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以色列的新技术带到非洲

斯万·布洛维奇·亚雷（Sivan Borowich-Ya’ari）的父亲是阿尔及利亚人，母亲是突尼斯人。斯万曾经在非洲的一家跨国服装公司工作，后来又供职于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ited Nations Development Program）非洲办事处，这一经历让他切身体会到了非洲穷人所面临的种种问题。2008年，斯万创立了非洲技术援助组织（Innovation: Africa），一个旨在将以色列新技术带到非洲乡村的非营利性组织。在随后五年中，非洲技术援助组织为埃塞俄比亚、坦桑尼亚、马拉维、乌干达等国超过45万居民带来了电力、清洁的水、食物和医疗服务。在与沃顿商学院管理学教授和沃顿社会影响力项目（Wharton Social Impact Initiative）副主任凯瑟琳·克莱因（Katherine Klein）的对话中，斯万表示：“能源匮乏是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如果能源需求，尤其是最基本的电力需求，能够得到满足的话，很多问题就能够迎刃而解。”

以下为编辑后的访谈记录。

克莱因：您为何会想要创立非洲技术援助组织？这个想法是怎样萌生的？

斯万：当我还是一个学生的时候，我就有了这个想法。我的硕士学位是在哥伦比亚大学获得的，当我在哥大读硕士一年级时，曾在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实习。开发署想要招募学生去塞内加尔的乡村工作，联合国在这些地区安装了发电机，而我们的工作是确保这些发电机都在正常工作。然而，我们发现大部分的发电机都没有正常工作，一是那里的居民没有钱去购买足够的燃料，二是不少发电机出了故障。

从那时起，我就萌生了创立非洲技术援助组织的想法。我意识到在非洲推广太阳能电池板的可行性，太阳能电池板没有运营成本，它通过吸收太阳光发电，比起燃料，阳光更加可靠。我希望先建一个试点项目，从坦桑尼亚的乡村开始，推广太阳能电池板。 

克莱因：能否请您简要介绍一下你们这个组织的指导原则，或者说理念呢？

斯万：非洲技术援助组织所做的就是帮助贫困地区进行最基本的基础设施建设。有了太阳能，我们就能保证学校、孤儿院、诊所和水泵系统的电力需求。不管是在坦桑尼亚、乌干达，还是在马拉维、埃塞俄比亚，每个地区对电能的需求都非常迫切，因此选择合适的村庄进行援助并不容易。我们必须与当地政府、地区官员、酋长或者社区领导进行沟通，了解当地人民的需求。他们真正需求的是什么？水、疫苗、还是药品？怎么才能帮助他们？这些都是我们需要考虑的问题。

我们与各级官员沟通，要求他们建立一个我们称之为太阳能委员会（solar committee）的机构，以便了解这些村庄的需求，这是合作的第一步。 

克莱因：您提到过在不同社区之间进行选择非常困难，那么您是怎么选择要援助哪些村庄的？

斯万：的确很困难。我们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与所在国驻联合国大使会面。以马拉维为例，我们首先要与马拉维驻联合国大使会面，他会把我们介绍给马拉维各部部长，比如能源部部长、卫生部部长、农业部部长等。通过和他们的交流，我们可以了解马拉维，并知道哪里才是最需要帮助的地区。在我们看来，最需要帮助的是那些远离首都和输电网络的地区，这些地区在未来20年内都无法通电。因此，我们会选择那些正在遭受旱灾或者相当长一段时间内确定无法通电的地区。当我们去了那里后，我们会与当地的酋长见面并深入社区。

克莱因：当面对两个同样需求援助的地区时，什么因素会促使你觉得“我们应该选这个地区，在这里能够取得更大的成就”？

斯万：我们会要求当地建立一个太阳能委员会，选出一个包括主席、财务主管和秘书在内的领导小组，并开立银行账户。我们会根据领导小组的能力和决心判断这个村庄适不适合开展工作，如果合适的话，我们会提供他们所需的太阳能发电设备和技术支持。

克莱因：您能否给我们介绍一下相关背景，帮助我们理解这些非洲地区的电力和太阳能需求？

斯万：我认为能源匮乏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没有能源，就很难有任何发展，不管是人类发展、教育发展还是经济发展。举例来说，当我们来到乡村诊所时，我们通常看到的只有一个护士和等待的病人。因为这里没有能源，无法发电，温控设备无法工作，诊所无法储存疫苗和药品。

为此，我们带来了240瓦太阳能电池板。我们在每个诊所内外装上了12个至18个灯泡，并提供小型冰箱，现在这些诊所可以用上电灯、疫苗和药品。非洲的很多学校和家庭都没有通电，我们去过的许多地区甚至缺乏足够的水。非洲水资源丰富，但水资源一般储存在地下20到30米深的含水层，因此我们需要电能来抽取地下水。在非洲，有数以百万计的人们每天花费两到三个小时寻找木材和水。如果这些人能够使用电能，就能抽取埋藏在他们脚下的水。因此，要想取得任何发展，能源是必须解决的首要问题。 

克莱因：人们常说：“授之以鱼，不如授之以渔。”您是怎么“授之以渔”的呢？

斯万：让我用过去五年半的经历来回答这个问题吧。五年半前非洲技术援助组织刚刚起步，在我们将为这些诊所安装太阳能电池板、灯泡、变频器、充电控制器和电池之前，我考虑到一个问题：在未来四年里，谁来负责更换这些电池？这些电池很贵，每个售价200美元，而当地居民和护士都没有钱，地方政府也没有参与其中。谁来承担这些电池的费用呢？

然而，我们逐渐发现，这里的人们没有食物，没有鞋，但是他们有手机，而且找不到为手机充电的地方。解决方案应运而生：我们可以靠提供充电场所做生意。诊所周边的人们来到诊所给手机充电，每次缴纳10到15美分。在一些我们援助的诊所中，我们还通过教授人们，尤其是妇女，记账、收支计算和开立银行账户获利。这些钱被收集起来存入银行，主要用于购买灯泡和更换电池。这样，我们不仅为当地居民提供了太阳能，还为他们找到了获得维持相关设备运行资金的方法。 

克莱因：这些生意的拥有者是谁呢？ 

斯万：是学校教职工、诊所员工或者孤儿院员工。太阳能委员会负责管理这些生意，所得的钱用于维持太阳能发电设备。有一个好消息，因为我们援助的机构通常是当地唯一可以充电的地方，现在这些生意已经开始盈利了，这证明了这种援助模式是可持续的。

克莱因：您提到去诊所学习记账和开立银行账户的大部分是妇女，这是为什么呢？

斯万：妇女必须照看家庭，特别是非洲妇女。她们承担了寻找水源、照看孩子的重任，当孩子生病时，她们要带孩子去诊所。我们相信为这些地区提供电能有助于提高妇女的地位。用电能抽取地下水后，妇女和孩子就不用再四处找水了。孩子有时间去学校，妇女也可以用水灌溉农作物，他们的食品安全有了保障，身体更加健康。一旦他们有了电的帮助，一切都会大不相同。诊所通电后，妇女可以更好地照顾孩子，给孩子们接种疫苗、开药。我们试图用这种方式帮助当地居民，男人、妇女和儿童，但是这些地区通电后，妇女获益最多。 

克莱因：这些新技术来自哪里？谁在发展太阳能技术？您又是怎么决定应该把哪些新技术带到非洲的呢？

斯万：我出生于以色列。以色列多年前就开始利用太阳能。以色列的农业技术也和其他地方不同，现在我们把这些农业技术也带到了非洲的乡村。不过，以色列技术中让非洲技术援助组织受益最多的还是远程监控技术。我们从以色列带来了一种小盒子，把它装在太阳能电池板顶部之后，这个盒子就能向服务器发送信息，以便我们和这个项目的捐赠者了解太阳能电池板的工作情况。我们能在电脑上看到能源的生产和使用情况，如果设备发生故障，我们也能及时察觉。

如今，我们已在非洲的乌干达、坦桑尼亚、马拉维等国开展了68个项目。通过远程监控系统，我们能够保证各个项目的正常运行，这对于项目的可持续性发展和项目规模的扩大很有用处。

克莱因：您是怎么评价您的影响力呢？您想得到什么样的成果？到目前为止，您怎样评价自己做的这些事情？

斯万：我们现在每月都会收到一份报告，告诉我们在过去五年中我们所援助过的学校的情况。在这些报告中，我们可以看出，一旦我们向学校提供电力，就会有更多的学生顺利毕业，因为以前学生晚上回家后，家里没有电，蜡烛又很贵，他们要么一直待在学校学习，要么晚上再回到学校学习。因此，我们可以从年底毕业的学生人数上看到非洲技术援助组织对学校的影响。

非洲技术援助组织对诊所的影响则体现在接种疫苗的人口比例上面。我们发现，越来越多的孕妇愿意去诊所待产，诊所可以给她们提供一个舒适的环境。诊所安装了太阳能发电设备后，医生就愿意去乡村看病。我们还为护士和医生的家里提供电能，鼓励他们留在乡村工作。乡村诊所有了电，就可以保存疫苗和药品，护士和医生就会来到乡村，并且留下工作。

克莱因：我在你们的官网上看到，这个组织的捐赠者平均年龄只有23岁，非常年轻，您觉得这是因为什么？

斯万：我们非常幸运。我们有很多志愿者和实习生，他们都非常年轻。我们的捐款很多都来自网络，每笔捐款金额通常为10美元、15美元、20美元或者100美元。从非洲技术援助组织成立之初，我们就决定把收到的每一笔捐款都用在援助非洲上面。员工的工资则是由我们自己承担。

克莱因：我们现在是在宾夕法尼亚大学沃顿商学院的校园里进行这个采访的。如果这里的学生和教职员能为你们解决一些问题，您希望他们怎样帮忙？

斯万：我认为对我们最大的帮助就是帮我们开展一个项目。现在有至少38个村庄亟待能源供应，我们希望在2014年年底前完成对他们的援助。愿意帮助的学生可以分为若干小组，每一小组负责一个学校、孤儿院或者诊所，和这些孩子直接交流，弄清楚他们最需要什么。我们可以提供能源，但是这还远远不够。他们还需要电脑和网络，这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因此我们还有很多事要做。我们欢迎学生们参与进来，帮助我们进行更多调查，为下一步援助工作做好充分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