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撤职。”4月4日，来自孟加拉国最高法院的这一个词，就终结了广受世界关注的一场激烈的法律之争。这场诉讼的输家，就是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孟加拉国富有开创性意义的小额信贷机构（MFI）格莱珉银行（Grameen Bank）（在孟加拉语中，“格莱珉”意为乡村的，所以也有人称其为“孟加拉乡村银行”。）的创始人穆罕默德·尤努斯（Muhammad Yunus）。法院判决不再允许他参与该银行的运营。最高法院与总理谢赫·哈西娜·瓦吉德（Sheikh Hasina Wazed）领导的政府和中央银行站在一边，维持原判，那就是：70岁的尤努斯已超过60岁的年龄界限，继续担任该银行的董事总经理职务是非法的。小额信贷（microfinance）——为世界上的穷人提供小额贷款和其他金融服务的行业——在近年来经历过高潮和低潮，不过，这件事并不只是董事会的震荡那么简单。
设在纽约的非营利性世界妇女银行（Women's World Banking，简称WWB）的董事长和首席执行官玛丽·埃伦·伊肯德安（Mary Ellen Iskenderian）认为，最低限度，最近发生在格莱珉银行的这一连串事件也是“闪点”（flash points）——在过去一年里发生的这些事件，撼动了人们对这个快速增长、（资产价值）600亿美元的全球小额信贷行业的信心。从摩洛哥到墨西哥，其承诺——通过为全世界数百万“无法得到银行服务”的穷人提供资金而减少贫困——曾广受赞誉的小额信贷机构，现在则被指责为利用咄咄逼人的销售手段和高利贷——向客户收取两位数甚至高达三位数的利息——进行剥削和盈利。
最具戏剧性的转折点，就是去年秋季对印度自杀事件的报道。据报道，在印度的安得拉邦（Andhra Pradesh，简称AP），因为无力偿还贷款，多达50位小额贷款借款人选择了自杀，安得拉邦也是这个国家很多成长迅速、盈利日益增加的私营小额贷款机构的大本营。这个悲剧也彰显了小额信贷机构销售策略和回收策略的咄咄逼人，以及它们与政府之间不稳定的关系。伊肯德安认为，自杀事件给了安得拉邦政府对这一行业严加监管的理由，因为一段时间以来，该政府“一直在寻求对小额信贷在安得拉邦的运营方式进行监管的机制。”
在邻国孟加拉，尤努斯和政府之间的紧张状态也一直在升级。11月，一个质疑小额信贷价值的纪录片播出，除了其他问题之外，该纪录片还列举了尤努斯滥用挪威政府20世纪90年代给予格莱珉银行的资金问题，本片的播出，成了尤努斯和政府之间本已相当糟糕的关系进一步恶化的转折点。尽管挪威的官员很快就发表声明称，资金援助案件很早以前便得到了友好的解决，但是，麻烦依然在接踵而至。与尤努斯素来怀有个人恩怨的谢赫·哈西娜总理也参与了进来。2月，她利用一个记者招待会的机会，指责小额信贷机构在“吮吸穷人的血液。”其后，她的政府对格莱珉银行的行为展开了各种各样的调查。
“ 历史上的一个偶然事件 ”
人们应该对小额信贷行业感到不安吗？从很多方面来说，格莱珉银行都不同于其他小额信贷机构，而且尤努斯也与其他小额信贷机构的高管不同。这个行业确实可以为拥有很多像尤努斯一样充满个人感召力的先驱而感到自豪，比如，孟加拉国社会发展联合会（ASA）的Shafiqual Haque Choudhury。另一位在本领域广受尊敬的领导者，是印度行业工会自主就业妇女协会（Self-Employed Women's Association，简称SEWA）的创始人埃拉·巴特（Ela Bhatt）。但是，没有哪个人的地位能和格莱珉银行的这位诺贝尔奖获得者媲美，他身处高位的朋友包括巴拉克·奥巴马、纳尔逊·曼德拉等人，他们很快就发表声明表示支持尤努斯。
安全储蓄（SafeSave）是一家在孟加拉国为穷人提供银行服务的非营利性组织，用该组织创始人斯图尔特·拉瑟福德（Stuart Rutherford）的话来说，对格莱珉银行而言，作为一家拥有政府许可证的小额信贷机构，它所扮演的特殊角色是“历史上的一个偶然事件”。40年前，孟加拉国为从巴基斯坦独立而进行的战争结束不久，格莱珉银行即宣告成立，在这个人口密集、拥有1.47亿人口的国家，格莱珉银行一直处在小额信贷业务发展的最前列。20世纪80年代，格莱珉银行获得中央银行的批准，并为该银行颁发了一张不同寻常的许可证，这张许可证既是格莱珉银行的福气，也是祸根。
尽管孟加拉国政府在格莱珉银行的资金中只占有很小的百分比，不过，政府在12个董事会席位中占有三个席位，而且在重要高管的任命上拥有发言权，此外，政府一直是个态度冷漠的利益相关者，总体而言，这反映了政府对小额信贷机构的放任主义态度。同时身为英国曼彻斯特大学布鲁克斯世界贫困研究院（University of Manchester's Brooks World Poverty Institute）名誉研究员的拉瑟福德认为，尽管孟加拉国短暂而充满动荡的历史，一直在民主制度和军事管制之间摇摆不定，不过，这个国家的小额信贷提供者则“被遗忘”了，没有受到多少来自政府部门以及包括正规银行业在内的行业部门的干预。
“孟加拉国应该及早发展小额信贷业务有几个理由，其中的某些理由与这个国家的特殊情况密切相关。” 拉瑟福德指出。“与印度相比，这个国家的政府一直较弱。举例来说，印度政府施行利率上限（interest rate caps）等法规的效率就比孟加拉国政府高得多。所以，尤努斯等小额信贷企业家就有了更大的尝试余地。”
马里兰州圣玛利城圣玛丽学院（St. Mary's College）的经济学教授，也是格莱珉银行首位会计师的阿西夫·道拉（Asif Dowla）认为，这给孟加拉国的小额信贷机构带来了很大的好处。“没有受到监管，是孟加拉国的小额信贷机构之所以兴旺发达的原因之一。”他谈到。“政府没有阻碍这些机构的发展。”实际上，只是到了2006年，政府才认为，需要对这个行业进行正式监管了，并为此设立了小额信贷管理局（Microcredit Regulatory Authority，简称MRA）。但是，有专家指出，这个机构一直在疲于应付过多的工作，只为自己监管的1，000家小额信贷机构中的大约550家机构颁发了营业许可。与此同时，格莱珉银行则因为其特殊许可证的原因，并没有进入小额信贷管理局的监管视野。
拥有800多万个客户的格莱珉银行，确实得到了迅速的发展。自1976年开展业务以来，该银行已经发放了103亿美元的贷款，贷款回收率高达97%左右。过去10年来，该银行的办事机构翻了一番，现已超过了2，900个，雇员也增长到了2.3万人，其中包括超过1.3万人的信贷员，这些信贷员几乎均为女性。每位借款人的平均借款余额为123美元，过去数年来，每位借款人的借贷成本一直维持在每年8美元到13美元之间。到2009年，格莱珉银行拥有的资产已达15亿美元，股本回报率为5.64%。
困难重重的时期
但是，尤努斯以及格莱珉银行现在要为高调的增长付出高昂的代价吗？加州州立大学多明尼戈斯山分校（California State University in Dominguez Hills）金融学教授、沃顿商学院联系教师塔伊布·沙比尔（Tayyeb Shabbir）认为，确实如此。一个广为传播的观点是，尤努斯在其他重要职业生涯的选择上出现了重大失算——2007年，他曾短暂进入政界，沙比尔对这一观点表示认同。尽管尤努斯很快就解散了他当时组建的政党，不过，谢赫·哈西娜总理等政治家现在依然将尤努斯视为令人讨厌的竞争对手。“很显然，尤努斯已经将一生献给了帮助穷人的事业，但是，如果他没有决定成为一个‘政治动物’，那么，这一切可能就不会发生。”沙比尔认为。“如果（尤努斯在政界参与竞争的）事态恶化，那么，（总理）就会让尤努斯寸步难行。政治之所以被称为‘肮脏的游戏’是有理由的。”
现在，格莱珉银行已经被推上了一条很难改弦更张的道路，沃顿商学院法学教授尼赫·谢（Nien-hê Hsieh）表示。“如果人们认为格莱珉银行就这样受制于政治和政治影响力，那么，对借贷者来说，这确实是个问题。”他谈到。“即便（尤努斯遭解职）没有什么政治目的，可人们的看法”确实对这个行业具有破坏性。
沃顿商学院管理学教授凯斯·魏格特（Keith Weigelt）认为，尤努斯被解职看起来确实有政治动机。此外，这个事件也反映了整个国家的“成长过程”，而且凸显了小额信贷机构所面临的一系列挑战。他在谈到金融创新研究中心（Centre for the Study of Financial Innovation，简称CSFI）——设在纽约的一家非营利智库——最近发布的一项研究成果时指出，尽管不是什么新事物，不过，小额信贷机构面临的这些挑战正在不断加剧。
根据对全球范围内500多位小额信贷从业者、投资者以及其他专业人士的问卷调查，金融创新研究中心在其名为《2011年度小额贷款香蕉皮报告》（Microfinance Banana Skins 2011）的文件中指出，“信用风险”是这个行业面临的最大威胁，这一点与2009年进行的前一次调查的结果保持一致。但是，“政治干扰”则从此前的第十位上升到了第五位。专家们认为，在印度以及其他地方爆发的这些危机中，政治确实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尤其是在选举期间。其中包括政治家利用小额信贷网络接近选民的报道。此外，有政治家承诺，如果自己当选，将会延长选民从小额信贷机构贷款的还款期限，并为他们提供其他金钱上的好处。
“很多政治家从选民深陷其中的贫困恶性循环中捞取政治资本。”沃顿商学院管理学教授伊恩·麦克米兰（Ian MacMillan）谈到。“如果媒体只关注（小额信贷机构）的几桩劣迹，而无视小额信贷带来的多方面的好处，那么，这些政治家将会欢呼雀跃。他们乐见小额信贷运动以失败告终。”
世界妇女银行的伊肯德安现与全球39家小额信贷机构构建的网络进行合作，她认为，政治干扰之所以是小额信贷从业者关切的一个重大问题有很多理由。在世界妇女银行网络的孟加拉成员中，她看到，“它们确实不想太过冒险，因为孟加拉国的小额信贷——其机构数量可能比世界上任何其他地方都更多——已经深深渗透到了人们的生活之中。你确实能看到小额信贷为（这个国家）数百万人的生活带来的变化，如果政府担心它们会成为自己的政治威胁，或者认为一场公众运动会与自己在政治上展开竞争，那么，这个领域的其他机构就会深表忧虑。”
风险和声誉
但是，政治并不是小额信贷行业面临的唯一一个不断增长的威胁。在金融创新研究中心进行的问卷调查中，“声誉风险”就从第十七位上升到了第二位。这个智库的分析人士认为，这个结果“直接反映了这样的现状：小额信贷机构激进的借贷业务和对增长的渴望，将信用风险引到了自己身上，”并导致“小额信贷的好名声遭受了越来越多的攻击。”
试图缓解贫困的小额信贷机构，“在为穷人提供金融服务的时候，需要达成一种平衡——如果成本很低，同时，运营又能盈利，那么，它们是可以进入胜境的。”世界银行内一家独立的政策和研究机构扶贫协商小组（Consultative Group to Assist the Poor，简称CGAP）的资深顾问凯瑟琳·麦基（Katharine McKee）谈到。她访谈了50多位小额信贷机构的董事、首席执行官和相关人士，以期探究它们的治理结构是如何处理这种平衡的。“小额信贷机构既有快速增长的机会，也面临着快速增长的压力。我们看到，有些机构的所有者试图在短时期内获得高速增长和高额投资回报。”她谈到。“虽然从短期来看这样的目标很有吸引力，但是，从更长的时期来看，这种策略也会对可靠的借贷和客户服务构成威胁。”
正如沃顿商学院的魏格特教授谈到的：“事实表明，小额信贷是个有利可图的市场，所以，你能看到，盈利性的商业银行现在也进入了这个市场。在我看来，我们是否能守住在获得收益的同时致力于社会发展和环境这个‘三重底线’尚不清楚。如果你无法保住这三条底线，那么，从根本上来说，你的贷款就是‘次级贷款’（subprime lending）了。”
格莱珉银行对取得小额信贷专家们谈到的这种平衡所面临的挑战并不陌生。我们来看看该银行的储蓄产品问题。安全储蓄的拉瑟福德谈到，自2001年的一项改革之后，消费者在该银行的储蓄账户中存入了大量现金，而该银行也一直在提供比其他地方更具吸引力的利息。他还谈到，现在，格莱珉银行的储蓄额已相当于该银行贷款资产组合的150%。“这种状况导致格莱珉银行总部开始向分支机构的经理们施压，要他们增加贷款，增加贷款的部分目的在于挣取足够多的收益……以偿付储蓄利息。”他谈到。“该银行分支机构的经理私下里曾向我坦承，这种策略导致了他们向客户施压，要客户贷款，这是一种可能造成‘超额借贷’（over-borrowing）的危险行为，这种策略最近严重损害了印度的小额信贷业。”
一种解决方案就是银行降低支付的储蓄利息。但是，“可以理解的是，格莱珉银行很难这么做，因为它的很多资金都来自长期储蓄，比如，10年期的储蓄，该银行可能会觉得，那么做会背弃自己对客户的承诺。”拉瑟福德谈到。“但是，不管怎么样，这个问题都应该在造成质量低劣的‘超额贷款’之前得到解决，因为这样的贷款会导致糟糕的还款率。”
谁是下一任？
对尤努斯的继任者而言，这个问题只是他需要着力处理的诸多迫切议题之一。在最高法院宣判之后的这些天里，谁将成为格莱珉银行的新董事总经济尚不明朗。世界银行扶贫协商小组的背景报告称，根据格莱珉银行的条例，董事总经理由一个由三到五位董事构成的委员会来选举。而中央银行则要对董事总经理的人选最后核准。政府对董事会拥有巨大的影响力，因为董事会主席和其他两位董事均由政府指定。剩下的九位董事则要在该银行300多万个借贷者和股东中选举产生。不过，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选举条例也可能会改变。
“政府会指派一个像尤努斯那么有才干的人选吗？不会的。”加州州立大学多明尼戈斯山分校的沙比尔教授谈到。“可他们会任命另一位董事总经理吗？应该说这么做并不难。他们已经任命了一位赞同政府的董事会主席。”他谈到，他指的是穆扎米勒·胡克（Muzammel Huq），这位格莱珉银行经验丰富的高管曾离开银行，最近又回到了格莱珉。
格莱珉银行领导职位的真空状态引起了人们的诸多担心。除了在政治上会对领导层进行更严格的监督以外，格莱珉银行领导层的大动荡还凸显了银行在治理方面的问题，对很多小额信贷机构来说，这都是个众所周知的薄弱环节。“的确，很多小额信贷机构都没有治理结构。”魏格特谈到。“它们就像初创企业。有一位创始人，这位创始人有个设想，而接班人计划之类的议题则居于无足轻重的地位。”金融创新研究中心今年进行的调查显示，在对小额信贷行业构成威胁的所有的因素中，接班人计划从第七位上升到了第四位。
格莱珉银行也不例外。事实上，因为没有明确的接班人，尤努斯一直在不断受到批评。专家们指出，确实，这是一个连私营部门的巨星也在倾力解决的问题，其中就包括苹果公司（Apple）及其首席执行官史蒂夫·乔布斯（Steve Jobs）。
“但问题在于，‘尤努斯之后的格莱珉银行是什么样子呢？’”圣玛丽学院的道拉教授问道。“他总是说，希望能平稳过渡。可是，如果这个问题不能得到妥善解决，那么，很多员工就会离去——对其他非政府组织（NGO）来说，这些人极具价值。”道拉还认为，借贷者也会就此离去。
“迫近的问题是让格莱珉银行的储户保持信心，因为所有的贷款都来自储蓄资产组合。”拉瑟福德补充谈到。“因为贫困家庭往往将格莱珉银行等同于尤努斯，所以，这就意味着要设法让尤努斯担任该银行的名誉领袖。”拉瑟福德表示，从长期看，“我希望格莱珉银行保持其领导地位，希望它推出类似于2001年格莱珉进行第二阶段改革时推出的出色产品。”但是，他也坦承，这家银行的改革从来都不很顺利。“所以，我希望这次能侥幸例外。” 拉瑟福德谈到。
到现在为止，尤努斯还没有公开宣布自己的计划。他的计划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政府允许他做什么。据《金融时报》（Financial Times）报道，尤努斯已经取消了一个原定在宣判之后举行的记者招待会，格莱珉银行以及尤努斯创建的其他相关组织——其中包括几年前建立的旨在培育社会企业（social business）的尤努斯中心（Yunus Centre）——也没有就尤努斯的计划发表任何声明。由尤努斯的支持者提交的对最后宣判结果提出质询的两份请愿书，将在5月初举行听证会，但是，观察人士对此并不抱多大希望。
“现在，我们所能指望的最佳结果，就是一个让利益各方都能保全面子的解决方案，这个方案至少能让他们宣布从名义上获得了胜利。”沙比尔谈到。“一个受人尊敬的角色——表面看来可能拥有某些实权的角色——是尤努斯从格莱珉银行可能取得的成果。然而，现在看来，涉及到让尤努斯从形式上恢复或者完全恢复格莱珉银行董事总经理职位的任何解决方案，都越来越不可能出现了。
有些观察人士预测，尤努斯将把精力转向让社会企业项目取得成果的方向上去。近年来，为了与各个跨国公司一道培育社会企业，为了完成计划中有关健康的项目，他已经不再从事银行的日常运营工作。
至于说尤努斯的命运是否只是小额信贷整个行业暗淡未来的一部分，我们尚需拭目以待。“关于小额信贷和减少贫困的问题，我们听到了很多褒贬不一的信息，此外，我们也看到，小额信贷的盈利模式激起了人们的强烈反应，这些事实表明，小额信贷的部分使命已经失去了光彩。”沃顿商学院的尼赫·谢教授谈到。“但是，如果它们的目标是改变人们的想法——从认为穷人中的最穷困阶层除了接受捐赠和救济之外一无所能，到认为自己有能力掌控自己的生活——那么，它们的这部分使命已经取得了成功，而且还将继续下去，我认为，改变人们的想法也是尤努斯进入这一领域的初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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