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界在艾滋病危机中的作用和责任

 

         艾滋病病毒/艾滋病已成为当今最严峻的妇女健康问题，对于近期“全球妇女健康问题宾夕法尼亚峰会：不安全世界中的女性安全”与会代表们来说，这已是不争的事实。的确，在非洲某些地区，艾滋病病毒检测呈阳性的人群中有60%是女性，而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年轻女性的艾滋病发病率呈快速增长趋势。这两项触目惊心的统计数据使得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UNAIDS）（联合国所有艾滋病相关活动的协调机构）宣布：艾滋病病毒/艾滋病越来越多地吞噬着女性的生命。

然而，克里斯托夫·默里（Christopher Murray）的幻灯片却依然让代表们感到震撼。这些幻灯片讲述了全球妇女死亡率和发病原因，尽管与人们普遍关注的艾滋病病毒/艾滋病问题并不抵触，却展示了妇女健康领域不为人熟知、更加广泛的一面。默里，这位世界卫生组织（WHO）前执行主任和哈佛大学全球健康计划现任理事，谈到了流行病学在保健政策中的重要地位。他说：“英明的决策需要畅达的信息，而在卫生保健决策方面，我们需要了解各种问题的严峻程度并保持跟踪与监督。”

默里说，直到最近我们才开始系统地考察全球各地的死亡率及其他方面的疾病问题。他在谈到世界卫生组织发起的一项研究时说：“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早期启动的全球疾病负担研究，显然是这方面最早的尝试。”该研究不仅关注死亡原因，还揭示了疾病和残疾状态下的生活费用。研究披露了其他健康问题的巨大影响，如精神病和儿童性虐待。事实上，当前的统计数据显示，在研究全球妇女疾病负担时，抑郁症的发病只是稍逊于艾滋病病毒/艾滋病。给卫生保健体系造成最沉重负担的两大疾病是下呼吸道感染和围产期并发症。

 

默里告诉与会听众，了解这类统计数据，可避免人们将宣传与实实在在的流行病学混为一谈。“有一种明显的倾向……人们只关注某些能够吸引眼球的问题，却忽视了其他问题的重要性，”他说，“这并非说得到更多关注的问题不重要，然而，生性健忘的人们容易遗漏其他的一切[需求]。假如不宣传，不提倡，有些事情很难进入人们的视野。”

 

政府、决策者和各种机构在安排有限的资金预算时，也总是注重那些“有所可为”的事情。在决策卫生问题的解决时机和方式时，人们也考虑到这一点。默里说：“有些问题可能是个大问题，但以当前的技术，我们所能做的微乎其微”。因此，他补充道，决策者务必要了解需要解决哪些问题，采取不同战略的成本，受益者是谁等等。

 “几十亿人的伤心地”

近些年的一个趋势是，大公司逐渐开始承担以前由卫生部长们担当的角色。盖茨夫妇基金会就是一个鲜明的例子，该基金会主要关注儿童健康和疫苗问题。5月16日，盖茨在日内瓦世界卫生大会上的发言表达了他对于世界卫生状况的担忧。他说：“在我看来，这个世界是几十亿人的伤心地，这是无法粉饰的事实。”他认为，很多团体应该为全球健康危机负责：只因尚未殃及后院，有些富裕国家政府对世界上最致命的疾病不管不问；私人部门也无意研制治疗这些疾病的疫苗和药物，原因是贫国根本付不起医药费；而发展中国家本身也没有尽心尽力地改善本国人民的健康状况。

来自哈佛大学的默里认为，“企业，作为向雇员提供卫生保健的雇主以及进行卫生保健技术和服务创新的巨大引擎，具有着举重轻重的作用。”他引用可口可乐、雪佛龙德士古和喜力的实例，阐述公司如何为雇员和周边社区创建和执行艾滋病病毒/艾滋病计划。喜力在公司网页谈到其艾滋病毒/艾滋病政策：“我们相信，公共卫生的主要责任在于国家政府。但在国家政府无力履行基础公共卫生责任，且这种缺位影响到雇员绩效时，公司将充当组织卫生保健的辅助角色。”

事实上，越来越多的公司开始承担这一新角色。三年前，想要在艾滋病问题上有所作为的企业们团结起来，成立了全球企业抗艾滋病联合会（GBC）。该联合会由克林顿执政时期的美国驻联合国大使理查德·霍尔布鲁克（Richard Holbrook）领导，交流最佳范例，提供专业技术知识，并鼓励成员公司知识共享。现在，该联合会成员已从最初的17名增加到200名。

艾滋病的连锁反应

全球企业抗艾滋病联合会在宣传材料中表示，很显然，是清醒的商业头脑促使企业对这一流行病做出了反应。“成本增加、生产力降低、公司经营所依赖的整体经济环境受到威胁，这一切都可能伤害到公司的经营效益。”文中写到，“劳动者处于风险日增的环境中，流行病对于正值盛年的人们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事实上，这些成为“受害者”的劳动力对公司造成了极大的打击。由于年轻人被传染的风险最大，因此，对于那些雇员处于艾滋病高发区的公司，其收益率势必受到影响。例如，当雇员们患艾滋病时，公司便面临着支付高额医疗保险、病假和殡葬津贴的问题。生产力同样受到影响，例如越来越多的员工由于疾病或者照顾生病的家人而缺勤，以及由于人员的高度流动性，造成技术和知识的流失。

艾滋病危机还会对宏观经济水平造成极大的影响。世界卫生组织发布信息表明：在非洲国家，每20%的成年人被传染艾滋病，非洲的国内生产总值就会降低1%。国家财政也同样受到沉重的打击，随着卫生保健需求的增加，公共部门几乎入不敷出。并且，从纯粹的市场观点来看，大流行病给家庭支出带来巨大的灾难，失去家里的经济支柱可能会导致家道中落，照顾生病的家人也可能使家庭背负沉重的经济负担。即使是在相对富裕的国家，像非洲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最高的博茨瓦纳，这种情况也会使得人们疲于应付。世界卫生组织和联合国防治艾滋病组织预测到，未来10年内，在博茨瓦纳，“艾滋病将从政府预算中割去20%，逐渐消蚀开发收益，贫困家庭的收入也将锐减13%”。

撇开道德动机不谈，对于可口可乐这一非洲最大私营雇主来说，商业动机是非常明显的。2001年，该公司启动了可口可乐非洲基金，资金主要集中在卫生保健、教育和环境方面。公司2004年报告中说，“目前，艾滋病病毒/艾滋病是非洲的发展和未来所面临的最大威胁，”并得出结论，“出于道德和商业的必要”，公司需要积极应对这一大流行病。该公司在非洲大陆的卫生领域投入了巨额资金。2003年，可口可乐的非洲分公司获得了8.27亿美元的净营业收入，比前一年增长21%。然而，基金主席亚历山大·卡明斯（Alexander Cummings）在2004年报告中警告说：“这种增长势头正受到艾滋病病毒/艾滋病传播的威胁。”

书籍和告示牌

可口可乐非洲公司有1,500名直接雇员和6万名罐装厂雇员，加上他们的家人，组成了一个约30万人的社区。可口可乐公司的艾滋病计划范围广泛，主要包括提高意识和预防方案、社区参与和治疗、关爱所有雇员及其家庭。该公司在执行计划时并非单枪匹马。它与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国际劳工组织、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等组织进行合作，以期获得技术上的援助。可口可乐准备从现在起的十年间向艾滋病病毒/艾滋病计划投入3,000万美元，除了财力上的支持外，可口可乐公司还在采取一切可能的措施来应对艾滋病危机。例如，它利用其灌装厂发放由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等组织编写的教育书籍和材料、捐赠用于教育目的的告示牌，并要求其广告和营销伙伴为制定宣传计划投入时间和专业技术。

可口可乐的参与主要体现在其雇员和雇员家庭上，而其他一些公司则采用了与此不同的方法。例如，雪佛龙德士古正在研究解决疾病根源的方法。自1992年以来，该公司便一直在为改善安哥拉的血库和血液服务做出努力，其目的是降低输血污染的风险。该公司在有关非洲活动的报告中说，自参与此项工作以来，由于输血而导致的新增艾滋病病毒感染病例从24%下降到了1%。

这种富有说服力的数据有助于公司评估其计划的有效性及必要性。喜力公司在决定扩展其服务之前在中非开始了一个为期10年的艾滋病病毒防治计划。它最初以教育为主旨，向雇员提供信息和避孕套，并提供抗逆转录病毒治疗咨询和短期课程，以防止疾病的母婴传播。但是，2001年，该公司对计划进行了扩展，将对雇员及其家庭成员的照顾、支持、治疗也涵盖其中。该决定部分是基于公司进行的一项研究，此研究评估了为艾滋病病毒呈阳性的雇员引入高效抗逆转录病毒疗法（HAART）的成本效率。研究分析了提供和不提供这项疗法服务的风险，以及对于喜力作为社区领袖和人性化雇主形象可能产生的影响。这项在非洲和亚洲的三个生产区域进行的研究表明，与高效抗逆转录病毒疗法有关的风险因素并不仅限于药物自身的成本。最终，研究得出结论：“尽管对于公司来说，抗击艾滋病的花费不菲，但不提供抗逆转录病毒疗法而产生的间接成本很可能更加高昂。”

正如默里所言，“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在卫生保健的质量和提供方面存在着很大的改进空间，同样，企业协助解决这些问题的空间也很大。”

    然而，全球企业抗艾滋病联合会指出，尽管由企业领导的行动正在全球对抗艾滋病病毒/艾滋病的活动中起着重要作用，但仅靠企业自身无法解决这一危机。该组织建议，“与其取代政府和政治领袖的领导，企业界倒不如通过实践范例，通过展示如何有效地提供预防、检测和治疗服务，支持和敦促政府采取行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