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身女性的崛起：重塑经济的人口结构变化

2009年，美国已婚女性人口比例首次跌至50%以下，初婚女性的中位年龄增至27岁。这一人口结构转变也是新闻记者丽贝卡·崔斯特 (Rebecca Traister) 新书的焦点。在《所有单身女性：未婚女性和一个独立王国的崛起》(All the Single Ladies: Unmarried Women and the Rise of an Independent Nation) 一书中，崔斯特探索了我们是如何到达这一刻的，以及这对经济的影响。

近日崔斯特现身天狼星卫星广播公司111频道沃顿商业电台(Wharton Business Radio on SiriusXM channel 111)播出的“沃顿知识在线”节目，向我们讲述她的新书。

以下为编辑后的访谈记录。 

沃顿知识在线：在过去十年间，美国工作者的人口结构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越来越多的女性选择推开婚姻，推迟生孩子，建立起优秀的事业。这一变化对经济的影响非常大。许多人把这种趋势称为一种历史性的变化。但是你却认为并非如此。 

丽贝卡·崔斯特：这种变化是历史性的。它在规模和范围上是前所未有的。因为我们当前的经济状况，即社会和性别状况允许女性以独立于婚姻之外的方式生活，而这些方式在早期的时代并没有那么容易实现。女性可以接受更多形式的教育。这意味着在当今的世界里，她们可以实现在早先时代里无法取得的经济独立。这意味着如果没有遇到合适的伴侣，如果在现阶段她们还不想结婚的话，成千上百万的女性都可以在她们人生中的许多年里推迟或放弃婚姻。

但婚姻模式的变化却不是空前的。当我开始为写这本书着手调查时，我的部分论点是，今天生活在婚姻之外且数量庞大的女性群体正在从根本上改变着各种各样我们关于家庭的定义，以及我们对女性创造的生活面貌的期望；她们正在迫使我们的经济和社会政策进行改变，从而更好地反映在今天的美国，男性和女性作为赚钱者、作为个人，以及作为独立的成年人是如何生活的。

我发现在19世纪，当男性加入西部探索运动向西部进发，且很多人在南北战争中战死之后，东海岸男性人口缺乏。这意味着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在这一时期相对而言有大量的女性没有结婚。这一发现有趣的地方在于，它证实了我关于这一变化的重要性以及它对国家的塑造作用的论题。我们所看到的是，在19世纪，女性的成年生活并没有被作为贤妻良母的责任耗尽，而是将她们的注意力转移到社会运动中，包括废奴运动、选举权运动，以及劳动运动。

正是这些未婚年轻女性组织了许多第一次从磨坊和工厂的罢工运动，这些运动成了劳工运动的骨干。女性创造的“安置之家”成为了开明经济政策的温床。在这些女性中，有很多人都没有结婚，因此能够将她们成人的精力投入到其他事情中。这一代未婚女性也重新塑造了这个国家。从真正意义上来说，是她们改变了宪法。 

沃顿知识在线：接下来发生了什么？在某些方面，我认为美国已经在某种程度上退回到这种情况上了。

崔斯特：在19世纪和20世纪之交的时候，婚姻已经不再只是延迟了。显然有一些女性结婚较晚，但是对大多数人来说，你要么在人生刚开始时就结婚，要么就终生不婚。但是今天，我们可以看到人们在30岁、35岁、40岁、50岁结婚。

在从19世纪末进入20世纪的时候，一部分女性没有结婚。随后在20世纪初，无独有偶，在这一时期选举权运动终于成功了，随着第19修正案的通过，全国的女性都拥有了投票权，尽管我们应该指出在之后的许多年里，在实行吉姆·克劳种族隔离法的南方不允许有色女性行使投票权，但是你可以看到未婚女性承受着许多压力。

西奥多·罗斯福 (Theodore Roosevelt) 在他还是总统的时候以及卸任之后都谈到了关于“种族自杀”的事情。他先是说那些结婚人数不足或者生育孩子不足的中产阶级白人女性正在如何通过繁殖不足来伤害这个国家。你可以看到医疗机构开始宣扬单身是一种性变态。你也可以看到社会对相亲的推动，试着让女性在她们的人生初期就步入与男性的关系中，而不是与其他可能挑起麻烦的女性建立紧密关系。

到了20世纪中期，你可以看到尤其是美国的中产阶级白人女性再次被早早得推进婚姻中。为中产阶级白人家庭建设的郊区在战后开始增长。那些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极具颠覆精神的女性不仅被多股力量推回了婚姻中，还被从竞争场地中清除了出去，在郊区出现了早期的非同性婚姻。当然在之后的20世纪70年代，在她们之中爆发了女性运动。

沃顿知识在线：如果推进到我们当前所处的时代，我读到过从这一改变的历史来看，2009年是变革年之一。部分原因似乎出自婚姻率以及改变的方式，但是我在思考其中有多少原因是因为我们正在从衰退中走出来呢？

崔斯特：这一点关联不大。如果你观察一下图表的走势的话，会发现在女性运动之后的数年里，从把早婚作为规范的这种转变是缓慢的。在20世纪80年代，女性开始结婚越来越晚。很大原因在于在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出现了一场巨大的离婚潮，因为女性运动为那些早早结婚的女性打开了各种可能性，在她们结婚的那个年代社会制度要狭窄得多。接着女性运动为女性打开了职业和政治的大门，许多人离开了那种无法许给予她们自由的婚姻，因为她们知道现在她们是可以获得这种自由的。

这些离婚家庭的孩子突然意识到婚姻是一种质量参差不齐的制度，他们不希望进入一场糟糕的婚姻。他们不再像以前那样需要婚姻了。所以你会看到这些数字开始发生变化。

在20世纪90年代，一些经济可能性开始打开。越来越多的成年女性开始利用她们的新经济和教育机遇。在90年代，你会看到女性初次生育平均年龄开始低于初婚的平均年龄。到2009年，未婚女性人数，包括那些从未结婚、丧偶、离婚和分居的女性的人数在美国历史上首次超过已婚女性人数。但这实际上是一个非常缓慢的积累。经济衰退虽然在以各种各样的方式影响着婚姻的模式。但事实上我们是用了数十年才达到今天这个点的。

沃顿知识在线：你提到了在过去大约20年中，婚姻的概念和观念发生了变化。但是人们对建立家庭的观念也发生了变化。比起50或者60年前，人们有着如此之多的选择。

崔斯特：是的。这是一个真正具有革命意义的变革。这种转变是由婚姻模式的转变促成的，以前的规范是人们进入成年，开始成年生活，早早建立非同性婚姻，生孩子，一般家庭都是有一个赚钱的丈夫和一个做家务，生孩子的妻子。但是由于这种规范再也不是规范，现在的人们可以组成无限变化的家庭形式。

当然我们也有同性伴侣关系，同性父母。单亲父母也变得越来越常见；如今30岁以下的初次生育女性中有超过一半的人未婚。随着女性未婚的时期越来越长，你可以看到朋友之间共同抚养孩子。我们生育和养育孩子的方式与过去大不相同。我们与其他成年人结合和许下承诺的方式也与过去大相径庭。

这将会推动从日托政策到房屋政策的一切事物发生改变。你可以看到关于补贴早期儿童教育和可负担的高质量日托政策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法律也允许人们作为一个家庭单元生活在一起。显然我们的婚姻法也在发生变化。同性婚姻是合法的。我们能够看到的是各种各样的新规范都在被缓慢地接受着。

沃顿知识在线：就整个实际情况而言，我们仍有许多事情需要纠正。目前，性别收入差距的矫正仍然不能使许多女性满意。

崔斯特：是的。我们不仅有性别收入差距，还有种族收入差距。当然，还有数百万女性同时经历着这两种差距。但是这是所有大体系，大的社会和经济政策，以及基于我们的历史的那种假设的一部分。

我们所有的体系都建立在一个假设上，即即使女性参加工作，她们的丈夫仍然是主要的赚钱者，而且这些女性本身并不是养家者。当然这种情况现在已经不复存在了。但是它仍然是造成收入差距基础的一部分，除此之外，还有关于女性在工作场所的价值以及女性的工作价值的文化假设。

当我们在讨论真正的经济不平等时，你常常会看到这些情况，例如在家庭医疗保健行业中，护理人员通常被排除在带薪休假和带薪病假等此类全国施行的政策中，一部分原因在于这些长期以来由女性从事的工作的价值被贬低，而且数百年来女性对家庭成员的照护都是免费的。如今即使她们再从专业角度从事这份工作，而且也有男性越来越多地进入这些行业，这份工作本身的价值仍然被大大地贬低了，因为长期以来女性都是免费在做这份工作。即使我们知道从人类的角度来看，照顾那些有需要的人、生病的人、儿童、老年人以及病人的护理工作的价值非常宝贵，非常重要，但是从经济角度来看它也不如很多其他工作，比如创建品牌或者计算机技术那样高。

同样的，我们也没有相应的社会政策来支持女性成为独立的赚钱者或者平等的赚钱者。我们没有带薪休假。这是此次选举中的重大事项之一。纽约刚刚通过了相关方案，在未来几年内将会生效。我们不像世界上许多其他国家那样，拥有为初为父母的人们，或者为那些需要照顾他们衰老父母的人们设立的强制带薪假期。我们没有日托补贴政策。我们也没有较高的最低工资，这对占最低工资工作者人口三分之二的女性群体来说影响尤为巨大。所以我们需要通过改革各种各样的经济和社会政策，从而更好地反映美国人民真实的生活状况，而不是他们50年前生活的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