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新定義公司治理：高管薪酬和綠色投資正在引起關注

米爾頓·弗裏德曼（Milton Friedman）錯了。

這位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在其1970年的開創性論文中寫道，除了為股東賺錢之外，公司沒有任何社會責任。股東至上的原則指導了一代又一代的企業高管、董事會成員和決策者，他們確保讓企業自由市場中在以利潤為唯一目標前進。

弗裏德曼在2006年去世。如若在世，他或許會感到驚訝，2019年，由美國的首席執行官組成的商業圓桌會議組織（Business Roundtable）發佈了一份聲明，將公司的宗旨修改為促進“服務於所有美國人的經濟”（economy that serves all Americans），“所有美國人”包括客戶、員工、供應商和社區。

沃頓商學院金融學教授盧克·泰勒（Luke Taylor）表示：“令人驚訝的是，公司治理的原則發生了如此重大的變化。我的觀點是，公司不應該讓股東價值最大化。相反，他們應該讓股東福利（shareholder welfare）最大化。這兩者是有區別的，因為股東可能關心的不僅僅是利潤。”

泰勒在11月16日題為“重新定義公司治理”（Redefining Corporate Governance）的小組討論會上發表了以上觀點。該討論是沃頓商學院主辦的《超越商業》（Beyond Business）系列研討會的一部分，該活動旨在探討影響世界各地組織和個人的最複雜和緊迫的問題。

沃頓商學院院長埃裏卡·詹姆斯（Erika James）主持了討論會，與會者還有沃頓管理學教授瑪麗·亨特·麥唐納（Mary-Hunter “Mae” McDonnell）和布萊恩·斯塔福德（Brian Stafford），後者畢業於沃頓，是最大的公司治理、風險、合規和ESG（環境、社會和公司治理）服務公司Diligent Corporation的首席執行官。

小組成員表示，即使粗略地看一下現代董事會的構成，也可以看出它們發生了多麼重大的變化。近年來發生的環境破壞、新冠疫情、社會和種族不公正、性別不平等、突破性技術發展和其他壓力正在促使公司更廣泛地審視他們的目的和使命。他們希望董事會成員在影響力投資、人力資源、審計和會計、危機管理和人工智慧等領域具有專門知識。

麥唐納解釋說：“許多董事會都沒有能力對這些非市場危機提供戰略指導，而這些危機卻可能是如今企業面臨的最大風險。公司正在通過調整董事會的配置來適應這種趨勢。這種轉變使董事會能更好地理解和引導公司渡過更加動盪的社會和政治環境。”

董事會成員與高管之間的關係模式也從幾乎是敵對關係轉向更大的合作模式。麥克唐納將董事會角色的轉變比作從“員警”到“裁判員”。

斯塔福德表示同意：“我們發現很多董事會成員現在開始真正介入公司管理了。在他們擁有專業知識的地方，更直接地與管理層打交道，並實際幫助管理層解決手頭的問題。”

這些變化不僅有助於公司渡過難關，也有助於公司滿足客戶和員工的需求。這些利益相關者希望公司在環境、社會和公司治理目標（ESG）方面保持透明和真實。斯塔福德說，人們現在對高管的政治傾向也會比較警覺，如果這位CEO發表與公司觀點不符的言論，董事會將很快進行干預。

高管薪酬引關注

消費者對ESG的關注也使高管薪酬成為焦點。小組成員表示，薪酬是一個熱門話題，因為它與企業價值直接相關，至少在客戶和員工眼中是如此。

斯塔福德說：“這與你想讓什麼最大化的話題有關？你是想讓利益相關者的價值最大化，還是想讓股東的價值最大化？” 

麥唐納表示，高管薪酬正根據“按業績計薪”的理念飛漲，但這一理念並沒有延伸到為公司的成功做出貢獻的普通員工身上。

研究表明，這種巨大的薪酬差異和公司內部乃至整個社會裏產生的有害後果有關，包括士氣低落、合作減少、公共產品投資不足和犯罪率上升。

她認為：“董事會需要瞭解為何解薪酬不平等會造成重要的後果。我們確實需要關注一個公司內部只有最高層才能享受巨額薪酬所帶來的更廣泛的社會影響。”

麥唐納表示，公司可以通過使用薪酬方案中的長期激勵來獎勵達到非財務績效目標的高管，而不是將ESG目標視為“某種年度獎金”，來激勵高管追求社會或環境績效。她說，目前約有一半的標普公司將高管薪酬與社會和環境成果掛鉤，研究表明，這有助於推動ESG目標的實現。

更環保的投資策略

雖然薪酬是影響ESG績效的一個強有力的杠杆，但投資策略的強大力量使其黯然失色。泰勒一直在研究ESG投資，這些投資近年來表現良好。這是因為對環境的關注比預期的更為強烈，增加了投資者對綠色股票的需求和客戶對綠色產品的需求。

但泰勒表示，沒有跡象表明ESG回報率將繼續保持高位。綠色公司的股票目前價格昂貴，因為ESG投資者推高了它們的價格。

ESG投資的興起使得綠色公司的資本成本更低，而非綠色公司的資本成本更高。泰勒說，他希望所有公司都變得更環保，以提高股價，並將資本重新配置給綠色企業。

泰勒說：“由於ESG投資的興起，我們應該看到更少的煤礦，更多的太陽能發電廠。”

但他警告說，自由市場並不能解決所有問題。決策者必須起草更好的法規。“僅ESG投資者無法拯救世界。我們需要的不僅僅是ESG投資者。我們還需要明智的規則，我們需要明智的法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