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吉•勒夫如何获得自己的总统教育？

杜克大学（Duke University）的学生们大多在毕业后来到高盛（Goldman Sachs）等公司工作，赚取高薪。但时年23岁的雷吉·勒夫（Reggie Love）决定放弃这些机会，为当时担任参议员的巴拉克·奥巴马（Barack Obama）工作。他先在收发室工作，最终在奥巴马赢得2008年的总统选举之后成为了总统助手。

沃顿商学院管理学教授萨米尔·诺莫哈德（Samir Nurmohamed）最近在勒夫来到沃顿商学院担任沃顿名家系列（Authors@Wharton）的特约讲师期间，针对勒夫的新书《大前锋：我的总统教育》（Power Forward: My Presidential Education）对其进行了采访。

以下是经过编辑的访谈内容。

萨米尔·诺莫哈德：我从《今日美国》（USA Today）上的专题报道中了解到你的书。在读过这本书后，我感觉不管是在大学篮球历史上最成功的教练、杜克大学篮球教练迈克·沙舍夫斯基（Mike Krzyzewski）身边，还是在巴拉克·奥巴马身边，或者是在任何其他领导身边，你都像是一块海绵。你似乎会吸收知识，然后反思自己的经历。这种能力来自于何方？

勒夫：这个问题问得很好。我一直在说，我在成长过程中一直是弟弟。我的哥哥理查德（Richard）比我大四岁。我一直明白，如果我不想被打屁股，或者说如果我不想要关禁闭的话，就要去做理查德不做的事情。那种能力就是从这里开始得到培养。

我非常幸运能够和这两位先生在一起待这么长的时间，他们都曾花时间来指导我。在许多时候，你合作的人可能并不一定会去对身边人的发展进行投资……沙舍夫斯基教练是大学竞技运动的典范：他帮助年轻人成长为真正的男人，成为社会中积极的一员，不管他们是篮球运动员、分析师、律师、还是对冲基金经理。如果你去看看在沙舍夫斯基教练指导下诞生的职业人士队伍，你会感到相当惊人。

奥巴马总统也是如此。那正是他身上相当吸引人的一种特质。有时候当你为政坛的人工作时，他们会试图找出理由来说服自己的员工尽可能留下来，工作时间越长越好。但在为奥巴马工作时，即使在我离职之后，他甚至对我说：“我认为你要去做番大事，在你的发展过程中如果我能给予你任何帮助，我都会非常乐意。”

我很幸运，人们一直乐于为我提供建议和意见，对我进行指导，而不是相反。

诺莫哈德：你毕业后决定去为当时担任参议员的巴拉克·奥巴马工作，当时他还没有像现在这样成为美国的一个标志人物。看看沃顿商学院的毕业生，他们前方已经铺设好了一条职业道路。你在当年却选择了一条非同寻常的道路。你是否曾对这个觉得感到过怀疑？你怎样让自己相信这是一条正确的道路？

勒夫：有几条有趣的人生格言对我有启发。第一条就是——我的大学橄榄球教练过去常常告诉我的——我们会常常打出错误的球，但如果你以全速打出错误的球，那也比半速打出正确的球要好。这点相当有道理，因为我们花了大量的时间来让一切做到完全正确。这就像是：“我在决策前想要所有能获得的数据。在得到所有这些数据前，我不会做出决策。”

这就像是跑卫跑到错误的洞。如果他全速去奔跑，即使这个洞是错误的，有时候他可以跳出来。但如果他是以半速跑到正确的洞，他就可能会得脑震荡。在我决定去为当时担任参议员的奥巴马工作时，我的生活中发生了一些事情。

一方面，我告诉自己，“我现在23岁了。运气好的话，我的人生跑道会相对较长。”如果我现在做出了错误的决定，还有大量时间来纠正错误。反之，如果我花大量的时间去做一些没那么多风险的事情，或者是不利之处较少的事情，那么就不会有糟糕的经历，但你也就是在中值水平。在年轻的时候，必须能适当喜欢冒险。我不认为这个决定具有重大风险。是去高盛工作，还是去为一个连名字都没有人会发音的人工作，这两个选择对我来说都是一种胜利。因为要么我就会进入金融界，进行学习，拥有机会去赚大钱，或者我会去为自己所崇拜和尊重的人工作，我同样可以从他身上学习，获得发展。

另一方面，当时我还不能100%确信自己做好准备停止体育运动了。我过去花很多时间打橄榄球。我曾经认为自己会是一位职业运动员。我曾经认为那会是我的得分区。当这个理想并没有成为现实，或者说当我意识到这并不一定是对自身时间的最佳利用方式时，我感到很伤心。我曾经参加训练，并且打了15年的球，而这一切即将结束，对这点我并不是很高兴，但我认为这绝对是正确的决策。

诺莫哈德：我想要谈谈种族这个主题，因为这也是本书中的一个内容。你的书揭露，黑人社区里的一些人是奥巴马最严厉的批评者之一，尤其是在总统竞选活动的初期。你说，他们觉得奥巴马还不够黑。这点的确让我很是震惊。在你看来，对于当前正在攀升公司阶梯的人来说，不够黑意味着什么？你从奥巴马总统身上得到哪些经验教训，来自黑人社区或其他少数民族的人可以参照这些信息，对这些经历进行分析，并且找到方法战胜自身所面临的一些类似挑战？

勒夫：我在本书的这个章节中表示，没有障碍带球上篮是容易做的。这也是我主要使用的例子，因为其中的前提就是不要把面前的事情视作理所当然的事，对吧？但作为一种文化和一个社会，种族问题是普遍存在的，而且它与政治、企业、体育运动、以及在美国南方长大的年轻黑人不同。这是非常微妙的一个问题。

作为黑人，相比父母和祖父母一代当年的情况，我感觉自己现在的机会要多一些。但是否面前摆着一切机会？不是，没那么多。我努力做的最重要的事情不是将较少的时间放在我没有的事情上，而是将更多的时间放在面前的机会和事物上。这点可能是错的，也可能是对的。

有时候，这很难做到。我曾就读于普罗维登斯中学（Providence Day）这家小型私立学校。我记得学费是每年1.6万美元。我当时想的是：“谁能付得起啊？”我的父母是非常普通的中产阶级，他们没有雷克萨斯汽车（Lexus），没有奔驰（Mercedes），没有大房子，没有任何这类东西。所以我本可以很轻易就说：“看看吧，这不公平。”或者说“我想要他们有的一切。”与此同时，有些人和我生活在同一个小区，但他们所拥有的一切只有我们的一半。

当你将种族作为一个整体来看——种族也可以换做性别和社会经济学——我认为这其中存在一个妙招。我们有各种不同的观点，所以没有什么万能药。作为一种文化和一个社会，我们只是需要不断成长，在这个过程中敞开心扉，拥有开放的思维。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故事，可以为创造流程、大学、和企业等组织创造一定的增值——不管价值大小。如果我们继续这样来做，我们这个国家整体就会得到发展。

诺莫哈德：你希望读者们能够从你这本书和你的经历中汲取哪条经验？

勒夫：在杜克大学打球时，我是一个万能选手。人人认为我是一个明星人物，因为我是杜克大学篮球队的队长。大四时我曾经是队长，但在大一时，我也曾经是临时选手。我从未想过自己将上场比赛。但小事也有一定的价值在里面。你所处的每种情况都不一定会完全按照你所想的那样发展，或者是按照你所希望的那样发展。

在杜克大学打球时，我更希望自己是J.J.雷迪克（JJ Redick）、肖恩·巴蒂尔（Shane Battier）那样的年度最佳球员和头号得分手，但我从来没有做到过。但我感觉自己和那些超级巨星一样，在球场上发挥了自己的价值。当我为总统竞选活动而努力，当我在白宫工作时，我也是同样的感觉。我从未担任过办公室主任或立法主管，但作为个人助手，我也学到了同样多的东西，并且也拥有同样重要的经历……尽管我不是重要人物，能够去起草立法啊，或者是去决定谁将去追击本·拉登（bin Laden），或者其他类似事情。

有时候，有些事情不一定如你所愿的看上去很酷很诱人，但它们也隐含着大量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