是人們的思想變得如此兩極分化的原因所在。政府的角色是什麼呢?你認為應該讓政府約束公司的權力最大化嗎?還是認為政府本身就是個問題,並認為政府的權力越小,企業越能自由創造價值呢?

泰洛克: 你認為不會有很多公司公然贊同弗裡德曼學派的立場。我接觸的幾乎所有公司都支持承擔某些形式的企業社會責任。你的經驗也是這樣嗎?

海德特: 的確如此,但大部分人都只是贊同企業社會責任的理念而已。他們總要說些什麼,而對此表達觀點則是沒有成本的。我想知道的是,到底有多少人為支援企業社會責任配置了資源。如果說公司都真心誠意地致力於企業社會責任,或者說在現實中真正這麼做的公司占壓倒多數,我會感到吃驚的。

泰洛克: 讓我們再回到你剛才談到“道德直覺主義”時提到的新聞秘書那個比喻。你能分辨出與企業社會責任熱情相擁只是新聞秘書的故作姿態,還是真正將“道德優先”(moral priority)內在化了嗎?

海德特: 我不知道如何分辨它們。我在斯特恩商學院工作的一年中形成了這樣一個觀點,無論何時,只要你談到企業,它們的狀況都會因為所在部門的不同而不同。耐克(Nike)、星巴克(Starbucks)和穀歌(Google)這樣的公司,會因為自己的聲譽而得到消費者的大力褒獎,他們的聲譽中也蘊含著巨大的利益,這些公司對消費者的抵制和公眾的批評非常敏感,所以,他們很在意自己的名譽。尤其當他們面臨巨大壓力時,他們會信守承擔企業社會責任的真誠承諾。

但對不直接面對消費者的公司來說,如果說他們會切實承擔企業的社會責任,我會大感驚奇的,比如說,邁克爾·波倫(Michael Pollan)的《雜食者的窘境》(The Omnivore's Dilemma)一書中談到的那些大型農業綜合企業,沒有多少經濟刺激讓他們承擔企業社會責任。

泰洛克: 我們再一次回到新聞秘書那個比喻,這的確是個饒有趣味的比喻,你談到了美國總統和他的新聞秘書,新聞秘書負責解釋總統的觀點,並為其辯護。可事實上,新聞秘書並不是政策制定者,他只是執行證明觀點合理的職能,這一點相當清楚。可是,你又對在道德直覺主義的框架下讓總統改變態度感到樂觀,聽上去就好像是新聞秘書在告訴總統應該怎麼做,而不是總統告訴新聞秘書應該怎麼做。

海德特: 如果你從個人的角度來看便會發現,我們都有嚴重的缺陷,當我們身處攸關自身利益或者攸關自身道德價值的緊要時刻時,我們的理性思維能力都會變得很糟糕。而只是通過幫助個人提高理性思維的能力,我們的群體理性思維能力不會變得更好,也不會發生改變。可當你將人們集中在網路、體系、公司、陪審團以及立法機構中時,人們可以彼此糾正有缺陷的思維方式。(思考中存在的一個)重要的問題是“確認偏差”(confirmation bias)。我們都很善於確證自己希望確信的東西。如果有人否定我們確信的東西,同時我們與他們又沒有什麼關係,那麼,我們就會怨恨他們,並會與他們產生爭論。可如果他們是我們公司的員工,是我們的朋友,或者是同行的科學家,(結果就大不相同了)。這就是科學領域的意識形態多元化如此重要的原因所在,因為如果所有人都有同樣的假設,那麼,就不會有人對他人提出質疑,從而,你的理性思維能力就會變得很糟糕。

我非常希望組織能按這種方式構建:將人們以能修正或者消除我們的缺陷的方式聚集到一起。隨著時間的推移,我們看到了很多“道德改變”(moral change)。這些變化並不是因為邏輯使然。舉例來說,如果你觀察一下人們對民事權利和異族通婚的觀點便會發現,50年前,很多美國人認為這些都是令人厭惡的事情,可隨著時間的流逝,人們的心態發生了改變。其理由並不在於論證,而是因為你已經習慣了。

人們現在對同性戀婚姻正在進行大量研究:為什麼人們對同性戀婚姻的態度改變得如此之快呢?原因並不在於人們突然之間就弄清了80年代就已經完成的論證,而是因為人們看了《威爾和格蕾絲》(Will & Grace)(美國首部由有線電視網播出的同性戀題材的情景喜劇。——譯者注)。是因為在20世紀80年代,大部分同性戀者都處於隱秘狀態。可因為5%的人都是同性戀者,所以,他們現在大都公開示人了,突然之間,每個人都認識了7個同性戀者,而且很多人的家裡就有同性戀者。

當你習慣某些事情的時候,它們就喪失了讓你震撼的價值,也喪失了讓你感到厭惡的價值,到了這時候,你的心態也變得更加開放了。因此說,道德的進步是可能的。從直覺主義的角度來看,如果你想一開始就獲得正確的直覺,那麼可以這麼來比喻,你應該對大象說,而不是告訴騎象人。(海德特在《象與騎象人》(The Happiness Hypothesis)一書中談到,人類的心理,有一半像一頭桀傲不馴的大象,而另一半則像是一個理智的騎象人。這兩個分裂的部份,造成人們常陷於理智與非理智的思想爭戰中。——譯者注)要讓大象走向正確的方向,之後,騎象人也就能如影隨形了。這就是人們對同性戀婚姻的心態的變化過程。

泰洛克: 你在這裡將比喻混合使用可能帶來些問題。你剛才談到了大象和騎象人,我們之前曾談過總統和新聞秘書。現在我還是想談談總統和新聞秘書那個比喻。那位新聞秘書可能會找到總統說:“我不能再推銷你的觀點了,因為你的聲譽會為此付出代價,總統先生,這個代價太大了。你應該改變自己的觀點。”這就成了一種回饋機制。

海德特: 確實如此。

泰洛克: (如果總統不改變觀點)那位新聞秘書可能會辭職走人。

海德特: 是的,可能會發生這種情況。休謨曾說過理性是熱情的奴隸,這是個有些過頭的比喻。奴隸不會向主人回嘴。這也是我喜歡新聞秘書和律師的原因。一位元律師雖然接受了客戶的委託,但他可以對客戶說:“請原諒,先生,如果你堅持,我會按你說的做,但我們會輸掉官司,結局會讓你看起來很糟糕。給你提出建議是我的信託責任。”他們之間會有這樣的回饋機制。同樣,我們在同性戀婚姻和其他問題上也能看到這種機制。在某些社交圈子裡,人們會覺得為10年前就已經輕鬆論證過的事情進行爭論是很可笑的事情。

泰洛克: 你的書得到了廣泛閱讀,而且獲得了普遍讚譽。那麼,在你看來,對本書的最佳評論是什麼呢?

海德特: 有一則評論說,我對自由派過於吹毛求疵了,但對保守派卻沒有提出足夠的批評。我認為,這則評論很中肯。因為當我寫作這本書的時候,就自由派不瞭解保守派的問題,我想了很多,這也是我專注的環節。我很想幫助自由派。我交往的人都是自由派人士,閱讀本書的大部分讀者也都是自由派人士,我論述的也是自由派的問題。我認為,保守派對某些事情的認識是錯誤的,我應該在本書中也指出這些錯誤的。

其中的一個主要問題是,自由派會不假思索地對“因果律”(the law of Karma)發起猛烈抨擊,而保守派的行為看起來則好像因果律確實存在。因果律是指人們之所以現在遭受痛苦,是因為他們以前的所作所為。有時候,事實確實如此。自由派希望停止不良行為,因為它們會導致不良後果,這是一種糟糕的事情。如果你(的不良行為)不會很快受到懲罰,社會就會衰敗。自由派全面禁止指責受害者,這就意味著他們無法發現很多社會事實(social facts)。但保守派對受害者的指責未免又太快了,所以,他們看不到不利情況如何積累、如何導致惡性循環。我確實希望自己對雙方的批評和讚揚能更公平些。當然,我對雙方都有稱讚。

泰洛克: “應得”(deservingness)的觀念在造成意識形態分野的過程中扮演著關鍵角色。你認為,保守派過於信奉應得的觀念,而自由派對它的接受卻不夠,是這樣嗎?

海德特: 不是這樣的,把應得的概念推進一步是個很好主意。就像我一樣,很多人也是當了父母之後才意識到這一點的。當然,我永遠不會去打孩子,而是去愛他、溫和對待他,我們有個很頑皮的孩子。我和妻子很快發現,我們採用的“一、二、三”的神奇方法很有效——當他行為不當時,你會對他說:“一、二、三;好了,時間到。”——小夥子,你真的得改變行為方式了。這是個必然的結果,要很快懲罰他,不過快速的懲罰不必很嚴厲。

有很多自由派朋友也在試圖和孩子們理論,他們不想把自己的權力強加給孩子,他們不想懲罰孩子。他們會對孩子說:“那是個明智的選擇呢,還是個不明智的選擇呢?”而保守派則總是能堅守公正,他們會一次又一次地和孩子理論。確切地說,如果你行為不當,就應該受到懲罰;如果你做了好事,你就應該得到褒獎。事實上,我在本書以及茶黨(Tea Party)聚會交流時都表述過“停止懲罰成功,停止獎勵失敗。”的意思。這是人們對因果律的最好解讀。

相比之下,自由派卻表現了這樣的心跡:“向富人光明正大地徵稅,他們怎麼能讓我們挨餓呢?”所以,如果有人挨餓,富人當然應該繳納更多的稅金;我們必須平等。自由派很看重平等,可如果你推進平等,往往就會違背公平的原則。我們能在平權行動(affirmative action)中看到這種心態,也能在“教育法修正案第九條”(Title 9)(該修正案規定,任何人都不應該因為性別的原因被排除在由聯邦資助的教育和活動計畫之外,不能被剝奪這個計畫和活動提供的待遇,也不能因性別原因受到這個計畫和活動的歧視。——譯者注)的執行中可看到這種跡象,該修正案要求學校在體育運動方面給予男女學生同等的待遇,所以,所有的學校都竭盡全力把女生招進運動隊,並把男生剔除出運動隊,因為他們沒有足夠的金錢支付男生運動隊所需的費用。在很多學校,學生沒有從事體育活動的平等機會,而“教育法修正案第九條”就是為使男女學生獲得均等機會的法規。保守派人士會對(機會不均等的現狀)感到氣憤,而自由派人士想到的則是:“噢,為什麼機會不均等呢?一定是性別歧視還在作怪。”

泰洛克: 你能將這些相互衝突的觀點以一種非常精妙而且複雜的方式整合起來。但是,大部分人並不會以這種方式思考,是吧?

海德特: 如果你是個黨徒,你確實不會以這種方式思考。新聞秘書通常不會說:“好了,可從另一方面而言,共和黨在這一點上是正確的,而民主黨在那一點上則是正確的。”如果他這麼說了,他就會被解雇。所以說,如果你是個黨徒,你就不能以綜合性的方式思考問題。研究表明,你越極端,你對大部分問題就越不會採用綜合性的複雜思考方式。

大部分美國人都沒那麼極端。雖然美國人大都會將自己歸為某一方,不過他們並沒有那麼極端。我們的政治生活是被媒體宣揚的某些更極端的因素左右的,媒體有自己的商業模式,他們不會迎合人們進行綜合性複雜思考的需要。所以,你需要做些工作,需要去探尋,需要付出些努力來瞭解對方的觀點。當我這麼做時,就得到了重要啟迪。我非常熟悉自由派的思想,我的整個一生都在閱讀他們的著作。而當我開始閱讀保守派關於社會秩序、傳統的價值以及社會有多麼容易失序的著述時,它們給我的啟示讓我深受振動,就像自由主義的思想一樣。

舉例來說,幾天前,我就聽到了一則非常簡潔的闡述。自由主義哲學家大衛·施密茨(David Schmidtz)曾說過,自由市場社會就是一個龐大的遊戲,你可以通過讓他人獲得好處而勝出。這是一個既簡單又清晰的表述,它反映了自由主義者對自由市場的認識,並表達了這樣的觀點:自由市場鼓勵我們所有人都創造他人需要而且願意為其掏錢的東西,從而,所有人都會因此而獲得好處。

泰洛克: 你相信,如果更多的人都能採用這種更富綜合性的複雜思考方式,我們國家就會變等更好,個人和社會也都會變得越來越好。那麼,從教育和政治角度來說,要想引入這樣的思考方式,具體應該怎麼做呢?正如我們剛才總結的,我們似乎陷入了一種危險狀態,就如何擺脫這種危險狀態,你提出了很具體的建議,設法按這些建議去做大有裨益。

海德特: 請大家不要再鬥嘴了,我們看看作為個人,作為教育機構,都可以做些什麼吧。莎士比亞的戲劇中有這樣一句話:“我們首先要做的事情,就是殺死所有的律師。”我可不推薦這麼幹。我的建議是:我們首先要做的事情,就是取消代數以外的所有數學課。不要再讓我們的學生在學習數學上浪費這麼多時間了,那些東西毫無用處,也毫無幫助。應該給他們講授更多的公民課。在這些公民課上,要給他們講授自由主義史、保守主義史,給他們講授意識形態史。讓他們為心懷尊敬地對待這些悠久的知識傳統做好準備。

其次,要教他們統計學。砍掉微積分課程。當然,如果學生自己想學微積分也沒什麼問題。但是,每個人都應該學習統計學。這個學科可以切實幫助你理解來自社會科學和其他領域的資料。即便在中學,我們也可以做很多工作讓學生為其公民身份做好準備,而不是用學習數學和希臘語來訓練學生的腦子,那是19世紀的觀念。

而在我們的大學裡,如果我們可以進行更開誠佈公的爭論,對宣稱自己的感受受到傷害的人不那麼敏感,將是很好的事情。我們的大學應該成為爭論和討論的場所。我們的文化傳統是非常喜歡爭論,可在人們中間卻形成了這樣的觀念:每個人都有自己的感受不受傷害的權利。這是個糟糕的事情。這意味著我們永遠也無法與和我們不同人交流,我們會從這樣的討論中逃之夭夭。所以,要想幫助我們提高思考能力,我們可以做的事情很多。

不過要想得到更好的結果,我們並不需要讓所有人都能用更富綜合性的複雜思維方式思考問題。我們可以這樣來組建我們的政治機構:將頭腦簡單的思考者以能產生綜合性複雜思考的結果的方式聚集到一起,只要他們不妖魔化對方就沒有問題。這是關鍵所在。我並不想改變人們的思想,讓每個人的立場都變得不偏不倚。我只是希望人們不要再妖魔化對方,我希望人們能這樣交流:“我不同意你的見解。就幫助窮人的正確方法而言,你我存在分歧。不過我認為,對我方沒有清楚看到的某些危險,你那方很敏感。”無論面對的問題是什麼。我強烈建議讀者看一看我創建的網站AsteroidsClub.org。這個網站能説明人們認識到,一方已經看到了小行星正在向地球飛來,可另一方則“把頭埋進沙子”,甚至對小行星來襲拒不承認。就停止妖魔化對方,或者至少讓各方尊敬人們之間的知識水準差別而言,我們有很多工作可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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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以為是的觀念”:為什麼自由派和保守派合不來?." China Knowledge@Wharton. The Wharton School,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17 七月, 2013]. Web. [01 December, 2020] <https://www.knowledgeatwharton.com.cn/zh-hant/article/35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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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以為是的觀念”:為什麼自由派和保守派合不來?. China Knowledge@Wharton (2013, 七月 17). Retrieved from https://www.knowledgeatwharton.com.cn/zh-hant/article/35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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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以為是的觀念”:為什麼自由派和保守派合不來?" China Knowledge@Wharton, [七月 17, 2013].
Accessed [December 01, 2020]. [https://www.knowledgeatwharton.com.cn/zh-hant/article/35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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