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公司的領導者,常常希望以美國總統為榜樣來學習領導力——無論是好是壞。但是,最近在“沃頓領導力研討會”(Wharton Leadership Conference)上發表演講的總統歷史學家(presidential historian)理查·諾頓·史密斯(Richard Norton Smith)則認為,認識到歷史對總統表現的評價往往會變化這一點至關重要。他提出了能經受得住時間考驗的評價一位總統的十條原則。
他談到,比如,在約翰·F·甘迺迪(John F. Kennedy)(美國第35任總統1961-1963)總統充滿活力的“卡米洛王朝”(Camelot era)時期,德懷特·艾森豪(Dwight D. Eisenhower)(美國第34任總統1953-1961)在某種程度上被人們認為是無所作為的總統,人們對他的評價遜於對賈斯特·亞瑟(Chester A. Arthur)(美國第21任總統1881-1885)的評價。與受公共關係驅策的甘迺迪總統形成鮮明對照的是,艾森豪常常說:“總統的工作就是說服,而不是宣揚。”的確,作為總統,這位諾曼地登陸的最高指揮官如此難以琢磨、如此不願出風頭,以至於歷史學家總是給予他平庸的評價。
然而,在艾森豪離任近50年之後,學者卻改變了自己的觀點。有關他任職總統期間的論文,揭示出了一個技巧高超的政治人物形象,他總是靜靜地在幕後工作,而不受政策、組織和知識份子的判斷的驅策。儘管受到了解救法國的壓力,在1954年,他依然以自己的先見之明——東南亞戰爭的花費將會遠遠超過從中獲得的戰略收益——規勸人們,要讓美國置身于越南之外。
“沒有哪個單一原則能評價總統的表現。”史密斯談到,最近,他在由沃頓人力資源中心(Center for Human Resources)和領導力及變革管理中心(Center for Leadership & Change Management)聯合發起的第13屆年度“沃頓領導力研討會”(Wharton Leadership Conference)上發表了演講。“艾森豪比任何其他人都清楚地表明瞭,每一代人都應該‘根據新的證據、後續諸位總統的表現以及與時俱進的觀點來重新檢視自己當初的臆斷。’”
“只要我們還要選總統,美國人就會一直修正自己對總統的評價。”史密斯說,他已經出版了湯瑪斯·艾德蒙·德威(Thomas E. Dewey)(1902-1971,美國政治家,在1944年和1948年的總統選舉中被共和黨提名參加競選,在隨後的旅行競選中出乎意料地被哈裏·S·杜魯門擊敗。——譯者注)、赫伯特·胡佛(Herbert Hoover)(美國第31屆總統1929-1933)和喬治·華盛頓的傳記,這位總統研究學者現在弗吉尼亞州費爾法克斯(Fairfax)的喬治梅森大學(George Mason University)執教。人們忽略的是,備受尊崇的華盛頓“事實上是一位有著巨大爭議的總統”,他在任職期間,其畫像曾被人焚燒,並被指責為“革命的叛徒”。
歷史修正主義和反修正主義之間的較量,為人們對國家領導人的評價“像爆玉鍋裏的玉米一樣跳來跳去。”的原因提供了解釋。史密斯談到。比如,研究甘迺迪和尼克森的歷史學家小亞瑟·施萊辛格(Arthur M. Schlesinger, Jr.),更偏愛那些“富有變革能力”總統,這些充滿個人魅力的領導者促進了更強大的聯邦政府的形成,泰迪·羅斯福(Teddy Roosevelt)(美國第26任總統1901-1909,泰迪為其昵稱——譯者注)和佛蘭克林·羅斯福(Franklin Roosevelt)(美國第32任總統1933-1945)就是這種總統的典型。一種更為精細的研究方法——在他們所處時代的背景下而不是事後來評價領導人——激起了人們對吉羅德·福特(Gerald Ford)(美國第38<SPAN lang=ZH-TW style="FONT-SIZE: 10pt; FONT-FAMILY: PMingLiU; mso-bidi-fo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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