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路人可能會輕易地誤將這家頗具創新性的研究性機構的總部當作很多工廠中的一個。在深圳市破舊的港區鹽田區，這棟依山而建的建築在幾年前還是一間工廠，而現在則雲集著尋求在生物科技領域取得下一個突破性成果的年輕科學家。
儘管外觀很低調，不過，深圳華大基因研究院（BGI，以下簡稱“深圳華大”）的總部在生物醫藥界已經頗為有名。該研究院于1999年創建于數百英里之外的北京，在2007年搬遷到深圳之前，就已經在全球生物技術領域有所建樹。來到深圳之後，深圳華大吸吮著這座城市——中國最年輕也最具活力的城市之一——的創造力汁液。
雖然已經衝破了北京這個被企業認為頗為沉悶的環境，不過，深圳華大目前依然面臨著人力資本的嚴峻挑戰——要想保持其業界的領先地位，就要成為全世界的科學家所樂意選擇的雇主。“我們處於一個新興行業，對高技能人才的需求非常旺盛。”深圳華大副院長王俊在6月出席於深圳舉辦的一個生物技術研討會時談到，“我們真切地感受到，吸引和培訓真正的專業人才很困難。”該研究院共有3680名員工，其中超過四分之三的員工在深圳工作。
深圳華大的憂慮並不罕見。當地很多其他行業的高管也發出了同樣的歎息。大約1，000萬的總常住人口使得深圳成了中國最大的城市之一。近年來，許多知名公司選擇在深圳建立總部。作為一座重要的港口城市，深圳正在與上海爭奪資源。目前，吸引外國人才不但對王俊這樣的企業界人士是當務之急，而且也是深圳官員的要務。
就像珠江三角洲——對中國的出口經濟繁榮可謂居功至偉——的很多城市一樣，深圳的局面也發生了改變。雖然以前的經濟支柱——一大批廉價服裝、電子產品、汽車零部件、玩具和其他出口產品——對這個城市依然很重要，不過，隨著深圳和廣東省其它城市變得越來越富裕，加之傳統低端製造業的成本日趨上升，城市之間為吸引更先進的現代服務業和技術型企業而展開的競爭也在日益加劇，這樣的競爭有助於促進中國經濟向附加值更高、創新驅動型經濟的轉型。其中，解決技能差距成了關鍵所在。
為了解決這一問題，深圳啟動了大膽的行動。深圳市政府於今年4月出臺了“孔雀計畫”（Peacock Plan）以引進海外高層次創新創業人才。深圳附近的其他城市——佛山、廣州和東莞——也推出了吸引人才計畫，但是沒有像深圳市這麼雄心勃勃。孔雀計畫將對引進的海外高層次人才，給予80～150萬元的獎勵補貼。從2011年開始，深圳市政府將在未來5年每年投入3～5億元，用於海外高層次人才配套服務和創新創業專項資助。
深圳本身就是一個創新的產物。就在30多年前，它還是一個人口只有20萬的小漁村，籠罩在南面生氣勃勃的港口城市——香港——的陰影之中。但是，自20世紀70年代末以來，即當時的國家領導人鄧小平宣佈對外開放政策之後，深圳已經從赤貧變成了巨富，現在是很多聲名卓著的公司的大本營，包括電信設備製造商華為公司和中興通訊公司，互聯網服務商騰訊公司，以及電池和汽車製造商比亞迪公司等。此外，深圳同時也是各類海外公司的基地，比如，臺灣的富士康公司（Foxconn）在深圳設有生產基地，其中之一為蘋果公司（Apple）製造iPhone手機；法國汽車製造商標緻汽車公司（Peugeot）最近在深圳與長安汽車公司組建了合資企業。
另外，深圳作為創建企業最佳城市之一的聲譽也在日漸增長。連續兩年，深圳都擊敗了中國的其他大約300個城市，被位於香港的非營利機構“中國城市競爭力研究會（China Institute of City Competitiveness）”評為“最具創新性”的城市，緊隨其後的是重慶和廣州。“深圳是個非常開放的城市。”深圳華大外聯部負責人楊必成（音譯）最近在陪同來賓參觀時談到，“這個城市鼓勵創新，而且沒有那麼多條條框框。”
從實驗室到市場
然而，有專家認為，孔雀計畫能否成功，取決於政府能否認識清楚打造創造性企業所必須的能力。美國對外關係委員會（the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研究員亞當·西格爾（Adam Segal）認為，第一步就是識別創新的“硬體”部分（比如，投資建設基礎設施）與“軟體”部分（比如，構建和激勵願意承擔風險的企業文化）的差異。在談到“硬體”投資時，他認為，中國在這一方面做得很好，但是，“將創想從實驗室引向市場的社會認知、政治認知和文化認知”方面，與其他國家相比，中國在這一方面的落後“非常顯著”。
去年，中國在全球研發投入中的份額達到了12.3%，自政府於2006年推行“自主創新”的發展政策以來，中國在全球研發投入中的比例一直在穩定增長。在其他方面，這個國家也正在趕上來——專利申請總數一直在持續增長，儘管其中的大部分依然還是低品質的專利。此外，本土大學授予的科學和技術博士學位也越來越多。然而，中國目前的創新主要還是“利用設計方案，更便宜而且更快地生產一種產品。”西格爾談到，“現在，大部分動機都旨在複製其他市場的創新、儘快推出產品以及將產品在中國的市場當地語系化。”具有突破性意義的創新之所以在中國不會很快出現，是因為“這裡的研究環境不傾向獎勵原創，以及不鼓勵挑戰權威。”他補充談到。
與其他國家比起來，在中國，大學的研究機構與企業之間的斷層也更大，北京中國科學院研究生院管理學院副院長、創新研究教授柳卸林談到。“政府的很多錢都投到了大學和研究機構的研發上面，但是，它們完成的研究成果與企業的實際需求卻相距甚遠。”
“對於這些研究機構的大規模投資，與（這些機構研究的）所產生的內容之間存在著斷層。”位於夏威夷的智庫東西方研究中心（East-West Center）的研究員蒂特·恩斯特（Dieter Ernst）談到，“中國重點大學的高層非常清楚怎麼做才能消除障礙，從而使創新的‘軟體’部分得以發展，那些擔任大學管理職務，同時也在相關研究機構工作的人也清楚這一點，但是，將這些資訊有效傳遞到（政府的）更高層卻困難重重。”
召喚外國專家
至於說深圳，“這裡確實存在著人才的短缺。”北京大學深圳研究生院（PKUSZ）人力資源部經理劉洋（音）表示。她認為，深圳的計畫“從短期來看很好”，因為對正在找工作的研究人員來說，美國和歐洲的經濟衰退可能使中國成了很有吸引力的地方。不過她也坦承，“在美國等地，依然有更好的環境適合於創造性工作。”
在她看來，無論是利用這些資金幫助減少雇主的人頭費用，還是用於留住現有的學者，目前判斷教育機構將如何從孔雀計畫中受益還為時尚早。她還談到，北京大學深圳研究生院的初步招募計畫主要瞄準“中國的海歸派”，比如在海外學成歸來的中國專家。
北京大學深圳研究生院科學研究部的負責人孟毅（音）表示，在5月進行的第一輪申報中，該大學只有兩位教授申請了孔雀計畫的津貼，兩人都是中國國籍，都曾在國外學習，都不是該計畫中所針對的外籍人士。
觀察人士指出，改計畫執行過程中有一個因素可能會讓外國人才的興趣大減，這就是：申請人必須用漢語提交專案建議書，而且要在由深圳政府組建的一個委員會面前答辯。還有人對中國有關政策的執行力度表示關切，比如智慧財產權保護政策。
深圳華大的楊必成認為，如孔雀計畫這樣的政府計畫，還並非該機構人力資源策略的重點。雖然該研究院曾得益於其他公共資助項目。在2008年，深圳華大基因研究院以一個基因測序項目參與全球人類基因計畫後，深圳政府注意到了這家公司，並為該公司現有的場地提供了免租金待遇，其後的兩年，分別為該公司的設備和研究提供了310萬美元和460萬美元的補助。
深圳華大根據孔雀計畫為一位元外國研究人員提交了一份申請，不過，這位研究人員已經是該研究院的員工了。楊必成表示，深圳華大延攬人才基於這樣的假設：吸引頂尖科學家和創新人才的最佳方式，並不能仰賴政府的資助，而是要讓該機構在本專業領域享有全球性的良好聲譽，這樣，“如果你確實想在中國進行重要的研究工作，你就會到深圳華大基因研究院來。”截止到目前，深圳華大的人才戰略一直是通過與大學的協作以及提供實習機會的方式吸引年輕的中國科學家和研究人員。
深圳華大在深圳有大約3，000名全職員工，平均年齡只有25歲，其中有12位外國人。該機構希望能夠吸引更多的外國學者和研究人員長期任職，以增強公司已經建立但規模尚小的外國顧問群體。在深圳華大工作近一年的來自英國的斯科特·愛德蒙斯（Scott Edmunds）是研究院於去年推出的科學雜誌GigaScience的一位編輯。他表示，除了其他問題以外，簽證的官僚主義繁文縟節，以及生活品質等問題，也是這類中國研究機構吸引全職外國研究人員時面臨的最大挑戰。同時中國還面臨著來自美國、印度以及鄰近地區香港在人才領域的激烈競爭。
即使中國不能吸引到頂尖級的創新人才，不過，“我認為，他們還是能吸引到某些國外人才的。”西格爾認為，“但是，這些計畫的長期影響比較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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