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不到十年的时间里，有关社会责任投资、企业社会责任、以及各种“做着好事把钱赚”(doing well while doing good)的概念都被装进了“影响力投资”(impact investing)这一新概念的大口袋。而卡文特基金会（Calvert Foundation）作为引领这股潮流的先驱者，涉足该领域的时间还要更长。作为一家非盈利机构，他们自己发行债券，并引导债券收益流向社区发展项目。
卡文特基金会负责战略事务的副总裁玛戈·卡恩(Margot Kane)近期和“沃顿社会影响力项目”(Wharton Social Impact Initiative)的新兴市场战略总监尼克·阿什本(Nick Ashburn)展开了对话，探讨如何将资本引向需求最为迫切的高影响力项目。
以下是对话文字编辑版。
尼克·阿什本：让我们从头说起。卡文特基金会是个怎样的机构？它是如何起步的？
玛戈·卡恩：这个问题真好。我们能够起步还要感谢两位创始人希尔比和古菲（Wayne Silby and John Guffey）。他们建立了美国第一家社会责任共同基金公司卡文特投资公司。他们非常想找到一种方式，将市场上流动的数额庞大的投资资产集中起来，随时引导这些钱流向具有高影响力的美国及国外社区发展投资项目。
当时，绝大多数基金，或者说绝大多数处于管理之下的基金都仅限于投资公共股票和公共债券。真正需要资本的那些高影响力项目，特别是低收入社区的项目，却没有渠道获得资本。因此，他们发明了一种社区投资票据。通过这种方式，就能连接在更为庞大的资本市场中流动的资本，并将这笔钱投资到规模较小、更加细分的社区开发和国际发展市场。
阿什本：我们知道，影响力投资是业内一个比较笼统的称谓。但你们扮演的角色却是如此与众不同。能不能进一步介绍一下卡文特在影响力投资领域的角色？你们如何看待自己的位置？
卡恩：我们毫不掩饰地将自己视为这场运动的先行者，早在这种项目被称为“影响力投资”之前我们就开始了。这些年类似的说法还有不少。
我们从事这项工作已经有20年的时间了。我们从几千、几万投资者那里筹集到了10亿美元的资本。而“投资者”的身份才是最值得说道的部分。我们从散户那里筹集资金，那些普通的美国人，只要拥有经常账户或储蓄账户就行，有经纪人账户也可以。简单来说，你可以根据自己住在哪个州来购买我们发行的债券。这在影响力投资界确实比较少见。
绝大多数投资社会影响力项目的人都属于高净值人群或者机构。一部分是因为监管门槛，另外其中还反映了一定的经济学原理。但是我们能够涉足更加广阔的市场，这让我们与众不同。我们打开了一扇通往资本市场的、景色全然不同的窗户——投资美国和新兴市场的高影响力项目。
阿什本：你们在这个领域很长时间了，可以说见证了它的不断成长。你以及卡文特 基金会都目睹过哪些重大变化？现在有哪些趋势值得我们关注呢？
卡恩：数以十亿计的钱正源源不断地投入社会影响力项目，因此现在真的是一个令人热情高涨的时刻。你能看到各种各样的机构。有的慈善机构做这份事业做了20-30年了；还有高盛、黑石这样的大企业。后者刚刚涉足这个领域，但却掌握着来自华尔街和投资者的巨额资源可供调用。
不过，这个行业一般来说仍有一些问题亟待解决。一些发展趋势也愈发明朗。一个问题就是规模。让我们打个比方。现在你想要做影响力投资。在某个市场有一个中等规模的基金。我随便说个数，比如3000万美元。另外还有养老基金。根据美国劳工部最新发布的信息以及《职工退休收入保障法》(ERISA)的指导方针，现在养老基金也可以投资社会及环保项目了。比如说这两者中有一个想要投资某个影响力投资基金。
养老基金的最低投资规模比如说是7500万。而那些小基金规模都不大，同时资金池却很庞大。两者之间几乎没有中介。所以说，我们认为这个行业正在形成一种趋势，越来越多的人关注如何建立中介渠道，也就是建立一种逐步的流程，用养老基金的钱或者基金会的捐赠基金做投资，为每个人打造一个更好的社会。
而等号的另一边，也就是资金投向的那一边，我们看到五花八门的市场纷纷涌现。不仅是融资，还有小额信贷、小企业借贷。可再生能源目前真的很热门。平价医疗服务和创新医疗技术也值得期待。食品获取、食品系统与加工也是增长比较快速的领域，利用了较早期的公平交易、生产商/小农农业投资。Root Capital等很多机构在这个领域已经做了20多年了。各种市场层出不穷，令人感到振奋。
阿什本：我们的确看到对影响力投资的关注度呈爆炸性增长。你如何看待你们这个空间内的竞争？特别是你们所在地区和市场的竞争？
卡恩：竞争很大程度上是好的。我们渴望竞争的存在。因为就募集资金而言，我们要花费大量时间来向金融服务业的人解释我们究竟是怎样一个机构。我们总是显得那么格格不入。所以像我们这样的异类越多，我们就越可能更快地被大家普遍接受。然后就会形成一种趋势。
我们会变得越来越主流，说我们“哦，这是一个小打小闹的利基市场，要靠边站”的人也会越来越少。从数量上来说，我们现在仍然是少数。另外就投资这个领域而言，竞争总是好的，对吧！这样有利于借方或者正在筹集资本的人。因为这降低了他们的资本成本。但是有时候竞争会对市场造成扭曲，大量的补贴资本会对市场造成冲击。那样是不好的，因为会把私人资本挤出市场。
其中有一些细微差别。但考虑到资本市场资源的庞大，竞争越多总的来说还是越好的。因为我们需要把这块蛋糕越做越大。
阿什本：你如何看待全球趋势？我们看到影响力投资已然成为一场全球性的运动。你们是不是仅关注美国市场？会不会关注其它新兴市场呢？
卡恩：我们将一半左右的投资组合投入新兴市场。我们仅在美国筹集资金。这是我们目前的架构。但我们也会时常与国际投资者和基金共同投资，从主权发展基金到国际私人基金会都有。
我们看到，目前有更多的机构资本处于活动状态，特别是在欧盟和英国。我们还发现，印度等国也有意大力支持影响力投资。股市的限制还比较多。这说得通，部分原因是受新兴市场发展阶段所限。通常情况下，必须先确保股市运转良好才能建立运转良好的债务市场。另外，新兴市场的风险会更高，投资者愿意承担更多风险。
目前你会看到一股愈演愈烈的风潮。私募股权领域必然是这样的，但是固定收入领域却表现得较不明显。而我们则专注于后一个领域。我们往往是某个杠杆基金的第一个、甚至是唯一一个投资方。而股票投资者却有很多。我们介入的时候基本没有债务。这一点很好，我们学到了很多。
不过，目前最主要的趋势之一就是这种合作的理念。也就是说你会有多元化的资本来源，你需要资本堆积，以满足市场需求。这其中经常包括一些用于技术援助和能力建设的资本拨款。这是因为如果这个市场存在可供投资的机会，例如印度的平价私立教育就属于可供投资的机会，那么银行肯定早就投资这块市场了。
市场中的资本要逐步建立。你要能盘活手头的资本来源，敏锐地满足市场需求。那可能是我们目前看到的最主要的一个趋势。
阿什本：谈到资本堆积，以及资本拨款的重要意义，那些因素对市场长期保持旺盛的生命力有哪些影响？你们如何在资本堆积中有效地利用资本拨款？
卡恩：这个问题真的非常好。我认为是整个行业生死存亡的关键。我们看到过很多或正面、或负面的案例。但我时常提醒自己：你比如说美国政府已经对煤炭行业、铁路行业实行了数十年、甚至长达一个多世纪的补贴。但却没人会将那些行业看成是接受补贴的行业。
我们今天观念里很多市场化的行业其实都接受过补贴，或者以各种方式继续接受补贴。因此关于补贴的问题很复杂。但是就资本拨款接下来应该达到一个怎样的量级、它最能发挥作用的领域有哪些，却有很多文章可以做。
一个是杠杆：要知道每一块钱的拨款既可以直接用于投资某个项目，也可以直接用于房屋建设，但也可以投入杠杆金融，5倍、10倍、20倍，如果你搭配合适的私人资本。而那或许是资本拨款最有效的利用方式之一。
另一方面，投资行业创新与研发也很重要。究竟怎样的干预最有助于改善贫困人群的生活质量？甚至消除贫困？哪些类型的城市基建、哪些类型的公益项目和服务才是最重要的呢？
投资者并没有办法直接投资那些研发项目，也无法说“好，这种干预最适用于此种情况，我们可以加以复制并扩大规模。”资本可以发挥作用，但这需要慈善机构和政府的资金支持。而这并不仅限于影响力投资。绝大多数行业的研发都需要一定程度的补贴。我认为以上就是两个最需要慈善事业发挥力量的领域。
阿什本：和个人投资者合作有哪些挑战吗？在做这类投资以及资本堆积方面？
卡恩：我们确实需要更多的证明来显示……我们不会要求投资者承担机构投资者以及基金会需要承担的那种风险。因为人们把自己的存款交给我们做投资，各州的监管者也会盯着我们，他们会说：“他们用大家的存款想要干点什么？”
我们必须要成为高度谨慎的受托人，需要有完美的资产负债表，要能够100%的按时返款，我们过去始终是这样做的。环境要求你绝对不可以有重大失误，也不可能重来而让每个人都满意。作为散户投资市场中规模很小的利基业务，你没有犯错的空间。我们的业绩必须无懈可击。而当你身处一个极具实验性的社会和资本市场的最前沿，这些都是比较高的门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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