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东欧难民到美国富豪：他认为企业界必须改变“股东至上”的理念，重新重视普通员工利益

彼得·乔治斯库（Peter Georgescu），罗马尼亚移民的后裔，扬罗必凯（Young＆Rubicam，美国著名广告公司）的前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他认为“美国梦及其所象征的希望对大多数美国人而言已一去不复返”。他在本思想专栏中讨论了美国怎么会走到今天这一步，以及企业界应该如何改变现状。

美国似乎在政治和经济上都乱了方寸。经济变得越来越支离破碎，每个政治派别和思想流派都声称他们的解决方式是“唯一之道”。大多数情况下这些方法相互冲突，有时甚至是故意为之。合作如今鲜有发生。僵局取胜，人民和企业受损。唯独缺少问对问题、研究以及透彻分析的能力，来探索我们为什么处在前路渺茫的社会经济的死胡同。

恰恰相反，我们将经济停滞视为不可避免，或提出已被过去证明无效的解决方案。例如白宫倡导的医疗保健计划，将大幅削减医疗补助。白宫预算主任米克·穆瓦尼（Mick Mulvaney）表示：“我们政府既要照顾有需要的群体，也要照顾为有需要的群体纳税的群体”。不难意识到这个计划将注意力转向纳税人，而不是有需要的人，仍然否认当前经济严重不平等的现实。

更糟的还在后面。该提案将使2200万人最终将丧失健康保险。如果已有疾病的人依赖政府向面临严重财政挑战的州提供大量补助，他们将最终被忽略。他们用自己的方式在同样的程度上否认美国的经济危机。白宫预算利用这些医疗补助削减，建议最富有群体应该享受大幅税收减免。这不是扩大不平等，加剧每个人都在试图用短效方案解决的问题吗？

那些人的理由是：企业将与富人一起获得税收减免，符合降低税收将刺激经济增长的涓滴理论。但是，多年税收减免的利益已经藏匿于海外，或者投资于仅为创造更多财富的金融工具，而不是投资于美国国内增长。财富没有渗透下来。

我们缺少的是直面经济困境的根本原因并扭转其社会影响的能力。顺便再提一个再简单明显不过的问题：为什么像我这样收入位于前20%的人需要个人减税？我们按现行税率缴税没有问题。

如果我们对核心问题足够关心，问一问我们是怎么走到这一步的，将看到一个不同的真相。这个真相直指我们国家面临的生存危机，即经济不平等及其对绝大多数美国人的灾难性的社会经济后果，随之带来非良性经济、低就业增长、停滞的工资水平，以及个人和国家攀升的债务。

一个清晰、简单的统计数据充分说明了我们的险境：工资在40年前停止增长并在此后一直停滞不前。同时，由于各国经济全球化，企业不断找到有效方式降低成本，稳步提升利润，惠及股东。所有的这些过程都非常明显，但直到最近才成为国内舆论的热点话题。没有人真的认识到如何解决这个问题。没有人提出这个包含两方面的问题：这是不可避免的吗？还是有办法扭转美国经济被侵蚀的局面？

如果您的收入在前20%，你可能不明白为什么有人担心这一切。牛市正在创造历史记录，失业率似乎恢复正常（因为统计的方式），所以大多数观察人士——也是媒体从业者——认为美国经济已经回到正轨并在增长，以为我们看到的就是真相。

股市除了让我们了解能从美国经济中获取多少利润以外，无法准确衡量任何指标。短期利润成了重中之重。每一年，每一季，利润必须增加。结果，首席执行官通过减少岗位和维持工资水平停滞不前等所有可行的方式不断推升收益和股票价格。

这种经营方式是自我毁灭的，正在把我们带向灾难。如今的世道变成了股东来要求和获得最大短期回报。股东至上已经成为近半个世纪以来我们思考商业的根本原则，大部分商界人士对此像空气一样习以为常。同时，这一理念一直在破坏创造新市场和健康社区的土壤，而这些正是公司使股东长期获益所需要的。 

企业利润上升，员工工资下降

长话短说：即使在经济几乎停滞的时期，企业利润仍然处于历史最高点，尽管近几个月工资稍稍偏离长期的停滞趋势，但总体上几乎无法应对通货膨胀。虽然美国收入最高的四分之一富有群体的收入和财富显著上升，但处于收入中位数的 家庭与1989年相比只提高了不到1%。自1980年以来，工资保持平稳或下降。自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91%的收入增长都来自收入最高的1%群体。

因此，大多数家庭的债务越来越重。近60%的人入不敷出，必须靠借钱来保证糊口和支付账单。我们没有一些发展中国家的“极度贫困”问题，但一半以上的人正在向破产靠近。此外，美国的社会经济不平衡和不平等在发达国家中最严重。这个国家已成为机会的荒原。美国梦及其象征的希望对大多数人而言已经一去不复返。

可是，这并不意味着我们注定只能处在这种功能失调的失衡状态中。

如果私营部门能醒悟过来，担当责任，我们可以扭转这一切。公司必须认识到员工才是成功的源泉，而不只是损益表上的一项成本。企业可以从两大方面开始挽救资本主义：

• 首先，投资于实际价值创造者——员工。实行公平薪酬，让员工分享生产率增长和创意创新的利益，这些利益也是由他们自己创造的。

• 第二，企业必须积极投资于自己的经营，将利润转化为生产力和创新，提升业绩，并不断增加创造性工作。

这种运营方法并不新鲜，也不激进。这其实是我们在半个世纪前经商的方式。当时正值美国经济繁荣期间，大多数成功的公司都有对雇员、客户、公司本身、社区以及国家这些各种利益相关方的责任感。由于在经营中注重加强这些相关群体，美国经济在20世纪40年代后期到70年代之间蓬勃发展，美国成为了有史以来最大的繁荣引擎。这一切在70年代末开始改变。我们的愿景变得局限，开始仅仅关注对股东的回报。所以，我们亟需纠正自由市场资本主义的愿景，重拾对多个利益相关方乃至整个社会的广泛责任感。

我不是第一个提出这个建议的人。许多“利益相关方至上”的倡导者一直将股东至上视为祸首。康奈尔大学法学院的林恩•斯托特(Lynn Stout)和阿斯彭研究所的朱迪丝•塞缪尔森(Judith Samuelson)多年来一直在批判这个理念，并在高管中鼓励一种新的责任感。例如JUST Capital这样的组织诞生了，推动更明智的公司治理形式。通用电气公司前首席执行官杰克·韦尔奇（Jack Welch）也将股东至上称为“世上最蠢的想法”。 

让员工更有创造力

开明资本主义（enlightened capitalism）的目标简单明了：建立一个敬业、忠诚、有动力和创意的劳动力群体。这可以通过员工合理待遇以及积极投入研发来实现。目标：持续创新及其带来的增长。因公司及其所在行业动态的不同，每个公司都需要以自己的智慧和灵活性来调整和适应新常态。另外，应考虑以最高效和最有效的方法来提高高管以外员工的薪酬。

最重要的是增加薪酬10万元以下员工的工资。这些资金应该来自生产力和创新收益的合理、逐渐增加的分配。换言之，当领导层找到通过提高效率增加利润的新途径，他们就把获得的收益与员工和股东分享。（通过限制股票回购和降低股息减少的金融工程成本也可同样分享）。

薪酬的增加可以根据情况以现金或股票形式实现，例如一种形式的限制性股票等。这可以是一个包含幅度减小的五年计划，重新评估改进后继续执行。

以公平公正的方式做到这一点有两个基本概念。第一个是公平薪资：这意味着分享由组织生产或创新产生的增值。这是公允价值（fair wage）。第二个是维生工资（living wage）。这适用于工资等级较低的人群。人们拿的工资应该足够支付账单，就是这么纯粹简单。维生工资不应该是一个一刀切的数字; 可以根据不同地点的生活成本而有所不同。曼哈顿和伊利诺伊州的皮奥里亚的工资将与孟加拉国和巴黎的工资不同。维生工资必须切合实际，在当地和整个地区范围内属于慷慨水平。从另一个角度说就是，给够工资，让员工对为你工作感到自豪和幸运。

所有这些都会从多方面改善我们的经济和社会，而且能从根本上推动需求。很简单，这可以让各阶层的人增加消费，从而刺激每个行业的增长，创造新企业诞生和旧公司发展的条件，并带动就业。有一个好消息，许多私营公司和上市公司已经意识到为所有利益相关方做对事情能使成功惠及企业、员工和股东。在所有企业注入这种文化将有可能使美国重新成为全体人民的机会之地。

我爱美国。美国成就了我。在罗马尼亚度过悲惨的童年后，我于15岁作为移民来到这里，找到了许多机会。因为被罗马尼亚共产党派去做苦力，我来之前有大约五年没上学。东欧铁幕降临时，我的父母被困在美国。有人勒索我的父母，强迫他们给苏联当间谍，幸运的是勒索失败，成为他们命运的转折点。他们决定向国际媒体讲述自己的故事，公开这个国际丑闻，最终艾森豪威尔总统用苏联间谍换取了我们的生命和自由。

作为一个移民，我得到许多人的帮助，有机会在好学校接受“突击教育”，并供职于扬罗必凯。感谢幼年欧洲吃苦的经历，我在几十年后成为了公司的负责人。埃克塞特学院院长让我入校就读，不是因为我符合他们的入学要求，而是因为他认为这是对的事，并相信我会赶上其他同学。在我受教育和大部分职业生涯中我都遇到这样的同情之举。只有在美国，像我这样的移民男孩才能步步前进实现美国梦，做最好的自己。

当我在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一职上退休时，我明白我生命中真正的英雄是美国。这曾是一个公司普遍把员工放在第一位的国度; 一个重视关心与同情，尊重并赞誉公平公正的国度。私营部门当时急剧增长，给所有人带来希望：这将是一个不同的世界。我担心如果我现在到达美国，与我半个多世纪以前面临的机会相比，我的未来会非常黯淡。我很幸运现在能讲这个故事，祝愿我们所有的孩子们能够享有那些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