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关于11月份美国总统大选系列专题中的第三篇，专题对两位总统候选人，即民主党议员巴拉克·奥巴马及共和党议员约翰·麦凯恩的资格及其各项经济与财政提议进行探讨。
下一届美国总统将有一份庞大的待做事项清单：领导这个正与别国开战的国家、消除或大幅削减联邦预算赤字、避免金融体系发生崩溃、以及对“婴儿潮”退休人士的应享权利加以管理等。
政论家大卫·葛根（David Gergen）曾任四届美国总统顾问，现为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公共领导中心的主任，今年夏天，他对沃顿商学院的学员们指出，“下一届总统面临的挑战将令以往任何一届总统都望而却步。长期以来积累的众多问题迫切需要得到解决，可谓是时不我待。”之后，随着作为全球经济支柱的若干金融机构的相继垮台，此等挑战日益加大加深。
沃顿商学院教授迈克·尤西姆（Mike Useem）就有效的总统领导力素质展开了论述：“对于在2009年1月21日那天走进美国总统办公室的人士而言，他的工作将比任何一个人的工作都要艰难，”尤西姆是沃顿商学院领导力与变革管理中心的主任。他与同仁们指出，如此艰巨的任务势必要求总统具有非凡的管理才能与认知能力。
那么，选民如何才能识别这些素质呢？关于哪些是最为重要的领导力品质，沃顿商学院和宾夕法尼亚大学的教授们持有许多观点—但是他们也承认，在某些情况下，这些素质将因具体情况而异。譬如，在和平时期，温斯顿·丘吉尔的政治生涯飘忽不定，但在战争时期，他是公认的无比成功的领袖人物。
“鉴于你需要的是很多特性，因此很难说你最需要的是什么，”沃顿商学院管理学荣誉退休教授西德尼·温特（Sidney Winter）说道，他曾任布什第一任期的美国审计总署首席经济师，并在肯尼迪政府期间担任经济顾问委员会委员。温特教授指出，事实上，往往只有在事后才知道哪些个人素质最为重要。
但是，多数教授的清单上列有一项素质，那就是说服能力。总统与大企业的首席执行官不同，他的影响力极其有限。正如管理学教授凯瑟琳·克莱恩（Katherine Klein）所说的，“因为国会议院不是你聘用的，所以你不能炒他们的鱿鱼。”
理查德·纽斯达特（Richard Neustadt）在他1960年所著的《总统的权力与现代总统》一书中指出，总统实际上是个权力很弱的职位，几乎只是一种说服权力，说服政府不同部门采取行动。作者引用了杜鲁门在1952年艾森豪威尔总统就职前夕的一句话：“他（艾森豪威尔）将坐在那里说，‘你们要干这个！干那个！’，然后什么事都没有发生。可怜的艾克，这里跟军队可完全不一样。”
无论艾森豪威尔在管理政府方面必须学些什么——而且很难想象，他实际上对于官僚内斗所知甚少，但是他的确具备另一种品质，部分政评家希望新一届总统也能够具备此种品质：他能够流露出镇定感和能力。温特和其他人称这种“在压力下保持镇静的能力”是下一届美国总统须具备的重要特性。
思路开阔与高智商
接受采访的大多数教授还希望新任总统是一位聪明和思路开阔的人士。“我们希望看到上任的总统是一个智商极高的人，他能够真正地综合各种事实。同时他还思路开阔，善于广纳贤言。”克莱恩说道。
但是有一位教授对于智商的重要性提出了异议。“学术界认为总统应当聪明睿智，这的确无可厚非，但是纵观美国历史，在我们最杰出的总统当中，似乎有些是聪明的，有些则不怎么聪明，”沃顿商学院商业和公共政策学荣誉教授杰拉德·冯哈伯（Gerald Faulhaber）说道，他曾于2000-2001年担任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首席经济师。
在人们的记忆中，成功的总统一般都是高智商的，但是他们在任期内却未必能受此礼遇。例如，在1933年，福兰克林·罗斯福就曾被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奥利弗· 温德尔·霍姆斯（Oliver Wendell Holmes）称作是“二流的智力、一流的气质”。
但是，冯哈伯确信，成功的领袖应当具备抵制诱惑的强大能力。“人类最大的诱惑就是性和毒品，”冯哈伯说道。另外，对于政客乃至总统而言，这种诱惑更显强烈，因为它更加唾手可得。例如，克林顿本来可以成为一位极受尊敬的总统，“他聪明过人……但是被莱温斯基丑闻案击倒了。”
许多教授指出思路开阔非常重要。“在我看来，在日益复杂的外交关系以及金融市场的背景下，而且目前的状况已经远远超出多数职业政客和具有法律背景和一般专业人士的经验范围，愿意认真听取意见和提出探索性的问题……将是头等重要的，”沃顿管理学教授丹尼尔·M.G.拉夫（Daniel M. G. Raff）说道。“国家最终需要的是能够发挥推动作用的人，他能根据高度简化的（当然并非无关的）全球局势来采取行动。”
他意识到自己生活在安全与信息的泡沫中，而且对这样的泡沫深感焦虑，这应当是另一项重要特性。最为成功的总统所拥有的信息渠道深植于政府内部，而且能越过层层官僚体制，温特说道。他记得有一次，肯尼迪总统曾经召见经济顾问委员会的一位成员，直接询问他对经济的预测。
温特教授认为，最杰出的总统似乎还会在决策时采取辨证的方法。让不同观点相互辩论有利于理解同个问题的不同方面。克林顿总统据说就特别擅长此类开放辨证式的决策方法，温特说道。例如，在决定削减赤字和北美自由贸易协议的重要优先项的时候，克林顿总统听取了双方的意见，之后调和了党内自由派的意见，以使两项议案均得到通过。
温特称福兰克林·罗斯福也是素来以此种辨证方法学习而著称。温特想起曾与他共事过的一位教授，这位曾在罗斯福政府工作过的教授说，他认为罗斯福总统故意把一个困难的任务分派给多人或多个部门去做。“结果就产生许多部门内部的争论，但是罗斯福总统对这类争论并不会表示谴责，”他说道。罗斯福认为这样能让问题和若干互有争议的解决方法浮出水面，然后他就可以据此来做出最后决策。
沃顿管理学教授彼得·卡普利（Peter Cappelli）也认为能够广泛听取不同意见是一种重要的能力。卡普利认为：如果领导不注意创建一个鼓励各抒己见的宽松环境，无论他是一个公司总裁或是白宫的领导，最后决策就会演变成为“集体思考”的结果，致使他有可能忽略重要事实和解决问题的新方法。
从谏如流
此种辨证方法对总统的要求很高，因为它会让人们清楚地了解到，做出决策是多么艰难，温特说道。“各人把所有事实和观点统统摆上桌面，总统的决策能力接受挑战……这个人必须真正能够在散会后处理所有这些材料，并对各人的观点进行权衡。”他补充道。并不是所有的总统都青睐此种方法的。 “我需要‘一只手（one-handed）’的经济师！”杜鲁门总统曾经感叹道，因为他所有的经济顾问都会说，“一方面……另一方面……”
据温特说，美国国务卿迪安·艾奇逊（Dean Acheson）是杜鲁门总统的顾问之一，他曾经指出顾问的作用不是提供各种不同的方法，而是为总统在决策时带来信心。
某种威信也可以成为一项优势。冯哈伯认为，麦凯恩在这方面具有一定优势，这并不仅仅是因为他是资深的美国参议员，而是因为外国领导人可能认为年轻的奥巴马不太胜任，就象是前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试图利用年轻的肯尼迪那样，因为他认为肯尼迪可能经验不足。正是这种印象，使得赫鲁晓夫决定在古巴部署导弹，从而导致了当年的古巴导弹危机。冯哈伯认为这种情况不会在麦凯恩身上发生，他还补充道，“人们认为他有一点疯狂。”在博弈理论中，不太确定对手会做什么，这可能是对手的一项优势。“如果你认为对手是疯狂的，那就会改变博弈局面，转而会变成对手的优势。”
理想的情况就是，下一届总统将能够鼓舞民众，并且也知道如何把事情做好，宾夕法尼亚大学历史学教授兼美国民权委员会前主席玛丽·弗兰西丝·贝里（Mary Frances Berry）说道。但是，鱼和熊掌很难兼得，她指出，里根总统具备这种感召力，而且善于通过国会来推行他的方法，但是他缺乏执行经验。另一方面，艾森豪威尔总统具有执行经验，但是缺乏个人魅力。而在现代，贝瑞认为只有福兰克林·罗斯福总统“既有感召力，又深谙政府运作之道。”
学术界的兴趣有时会倾向于追随社会的愿望或急务，克莱恩指出，阅读有关管理类领袖的学术文章就会发现，公众对始于里根时代的领袖魅力的痴迷现在可能正在消失。“我觉得它已经走完了它的历程。”里根非常有个人魅力，克莱恩说道。“那似乎是奏效的，柏林墙不是倒了吗？”但是，当今的问题也许不再需要一个“孤独的牛仔”。当国内问题频现，“我们需要的是一个不同模式的领袖。”
新型领袖应当什么样？
“我认为，大家普遍同意的一点是，他能够采取折衷办法，可以有办法在对立阵营中找到共同点，这对于向前发展是非常重要的，”卡普利说道。他在引用9月30日国会否决救市提案一事时说道，谈判和统筹能力似乎突然变成了一项非常重要的技能。
“从人们最近的经历来看，我们需要的总统应当能够积极采取行动，同时愿意听取反对意见、不同意见、以及有经验人士的意见，但是并不一定要依赖他们的意见来排除别的事情，”贝里说道。我们现在真正需要的是可以鼓舞民众，同时了解政府运作及如何把事情做好的总统。“我们需要的是富兰克林·德兰诺·罗斯福（<SPAN lang=EN-US style="FONT-SIZE: 10pt; FONT-FAMILY: Verdana; mso-fareast-font-family: 宋体; mso-bidi-font-family: 宋体; mso-ansi-language: EN-US; mso-f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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