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美国人口普查局（Census Bureau）9月推出的“美国社区调查”（American Community Survey）中，一个最为引人注目的结果就是贫困率。与前一年比较，贫困人口上升到了14.3%，贫困人口总数达到了4，360万人。这就意味着每7个美国人中就有1个人生活于贫困之中，该局的统计学家谈到，这是自20世纪60年开始调查这一数字以来的最高水平。
全国的新闻媒体对这一调查结果迅速做出了反应，这个不同寻常的结果引起了很多美国人的共鸣。虽然官方称，这场“大衰退”（The Great Recession）爆发两年以后于2009年年中正式终结，不过，失业率依然以近10%的水平顽固地维持在高位，而以前自以为相当富裕的家庭现在则担心，自己并没有多少能让自己免于进入这一统计数字的财产。
与人口普查局的其他调查结果合在一起，贫困率统计数字帮助我们描绘了一幅经济衰退之后，美国人当今生活的景象。首先，这是一个劳动人口挣钱越来越少的国家。这项调查显示，2009年，美国家庭的收入中位数（median income）为50，221美元，比2008年降低了2.9%（以2009年的美元调整后），是1997年以来的最低水平。其次，美国的居民正在发生生活方式的变化，这些变化会对人们的未来生活产生长期的影响。一个佐证是：在接受调查的成人中，已婚人数为历史最低水平，与此同时，共同居住的未婚伴侣和非亲属人数，则比经济衰退之前的水平有了缓慢但稳定的增长，此外，2009年生育孩子的女性人数也更少了，比2008年减少了2.2%。
“这是一场非常严重的衰退，人们的反应也异乎寻常地强烈，尤其是在家庭组织方面。”沃顿商学院管理学教授、该学院人力资源管理中心（Center for Human Resources）主任彼得·卡普利（Peter Cappelli）谈到。然而，他和其他观察人士对这场经济衰退对这些趋势的影响程度提出了质疑；毕竟，多年来，美国人结婚的人数一直在减少，这种减少并不是因为经济的原因。不过，这些专家一致认为，无论是直接的还是间接的，其中的很多因素都会影响到这个国家经济复苏的速度和强度，或许还会对人口的长期动态造成影响。
贫困的界定
人口普查局的研究结果经常会引来政界和商业各类学者的非难，这倒不一定是因为它得到的统计结果，而是因为它获取这些结果的方式。不妨看看最近的贫困人口数字。2009年，在确定加权平均贫困线时，该局统计学家的统计基础是他们按照税前现金收入计算的结果，而没有考虑食品券（food stamp）（美国政府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实施的计划，旨在保证低收入人士和家庭的日常生活。——译者注）以及政府提供的其他非现金帮助，人口普查局的标准是，四口之家的贫困线为21，756美元，年龄低于65岁的单身的贫困线为11，161美元。批评家还认为，当引入目前的标准时，为了能反映出低收入美国人今天而不是40多年前的经济状况，贫困的标准应该不断更新。
但是，无论采用的方法是什么，该局得到的结果都构成了每年4，000多亿美元联邦基金和州基金分配决策的基础。除此之外，“这些数据不但对研究者很有用，而且对州政府和地方政府官员以及私营企业也很有帮助。”宾夕法尼亚大学社会学教授和该大学人口研究中心（Population Studies Center）的主任厄玛·埃罗（Irma Elo）谈到。
从未来政策的角度来看，有关贫困的最新结果可以给我们带来某些启示。“贫困率（比2008年）只上升了1%，对于一场非常严重的经济衰退来说，它的影响之小令人惊异。”沃顿商学院商业和公共政策教授、设在马萨诸塞州剑桥的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助理研究员贾斯廷·沃尔弗斯（Justin Wolfers）谈到。他表示，2009年的贫困率没有像上一次严重经济衰退——也就是20世纪80年代初的那场经济衰退——之后的贫困率那么高，当时的贫困率高达15.2%。“其中的真实涵义在于，‘安全网’”——比如，联邦政府失业保险计划的扩展——“在这次经济衰退中的表现比以往更好。”他指出。
其他人对此表示同意。“遏制贫困大幅增长可能性的最重要计划，是社会保障计划（Social Security）、联邦医疗补助计划（Medicaid）（美国最大的医疗福利计划，它覆盖每个州，包括哥伦比亚特区和5个海外领地。联邦医疗补助计划的对象是符合特定条件的低收入人群，以及有老人和残疾人的家庭。——译者注）、失业保险以及食品券。”而不是像某些人认为的在于奥巴马政府所做的工作和投资刺激计划，设在华盛顿特区的布鲁金斯学会（Brookings Institution）资深经济研究员罗恩·哈斯金斯（Ron Haskins）在最近一次演讲中谈到。“去年，我们在失业保险上投入了1，320亿美元，在联邦医疗补助计划上投入了近2，700亿美元，在食品券上投入了500亿美元。即便没有《美国复苏与再投资法案》（American Recovery and Reinvestment Act）带来的强化效应，社会保障、联邦医疗补助、失业保险以及食品券等计划反贫困的效力也是非常显著的。”
关于孩子的统计
但是，人口普查局的调查结果也表明，不能从各种计划中得到足够好处的一个社会细分群体是这个国家的孩子。从2008年到2009年，年龄低于18岁的美国人的贫困率，从19%上升到了20.7%。这是个巨大的增长，埃罗谈到。“现在，每5个孩子就有1人生活在贫困中。这对未来彻底根除贫困的目标可不是什么好兆头。”
这一增长发生在所有家庭养育子女的费用大幅增长的时期。美国农业部（U.S. Department of Agriculture ，简称USDA）一个题为《家庭在孩子身上的花费》（Expenditures on Children by Families）的报告显示，在由一对夫妇、两个孩子构成的家庭中，平均而言，税前收入低于56，670美元的家庭每年在一个孩子身上的花费从8，330美元到9，450美元不等；税前收入介于56，670美元到98，120美元的家庭，这一花费的水平处于11，650美元到13，530美元之间；税前收入超过98，120美元的家庭，这一花费的水平则介于19，380美元到23，180美元之间。
如果收入继续下降，那么，夫妇生育孩子的决定会受到影响吗？人口普查局的最近调查结果显示，在2009年那次调查之前的12月中，生育的女性为430万人，低于2008年440万人的水平，不过超过了2008年之前两年均为420万人的水平。
当然，这些结果并不能完全说明外部因素对夫妇生育状况的影响，需要特别注意的是，从怀孕到生产有9个月的时间间隔。然而，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华盛顿特区一家民意研究组织——4月发布的一份全国性的研究结果表明，生育率的下降与美国经济状况的不断恶化存在着相互关联的关系。“2007年到2008年期间，全国的生育率变化幅度与前一年的人均收入变化幅度和住房价格变化幅度之间存在着密切的联系。”这份研究报告指出。
宾夕法尼亚大学社会学教授克里斯汀·哈克尼特（Kristen Harknett）谈到了欧洲的一项研究，她参与其中的这项研究表明，低生育率与动荡的经济形势和失业率之间存在着关联性，她认为，这个结果同样也适用于美国的情况。比如说在经济低迷时期的婚姻状况，“人们会推迟生孩子的时间，如果经济动荡更为剧烈，那么，他们则可能将生育孩子的时间大大延后，从而，他们最终生育的孩子会比最初计划得更少。”她谈到。
不但生育孩子的夫妇在减少，近来，人们还越来越不愿意结婚了。正如沃顿商学院的卡普利谈到的：“结婚的选择受很多因素的影响，其中也包括经济因素。”单单是婚礼的花费就可能足以阻止人们喜结良缘了。亚利桑那州一家跟踪美国婚礼行业的研究机构婚礼报告公司（Wedding Report）称，今年上半年，婚礼的平均花费已经上升到了23，867美元，2009年和2008年的婚礼费用则分别为19，581美元和21，814美元。
宾夕法尼亚大学人口统计学教授塞缪尔·普雷斯顿（Samuel Preston）谈到，不但是何时结婚，就连与谁结婚也往往视经济稳定性而定。他对人们推迟这种重大生活变化的时间并不感到惊奇。“从一定程度上来说，婚姻一种经济同盟，如果人们拥有稳定的收入来源，他们就更容易结成稳定的关系。”他指出。
但是，沃尔弗斯则表示，过去30年来，结婚率一直在持续下降，即便在经济繁荣时期也不例外。他认为，在经济状况糟糕的时期，结婚更有吸引力，因为婚姻是一张“保险单”，也就是说，如果夫妇一方被裁掉，仍有另一方的收入维系生活所需。“从一位经济学家的角度来看人们的结婚状况，我感到惊奇的是，在这次经济衰退期间，结婚率并没有多少上升。”沃尔弗斯谈到。
两人一旦结婚，经济状况就会在他们的婚姻寿命中扮演角色。人口普查局的这项调查显示，52%的已婚成人依然保持着婚姻关系。哈克尼特谈到了她过去20年来一直参与其中的一项研究，这项研究关注的是美国5，000个城市家庭的动态。这项研究的结果表明，在经济衰退期间，收入出现大幅下降的夫妇更可能离婚。此外，生活在丧失抵押品赎回权高发、失业率高企地区的夫妇，比生活在较为稳定的其他地区的夫妇更可能离婚。
共享资源
人口普查局的其他调查结果为阐明姻亲关系中的经济学带来的曙光。该局的“当期人口调查”（Current Population Survey）发现，从2009年1月到2010年7月期间，非婚异性同居的人数增长了13%。人口普查局对这一趋势深感惊奇，为了弄清长期失业等经济状况对非婚异性同居人数的增长是否相关，在对这些结果进行深度研究之后，该局于9月发表了一篇工作论文。研究表明，它们之间看似是有关联性的。
这篇文章谈到，比起其他伴侣来，刚刚开始一起生活的伴侣双方均就业的比例更低，前者为50%，后者则为39%。此外，刚刚开始一起生活的伴侣也更年轻，其中，37%的男性和45%的女性的年龄在15岁到29岁之间，而长期生活在一起的伴侣的对应比例则分别为23%和32%。另外，他们还有更多人生活在大家庭中——其中有24%生活在五口或者家庭成员更多的家庭中，而长期生活在一起的伴侣生活在大家庭中的比例则为15%。这个结果与人口普查局的其他调查结果相符，该局的调查结果显示，无论是生活在家庭中的伴侣数量，还是在那些家庭中生活的非姻亲人数均出现了增长。
埃罗认为，如果个人没有与朋友和家庭一起生活，那么，贫困率将会高得多。“这是表明家庭如何应对经济问题的一个明确指标。”
普雷斯顿认为，当贫困率上升的时候，家庭的规模便会增大。他谈到，100年前，这个国家一半以上的家庭都生活在穷困状态，当时，人们的家庭规模要大得多，因为几个“大家庭”（extended family）会生活在一起，大家比邻而居，多个家庭生活在同一个屋檐下。“事实一次又一次表明，当收入增长时，人们便会表现出对小生活单元（living unit）的偏好。”他谈到。
可是，这种人口统计学上的变迁会在经济上有所反应吗？沃尔弗斯认为，目前这种共同生活的趋势对住房市场具有特殊的含义。“这确实是这项调查中最引人注目的数据。”他谈到。“简单说来，目前的住房价格之所以可能还将在低位徘徊，是因为相较于家庭的数量，我们的住房数量太多了。共同居住家庭的不断增加以及‘同居一室’伴侣数量的不断增长，同时，因为现有人口组建的家庭数量会更少，所以，这一问题可能会变得更趋严重。”他补充谈到。“这也是妨碍住房市场复苏的一个因素。”
哈克尼特认为，从人口普查局的其他调查结果来看，尚不会出现收入的大幅反弹和贫困率的大幅降低。20世纪80年代的经济衰退之后，用了5年的时间贫困率才回到了经济衰退之前的水平。“贫困率的降低取决于经济复苏的持续时间。”
卡普利预测，如果就业市场有所改善，那么，贫困率就会迅速改变。而与经济状况间接相关的其他趋势，比如，结婚率和出生率等，则需要更长的时间才会出现增长。“人们很可能会等待就业市场的经济状况出现改观之后，才会做出重大决定。”他谈到。“不过，人们只能等待那么长的时间，当然，他们也可能会决定冒险，即使经济状况并没有改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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