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之翼空难带给我们什么教训？

上个月，德国之翼（Germanwings）一个航班坠机事件被怀疑为自杀行为，这宗导致150人丧生的空难，引起了人们对航空公司如何更好地监控飞行员心理疾患的迹象、如何改善雇员与工会之间的关系以及如何提高培训水平等问题的关注。

德国之翼的这架飞机属于德国汉莎航空公司（Lufthansa）的低成本航运子公司，在从西班牙巴塞罗那飞往德国杜塞尔多夫的途中，在阿尔卑斯山坠毁。对这起空难的早期调查显示，这是一起飞机副驾驶安德里亚斯·卢比茨（Andreas Lubitz）的蓄意自杀事件，卢比茨有严重抑郁症病史，之前曾因自杀倾向接受治疗。

这起空难“从本质上来说是个恐怖主义行为”，“在我们获得防范所有恐怖主义行为的足够经验之前”，这样的行为是无法防范的，沃顿商学院法律研究和商业道德荣誉实践教授斯图尔特·戴蒙德（Stuart Diamond）谈到。戴蒙德认为，在披露副驾驶有心理问题以及公司将采取补救措施方面，汉莎航空公司做得很好。“然而，我并不认为他们走得足够远。”他谈到。“航空公司在防范恐怖主义行为方面应该更加小心。”

罗格斯大学肯顿分校法学院（Rutgers School of Law in Camden）讲授航空法的客座教授罗杰·S.克拉克（Roger S. Clark）谈到，汉莎航空公司是个历史悠久的航空公司，而且是欧洲最大的航空公司。“令人遗憾的是，这类空难还是发生了，该公司应该‘在显微镜下’仔细观察航空公司的所有行为。汉莎航空公司必须重新获得乘客的信任，一个航班一个航班地赢得人们的信任。” 克拉克同时也是克拉克法律集团（Clark Law Group）的创始成员和管理者，该机构专注于空难案件及保险的相关事务。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每次出现这类悲剧，悲剧同时也会成为彰显人性的机会。”沃顿商学院管理学客座教授、沃顿商学院麦克创新管理研究所（Mack Institute for Innovation Management）执行董事塞卡特·乔胡瑞（Saikat Chaudhuri）谈到。他接着谈到，汉莎航空公司在其品牌建设计划中，一直试图传达出这样的信息：它关心的不只是网络和效率，还有“人情味”。“处理遇难者及其家属的事务自然成了该公司最重要的事情。”从企业的角度来看，汉莎航空公司也需要把这一事件转变成一个企业使命声明——这是一家“关爱他人的航空公司”。

戴蒙德、克拉克和乔胡瑞在SiriusXM 111频道沃顿商业广播的沃顿知识在线节目中，讨论了航空业的结构性问题——这些问题或许也是这次自杀坠毁事件的部分原因，并提出了一些可行的解决方案。

“问题的关键是：你怎么应对安德里亚斯·卢比茨这样的问题？”克拉克问道。他特别谈到了其原因与德国之翼坠机事件类似的其他空难。一个是1997年胜安航空公司（SilkAir）一架从雅加达飞往新加坡的客机导致机上104人全部丧生的坠机事件。美国国家运输安全委员会（The National Transportation Safety Board，简称NTSB）对该起事件的调查结论为“飞行员的故意行为”，他谈到。1999年，埃及航空公司（EgyptAir）990航班在从洛杉矶飞往开罗途中在大西洋坠毁，这起事件造成机上204人全部丧生，美国国家运输安全委员会认为，坠机原因同样是飞行员的故意行为。克拉克谈到，飞行员的自杀行为也是2013年莫桑比克航空公司（Mozambique Airlines）一架客机坠毁的原因。他还补充谈到，去年，马来西亚航空公司（Malaysian Airlines）载有239名乘客和机组人员的370航班，在从吉隆坡飞往北京的途中失联，原因同样如此。

费力维系的关系

乔胡瑞谈到，汉莎航空公司应对其业务压力以及那些压力给飞行员的影响问题也需要仔细检视。他谈到，去年，汉莎航空公司的飞行员罢工了12次。他还谈到，为了赢得价格竞争力，尤其是为了应对中东航空公司的竞争，这家航空公司创建了几家德国之翼和欧洲之翼（Eurowings）这类的子公司。汉莎航空公司拥有至少15家全资或持有股份的航空业子公司。

“你给飞行员到底能施加多大压力的问题，自然就成了人们的关注焦点。”乔胡瑞谈到。“现在看来，（德国之翼这起空难）或许并不是给飞行员施压的结果——这个事件有其特殊性——但该公司确实面临着飞行员的幸福安康这一更大的问题，考虑到最近发生的事件，这个问题也必须得到解决。”

克拉克谈到了“一个更根本性的问题”，为了满足航空服务业迅速增长的需求——其中一半的需求来自亚洲市场，全球航空业需要建立一个有55万名飞行员的人才池。“对航空公司来说，飞行员非常‘昂贵’，航空公司如何对待他们将会继续经受很大的压力。”

克拉克谈到，遥控飞机等技术可以提供解决方案。他谈到，美国每三个飞行器就有一个是遥控飞行器。“（可是，）乘客目前还不想走进一架没人操控的飞机。”他接着谈到。“……技术也有自身的问题，因为它的短暂故障就可能导致灾难。”

人们现在关注的焦点问题还包括航空公司是否要让至少两位机组人员始终留在驾驶舱。“安德里亚斯·卢比茨这类事件在美国就不太可能发生，因为我们有两人留在驾驶舱的规定。”克拉克谈到。德国之翼坠机事件发生3天后，欧洲航空安全局（European Aviation Safety Agency）临时建议航空公司，在飞行途中，要让至少两位机组人员——其中至少有一位飞行员——留在驾驶舱。

跟踪心理健康状况

克拉克谈到，德国之翼坠机事件发生后，航空公司必须更好地监控飞行员的心理疾病。他认为，有关这一问题的现有规章很可能要做出调整。“问题在于，现有的规章依靠飞行员的自我报告。大部分飞行员都不愿意自我报告自己有严重的抑郁问题或者自杀的念头，因为他们可能为此丢了自己的工作。”他谈到，虽然飞行员会定期接受体检，但大部分检查医生都不是精神病学家和心理学家。他还补充谈到，此外，与他们最初受聘不同的是，飞行员不会被要求接受精神状况的全面评估。

克拉克认为，美国大部分州都规定，当精神病学家和其他心理健康服务提供者有合理的理由怀疑其病人对自己或他人构成威胁时，他们必须向当局报告。“如果德国也有类似的规定，为卢比茨提供治疗的心理健康服务提供者就会把他的问题报告给当局，而不是把检查结果交给他，让他自己交给雇主。”他谈到。

生命的价值

克拉克谈到，在决定空难事件的赔偿额时，航空公司会与其保险公司和律师磋商，通常情况下，他们都能找到类似情况赔偿额的参考例证。一个名为《蒙特利尔公约》（Montreal Convention）的国际公约列明了遇难者家属“追偿权”（right to recovery）的指导方针。克拉克补充谈到，最终，赔偿额可能要由各个国家的地方法庭做出裁决，德国之翼空难的乘客来自15个国家。

人们认为，在与遇难者家属讨论赔偿方案时，汉莎航空公司会采用一种体贴的策略。“和金钱同样重要，甚至更重要的是，汉莎航空公司怎么医治空难给这些人留下的永远的伤痛。”戴蒙德谈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